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筒子楼
作者: 夏鲁平
一
我努力想象罗强的形象,是因为他打来的几个电话。我不认识他,又不能说完全不认识,起码小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经常见面。他那双晃动的大眼睛,极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由此我的眼前很快浮现出一群人的影像,虽然年代久远,却画面清晰。
影像的主人公无疑是罗强的父亲罗叔叔,他是我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厨房做饭时讲,在饭桌上讲,上床睡觉前也讲。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罗叔叔的名字罗志贤,就会从他们嘴里溜达出来,铺展开去,信马由缰,最终落在罗叔叔炒菜这件事情上。我母亲说,男人下厨房跟女人不一样,他总是把锅碗瓢盆随手乱放,每次做饭,都能看到他家的铲子、勺子扔到我家灶台这边儿到处都是,我不得不帮他收拾起来,涮干净了放回原处。我母亲不得不承认,罗叔叔干活虽然邋遢,但炒菜味道在筒子楼是一流的。在我印象中,罗叔叔炒菜不仅香,还特别,别人都是左手握大勺把柄,右手挥舞菜铲,而罗叔叔却是反着来的,左手挥铲,右手握大勺,那动作怎么都让人看不惯。
其实罗叔叔炒菜的香味,完全来自油锅里的一种食材——辣椒。罗叔叔一家是湖南人,辣椒是必不可少的作料,他家经常炒的是大头菜或菠菜。菜放进大勺,他便大把大把地往里投放辣椒,那横冲直撞的辣味总是灌满了整个走廊,呛得人不住咳嗽,流眼泪,然后又努力回味那刚刚飘散的辣香,荡气回肠的。
那时,我们家住在我父亲单位分配的筒子楼里,十几户人家,都是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把那筒子楼带动得极为扎眼。筒子楼的特点是,每家每户共用一条走廊、一个厕所,生火做饭的厨灶全搭建在走廊里,厨具铁架子挤占了走廊的半个空间。这样一来,过道就过于狭窄、逼仄了。有人在那里做饭,身后屁股时常蹭到过路人的身上。这时,不管手头多么要紧,都要直起身,缩紧屁股避让行人,嘴里还要打一声招呼:“回来了?”“做饭哪!”或是“出门啊!”也有不打招呼,直接走过去的人。
筒子楼里的人说话南腔北调,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什么事情都好奇,说话也吵吵嚷嚷。一到做饭时间,走廊里挤满了一群系着围裙、个头高矮不齐、穿着花花绿绿拥挤忙碌的身影。这些人有的默不作声,有的有说有笑。一通热闹之后,饭菜做好了,端起盛有饭菜的碗回到自家屋里,人流散去,欢喜的日子就包裹进了自家的房间里。
我们这座城市很早就有了煤气,筒子楼更不例外。每次打开煤气灶,那蓝色的焰火,会让那些楼外住平房的人家好生羡慕。那些人家用的全是煤烟炉,也有烧木柈的。漆黑的油毡纸房顶,常年歪歪斜斜地竖立起一根又一根烟囱,袅袅炊烟从烟囱里钻出来,在天空指引着风的去向。
筒子楼顶没有烟囱,这显得平房屋顶的烟囱也格外突出。这些平房里的人家,为保持室内的温度,冬天晚上从不弄灭炉火,睡觉前往炉火中添加一层湿煤,闷住炉火,一不小心,就造成煤气中毒事件。那些住在平房里的人不仅羡慕筒子楼里的煤气,更羡慕暖气,而我们筒子楼里的人羡慕的,与他们不同,是罗叔叔炒菜的香气。据我母亲讲,罗叔叔炒菜除了用葱花、花椒面、味素、酱油、辣椒这些作料外,很可能得力于对煤气的火力控制。可以调控的煤气灶,加上罗叔叔的左撇子,炒出的菜自然卓尔不群。
有一段时间,我母亲把罗叔叔左撇子看成是干活不得要领,她曾尝试加以纠正,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大勺,如何挥动炒菜铲。罗叔叔很是虚心,及时采纳了我母亲的意见,几次操作后,竟然满脑门是汗,不但左撇子毛病没有改过来,反而两手不知如何使用,也不会炒菜了。
后来得知,罗叔叔只是照顾我母亲的面子,才不得不临时改正一下原有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在筒子楼里,每个楼层只有两个厕所,男女各一个,且紧紧相连。厕所每天安排一户人家值日打扫,门口挂着小牌,写着户主的名字。有的人家打扫不及时,就有人操起扫把顺手收拾几下。干这活最多的,女厕所这边是我母亲,男厕所那边是罗叔叔。因为打扫厕所,我母亲和罗叔叔就有了很多次交集。每每打扫完厕所,两人磕磕扫把,都会给对方一个敬佩的目光。
有了这层关系,我母亲每提出一个建议,罗叔叔都虚心采纳,照搬不误。细心的我母亲后来发现,罗叔叔的毛病不但没改过来,反而增添了新毛病——他往大勺里放酱油时,也是反着来的,握有酱油瓶的手总是往外翻,这一翻,手背朝下,手心朝上。当一股细流涓涓溢出瓶口的时候,罗叔叔对酱油拿捏的准确程度叫人十分惊讶,我母亲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炒菜发出的香味,完全出自奇特的思维。
