中文系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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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问题。从近代引入西方大学制度开始，中文系该怎样办，如何设置科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出路怎样，都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最有名的意见来自闻一多。

1946年暑假前，他口头向清华大学提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建议“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文字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认为“旧制的特点，是中西对立，语文不分”。中西对立，指的是当时大学的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的学系，所设立课程都兼讲本国与外国的学问，唯独文学和语言，仍依国别分作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学两系，这是十分畸形的现象。他猛烈抨击说，许多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是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小型国学专修馆，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说他们“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五千年的古国的光荣”。而外国语文学系，则被他斥为文化买办，是“高等华人养成所，唯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闻一多曾留学美国，但他是一位有着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学者，故对“帝国主义”本能憎恶。而他又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传统影响的学者，郭沫若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我们只要看他的《诗经》的研究，“不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而且要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发生学、民族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态度，即从最新的角度研究《诗经》，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就可知闻一多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把中国传统文学仅看成是历史文本，而与传统的依本儒家诗教之旨的诗学胡越相隔。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感情上激发大众，使大众不再相信“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教”，而闻一多则在学术领域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论《诗》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诗教论’”。他著有一本唐诗选本《唐诗大系》，王瑶指出，其在“讲授时也并不过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赏;更重要的，他把选本中的诗当作文学史的例证来阐明文学史的发展;考订作者所遭遇的史实，和在历史中的关系及地位”。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闻一多研究及授课的模式逐渐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流。

闻一多又敏感地发现，语言学与文学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他指出：“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语言学的科学化。语言学已经成为科学，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是这门科学的一个分支;而文学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也不需要、不可能、不应该是严格的科学。”他下面说的话，大概当代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的学者没有不同意的：“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更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历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尽管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多采用科学方法，但他毕竟是著名的新诗人，他知道文学属于艺术，不可能像语言学那样，彻底地成为科学。将语言学与文学捆绑在一起，既妨碍语言学的独立发展，也过多占用文学教学的时间。众所周知，文学的学习需要大量的阅读，而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同学，多是感情淡薄而理性丰裕、思维缜密的，志趣不在文学作品，如将语言文字之学独立成系，有志于文学的学生就会有更多时间阅读，想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同学，也不必为学习他们兴趣不大的文学作品而徒耗青春。程俊英就认为，“语言学另成一系后，中国文学组学生馀下的时间较多”，可以用来扩充中国文学史的课时，并将文学批评、文学概论等课增设为必修。而反对者吕叔湘则以为：“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学的medium，正如水之于鱼。不识水性不知鱼之乐，不精一种语言不能欣赏那种语言里的文学。”故他希望能“稍微看重点儿”一种文学和一种语言之间的依存性，不赞成语言学单独成系。但他忘了，在《马氏文通》之前，中国人根本没有语言学，照样吟诗作文，填词度曲，谱传奇而撰小说。学语言和语言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闻一多最后谈到了他理想中改组后的文学系的目标：“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而手段则是“采用旧的，介绍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

尽管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学不无偏见，但他认为要中西兼通，要将语言学与文学分离开来，却有非常之见地。他的同事朱自清，及上海学者陈望道、徐中玉、陈子展、朱维之、程俊英等，莫不赞襄他的意见，然而从1948年1月此议在《国文月刊》第63期公开发表至今，没有哪一所高校采用他的主张。原因既在于朱维之、陈子展所指出的师资问题，即“国文教授不懂外文，外文教授不懂国文”，也在于徐中玉所指出的成见：“唯其彼此都属无知，所以冬烘才能以为中国文学系只可以并只需要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稍一越出范围便认是‘驳杂’‘附会’;亦所以假洋鬼子才能以为外国文学系本与中国文学无涉。”或许还在于吕叔湘所指出的，“成问题的是合式的学生。修习这两个新的学系的学生，必须在入学的时候在中文和至少一种外国语的认识和运用上，同样的都已经有相当的造诣，然后这个新的方案方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近世人文学术的发展既然循着科学道路，则不能不益加专门、精密，“分”的力量远较“合”的力量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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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月刊》对大学中文系或曰国文系的讨论，从1941年就开始了。其背景是1939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先是1941年第1卷第10期，《国文月刊》刊发了程会昌（程千帆）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编者认为“有不少好意见”“这种商榷极有意义”，显有引发争鸣之意，然而迟迟未有反响，大约因为文中指出1939年部颁科目表给学生的习作时间不足，仅列各体文习作一科，四学分，且包括古代现代各体，文言训练严重不足，而其他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1942年16期，程千帆又发表《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以为弊在“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此文一直到1944年和1948年，才有陶光、徐中玉著文商榷，反倒是1945年39期丁易的《论大学国文系》，很快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丁易此文，首先明确了“大学为什么要设立国文系，它的目标究竟在哪里”的答案：“对中国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围绕这一目标，他认为应将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组、文学组和文学史组。文学组的课程内容“主要的是文艺理论，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赏，以及创作实习等”，“至于创作实习则是本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应占本组课程二分之一。”丁易所说的创作实习特指新文学，他反对部定文学组仍然保留传统各体文学的习作，认定“旧文学已到了末路，不值得再去创作，那么它就仅仅剩下了历史的价值了”，故设立文学史组“一为史的系统研究，可别为分期的文学史、分类的文学史两种。二是史料的整理，或是一个作家的生平考证，或是一部作品的校勘训诂。目标十分鲜明，只限于整理研究”。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现行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完全是依本丁易文学史组的设想而运作，中文系可以说是与文学创作漠不相干的一个系所，中文系的学者，并非如一般社会人士所想象的那样，都是才子才女，而几乎全都是严肃的科学家。但在丁易本人，其实是想让设想中的中文系文学组承担起培养新文艺作家的任务的。