二
我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如一块整砖那样大小,镶有蓝白相间的塑料壳,里面放两节一号电池。每晚吃饭时,我母亲把这金贵的玩意儿移到餐桌上,我们边吃饭边听半导体收音机,那里面好听的声音常让我忘记对饭菜的吞咽。
在半导体收音机之前,我家使用的电匣子,也叫戏匣子,体积如同现在的微波炉大小,固定在一处,用插销通电。由于使用年头过长,电匣子一天比一天老化,像上岁数的人不可避免生病,不住咳嗽。每当电匣子出现吱吱啦啦或咳嗽声,我便使劲儿拍打其外壳,说不定哪股寸劲儿,里面的声音又完好如初。
不管是收听电匣子还是半导体收音机,都是我了解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家的精神食粮。那里面的风声、雨声、雷鸣声,常常把我们带入流连忘返的神奇境地。我还能从播音员甜甜的声音里,猜测他们长的样子。想象是有力量的,能够生出美丽的翅膀,在我脑子里长久萦回飞翔。那男播音员,我会把他安装在罗叔叔身上;那女播音员呢,我自然会想起罗婶。这样一来,那虚幻的美也就落到了实处。
罗叔叔家没有电匣子,也没有半导体收音机,他所知道的国内外大事,多数来自这台半导体收音机。罗叔叔在走廊做饭、炒菜时,总是支棱起耳朵收听我家里的广播。听到关键处,他停下手里的菜铲,得寸进尺地歪起头,将耳朵凑到我家门口,听得如醉如痴。知道罗叔叔有这一爱好,我母亲就把屋门打开,让收音机音量顺畅地跑到走廊,跑到罗叔叔的耳朵里。我家遮挡屋门的半截布帘,会随着半导体的音量,一鼓一荡,我也时常看到帘外立着的一双腿,如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久久不肯离去。
我母亲说,多亏那时没有电视,要是我家屋里播放电视新闻,罗叔叔脑袋非探进屋里不可,那样,我家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罗叔叔只是在门帘外面听,无论如何也不越雷池半步,他严格遵守这一规矩,从没打破。听了广播的罗叔叔,对于全国各地的大事小情如数家珍,嘴里也时常挂着北京、武汉、南京、重庆,还有我记不住的城市名字。他身处东北长春,却眼望着全中国,视野大开着。
罗叔叔家屋门也挂着半个门帘,是个蓝花布。有时我跑出家门,跑到罗叔叔家门口,从那半个门帘下面往罗叔叔家看。那屋里跟我家不一样,床宽,书桌子比我家的大,有一堆书从地面摞到屋顶,上面夹着一个个零乱的字条。他家棚顶有木杆滑道,从上面坠下一扇布帘,偌大的床铺就被一隔两段。床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奶奶,她对小孩很不友好,看见我张望,嘴一抿,吐出一口假牙,红乎乎一团,吓得我撒腿跑掉,她借机鬼魂一般消失在布帘后面。
老奶奶是罗婶的母亲,严格讲我应叫她姥姥,但我们习惯对所有老太太称之为奶奶,就像现在我这一把年纪的人走在街上,总有年轻者称我为爷爷一样。老奶奶户口在湖南乡下,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证,她来这里,等于挤占了罗叔叔家的口粮,所以他家的日子比谁家都拮据。据我母亲讲,罗叔叔每月会抽出一个星期天,将自己乔装打扮成工人或农民模样,鬼祟地走出家门,去黑市上购买粮票。再用粮票为家里添补粗粮。有一次,罗叔叔在黑市上进行交易,让人盯上了,被扭送到公安机关。遣返回单位那天,他衣服上一只袖子从肩膀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脖颈上有明显的抓挠血痕,别提有多狼狈了。
罗叔叔活得窝囊,三天两头跟罗婶打架。他俩打架很特别,总是事先压抑着声音关好门,然后低声吵,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加大了嗓门,随之噼里啪啦打斗起来,乱了阵脚,有碗盆摔在地上,四周灰尘腾空而起。罗婶是典型的辣妹子,动起手丝毫不怯懦,从力气上较量不过罗叔叔,就使用惯常的招数,一头撞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其裆部,拉、扯、拧、撴,罗叔叔立马老实了,脸色煞白,冷汗涔涔,呼救着我父亲前去拉架。他们每次打架,我父母的原则是,能装听不见就装听不见,实在听得不能忍受,才去咚咚敲响罗叔叔家的屋门。我父亲在隔壁苦口婆心相劝,我母亲这边也没闲着,她拿起家里利用率极高的搪瓷茶缸,轻轻扣向墙壁,歪起头,耳朵贴向搪瓷茶缸底部。
茶缸有扩音和拢音的效果,落到茶缸底部的耳朵,如同探进了罗叔叔屋里,什么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我母亲离开屋子去走廊拎暖水瓶,我趁机拿起搪瓷茶缸也扣在墙上,耳朵贴上去,里面不知怎么突然炸开一声巨响,震得脑子嗡嗡生疼。