尽管丁易的观点已经十分折中了，还是不能为持科学立场的学者所容。语言学家王力很快就著文反驳。王力认为大学里只能造就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他的理由如下：

一、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二、西洋大学里很少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或诗人充当教授。文学家如果充当教授，他是用学者的资格，不是用文艺作家的资格。三、大学教授在教室里讲授的应该是不容否认的考证或其他研究的结果，不应该是那些不可或很难捉摸的技巧。若教学生们写作，如果学生是没有天才的，将是一辈子都教不好;如果学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学作品可能远胜于他们的老师，老师将凭什么去教他们呢？四、学生的一篇文艺作品的好坏，是很难定出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况且还有文学的宗派的问题。

王（力）文的观点，直至今天仍占中文学界的主流。但其实他的理由每一条都站不住脚。王力本人著有《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等著作，但他自己所作的《龙虫并雕斋诗集》，没有一首出彩之作，故他对文学创作乃至文艺的创作完全懵然。任何艺术，包括文学，在成为艺术之前，首先是技术。没有技术，不经过对经典作品的模仿，任何人的天才都无法充分发挥。

此不但中国传统文学为然，我们只要看RobertMcKee的《故事》一书，自1997年初版以来，一直是全世界编剧的第一必读经典，至今仍属于美国亚马逊最畅销图书之一，指导无数人从事小说创作、广告策划、文案撰写，就可知普遍以为不需要学习的文学创作，实则是多么需要专业的指导。曹文轩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创小说创作学硕士点，学生毕业不需要写论文，只要其创作的小说能得到著名作家的认可，即可毕业。这一实践也说明，新文学创作完全可以通过课堂传授。

任何一门艺术的技巧都有规律可循，并非如王力所云“不可或很难捉摸”，成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天才，主要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心灵上、思想上。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取得王力这样的成就，然而又如何能要求接受了新文学创作专门训练的学生，个个成为鲁郭茅巴老曹呢？况且，又如何证明鲁郭茅巴老曹要是受了中文系的专门训练，不会取得比他们本来成就更大的成就呢？诚如徐中玉所驳：“王（力）先生既然承认‘大学的课程对于文学的修养不是没有帮助’，为什么又要说‘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作品本身当然不能传授出来，而是自己修养出来的，既然课程对修养有助，为何便不能对‘造成文学家’有助？”

且不说人文学科与科学不同，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不该以西方大学的做法，作为衡量中国大学的标准，单是近年来英、美等国，很多高校开设创意写作（CreativeWriting）的硕士专业（一般分诗歌与小说两组），就可知即使是在高度科学化的西方学界，也日渐意识到，写作能力可以而且完全可能由大学课堂进行训练。

至于说一篇文艺作品很难有客观的标准，这同样是具有科学家头脑的人对文艺的偏见。杜甫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才渐渐建立起来的，但一直到清初，还有王士禛这样的诗人，引用宋初杨亿之语反对他。赵执信《谈龙录》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然而，我们能因为杨亿、王士禛的反对，就否认文学史上对杜甫的评价，事实上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吗？杜甫与王维诗风是那样的不同，而如果将杜、王并列，绝对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文学评价的标准固然有风会、宗尚、正变等因素，但每一种文体，都有一种文体的合格标准，这是人所共见而易于把握的。低于此标准，即为不合格，此完全无关于风会、宗尚、正变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大家和名家的看法，也绝少存在分歧。诗赋是科举时代最重要的考察科目之一，如果认为文学作品没有标准，又如何能进入考试达千年之久呢？

王力和很多学者一样，把文艺想象成纯粹天才的产物。而不但著有《人间词话》，更著有《人间词》的王国维，就非常明白，只有极少数的文艺作品，是由天才创制，而绝大多数的文艺作品，其实都不是天才所制作：“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绝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绝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绝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王国维以为，“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只要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纵无艺术之天才，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若宋之山谷（黄庭坚），明之青丘（高启）、历下（李攀龙），清之新城（王士禛）等，“其去文学上之天才盖远，徒以有文学上之修养，故其所作遂带一种典雅之性质。而后之无艺术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与第一流之文学家等类而观之”。

而即使是文艺的天才，专业的训练对其发展也至关重要。王羲之从卫夫人学书，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要其子“熟精文选理”，梅兰芳从吴菱仙开蒙，又曾在富连成科班搭班演出，还向王瑶卿学习花衫行当的表演，向乔蕙兰学习昆曲……没有专业的训练，文艺创作不能成其大，作品不可能流行得既广且久。傅庚生赞同丁易、李广田的观点，认为大学中文系应当主动倡导新文学的创作，“中文系固然不该——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为目的，却该希望有部分的天才在这里接受一种熏陶，投得一条门径，遇到一番启发，学习一些技巧”，他反驳王力的话“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也是铁一般的铸成了大错。我们应该因错误而检讨，想一个补救的办法;不该因为看到‘票友下海’的人把戏唱得差不多，便一口咬定说‘科班’里反而不会造就出本行的人才来。‘新文学的修养不能由旧文学中取得’，是不是一种脱节失败的现象？‘中文系的学生多数视外国语文为畏途’，难道说是先天性的，不能付纠正的吗？”王力举茅盾、曹禺、冯至、卞之琳、朱光潜、梁宗岱等人为例，认为这些人正因西文根底深，才成为新文学的人才，这样的例证法实在不够科学。如果我们说因为当代作家余华、毕淑敏、冯唐都是学医出身，就认为医学院是适合造就文艺人才的渊薮，岂非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