在厮打最为惨烈的时候,屋里那位老奶奶什么话也不说,拽起她的孙子罗强往屋外跑,紧迈碎步来到街上,肌肉扭曲的脸冲向空旷天空,嘴里发出愤怒的叫喊,那声音里分明是对罗叔叔不满。罗强年龄和我差不了几岁,我们在走廊里相见,也不说话,只是彼此用眼睛看,静静看,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他的眼睛又大又圆,像刚刚从水中捞出来的黑葡萄,晶莹剔透,会勾起我想从上面摘取一粒的欲望。
不管罗叔叔和罗婶打得如何,一旦休战,两人关系立马逆转,似乎比以往更加亲密。在这种亲密期里,罗叔叔像打了鸡血,乐颠颠地跑到走廊炒菜、做饭,罗婶也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配角,跟在罗叔叔背后,手忙脚乱摘辣椒,准备葱姜蒜。那副样子,看着有点让人肉麻,我母亲为此不知偷笑过多少回。罗婶很会与外人相处,全楼暂停煤气的日子,她会从家里端出半盆玉米面,走出筒子楼,一溜烟儿消失在胡同平房里,不到一个小时,又端回一盆油亮亮、黄澄澄的玉米饼。撞见我母亲,脸上羞涩地一笑,不由分说掀开盆帘,塞过来两片玉米饼。我母亲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她知道罗叔叔家粮食不够吃,这些玉米饼来之不易。两个女人像打架一样撕撕扯扯好一阵儿,最终我母亲还是强行把塞到怀里的玉米饼送回到罗婶的盆里,彼此又都心无羁绊地分开了。
三
腊月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咔吧脆响,做什么事容不得怠慢和犹豫,于是这里的人性子急,做事直截了当,来不得含糊拖延。而对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温和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不同,他们做事三思而后行,极为含蓄,也极为隐蔽,就像那时许多单位需要保密。保密单位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比方说,长春航空液压厂,叫133 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叫652 厂;厂办小学叫652 小学,中学叫652中学。652 厂职工住着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家属宿舍,冬天从生产车间流出的余热,顺着暖气管道注入每家暖气片里,屋里热得需要将窗户四敞大开,热气腾腾的白雾会冲破室外寒冷,缥缈地散开。
这些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性质也都是保密的,所以做事含蓄、隐蔽十分必要。我觉得我父亲的工作没什么可保密,看上去他也极为平庸,但每年年终他会准时捧回家一个印有“先进工作者”的竹篾罩保温瓶,或者带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我又认为我父亲不平庸,只是他对工作上的事守口如瓶,我就以为他平庸罢了。我父亲和罗叔叔在同一科研单位,同一个科室,两家又同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筒子楼,这样的关系很是微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
筒子楼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过春节。春节是大节日,楼里人平时可以很少来往,过春节就不同了,大家同处在一条大走廊,需要在这时间走动走动,表明彼此友好。这种表达方式是相互送饺子。过年我家煮出的头一锅饺子,要盛出一碗又一碗,然后庄重地端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同样送来一碗碗刚出锅的饺子。饺子在走廊里端来端去,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烘托起节日热烈的气氛,很是温暖人心,其乐融融。每家的饺子各不相同,吃到不同人家包的不同味道的饺子,无论咸淡、浓厚还是清爽,心里还是欢喜的。我们家给邻居家送去的饺子常常是单独和馅,这馅里的肉比自家吃的饺子肉多,这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为人品德问题,必须这样做。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罗叔叔家异常尴尬了,罗婶不会包饺子,他们家过春节从不包饺子,但办法还是有的,就是把东家送来的饺子送给西家,西家的饺子送给东家。有一次,罗叔叔端起一碗饺子刚出门,脚跟不稳,猛地被门槛绊了一跤,整个人摔出门外,碗打碎了,饺子散落一地,人狼狈得趴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