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筒子楼

一

我努力想象罗强的形象，是因为他打来的几个电话。我不认识他，又不能说完全不认识，起码小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经常见面。他那双晃动的大眼睛，极其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由此我的眼前很快浮现出一群人的影像，虽然年代久远，却画面清晰。

影像的主人公无疑是罗强的父亲罗叔叔，他是我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人物。有一段时间，我父母在厨房做饭时讲，在饭桌上讲，上床睡觉前也讲。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罗叔叔的名字罗志贤，就会从他们嘴里溜达出来，铺展开去，信马由缰，最终落在罗叔叔炒菜这件事情上。我母亲说，男人下厨房跟女人不一样，他总是把锅碗瓢盆随手乱放，每次做饭，都能看到他家的铲子、勺子扔到我家灶台这边儿到处都是，我不得不帮他收拾起来，涮干净了放回原处。我母亲不得不承认，罗叔叔干活虽然邋遢，但炒菜味道在筒子楼是一流的。在我印象中，罗叔叔炒菜不仅香，还特别，别人都是左手握大勺把柄，右手挥舞菜铲，而罗叔叔却是反着来的，左手挥铲，右手握大勺，那动作怎么都让人看不惯。

其实罗叔叔炒菜的香味，完全来自油锅里的一种食材——辣椒。罗叔叔一家是湖南人，辣椒是必不可少的作料，他家经常炒的是大头菜或菠菜。菜放进大勺，他便大把大把地往里投放辣椒，那横冲直撞的辣味总是灌满了整个走廊，呛得人不住咳嗽，流眼泪，然后又努力回味那刚刚飘散的辣香，荡气回肠的。

那时，我们家住在我父亲单位分配的筒子楼里，十几户人家，都是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把那筒子楼带动得极为扎眼。筒子楼的特点是，每家每户共用一条走廊、一个厕所，生火做饭的厨灶全搭建在走廊里，厨具铁架子挤占了走廊的半个空间。这样一来，过道就过于狭窄、逼仄了。有人在那里做饭，身后屁股时常蹭到过路人的身上。这时，不管手头多么要紧，都要直起身，缩紧屁股避让行人，嘴里还要打一声招呼：“回来了？”“做饭哪！”或是“出门啊！”也有不打招呼，直接走过去的人。

筒子楼里的人说话南腔北调，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什么事情都好奇，说话也吵吵嚷嚷。一到做饭时间，走廊里挤满了一群系着围裙、个头高矮不齐、穿着花花绿绿拥挤忙碌的身影。这些人有的默不作声，有的有说有笑。一通热闹之后，饭菜做好了，端起盛有饭菜的碗回到自家屋里，人流散去，欢喜的日子就包裹进了自家的房间里。

我们这座城市很早就有了煤气，筒子楼更不例外。每次打开煤气灶，那蓝色的焰火，会让那些楼外住平房的人家好生羡慕。那些人家用的全是煤烟炉，也有烧木柈的。漆黑的油毡纸房顶，常年歪歪斜斜地竖立起一根又一根烟囱，袅袅炊烟从烟囱里钻出来，在天空指引着风的去向。

筒子楼顶没有烟囱，这显得平房屋顶的烟囱也格外突出。这些平房里的人家，为保持室内的温度，冬天晚上从不弄灭炉火，睡觉前往炉火中添加一层湿煤，闷住炉火，一不小心，就造成煤气中毒事件。那些住在平房里的人不仅羡慕筒子楼里的煤气，更羡慕暖气，而我们筒子楼里的人羡慕的，与他们不同，是罗叔叔炒菜的香气。据我母亲讲，罗叔叔炒菜除了用葱花、花椒面、味素、酱油、辣椒这些作料外，很可能得力于对煤气的火力控制。可以调控的煤气灶，加上罗叔叔的左撇子，炒出的菜自然卓尔不群。

有一段时间，我母亲把罗叔叔左撇子看成是干活不得要领，她曾尝试加以纠正，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大勺，如何挥动炒菜铲。罗叔叔很是虚心，及时采纳了我母亲的意见，几次操作后，竟然满脑门是汗，不但左撇子毛病没有改过来，反而两手不知如何使用，也不会炒菜了。

后来得知，罗叔叔只是照顾我母亲的面子，才不得不临时改正一下原有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在筒子楼里，每个楼层只有两个厕所，男女各一个，且紧紧相连。厕所每天安排一户人家值日打扫，门口挂着小牌，写着户主的名字。有的人家打扫不及时，就有人操起扫把顺手收拾几下。干这活最多的，女厕所这边是我母亲，男厕所那边是罗叔叔。因为打扫厕所，我母亲和罗叔叔就有了很多次交集。每每打扫完厕所，两人磕磕扫把，都会给对方一个敬佩的目光。

有了这层关系，我母亲每提出一个建议，罗叔叔都虚心采纳，照搬不误。细心的我母亲后来发现，罗叔叔的毛病不但没改过来，反而增添了新毛病——他往大勺里放酱油时，也是反着来的，握有酱油瓶的手总是往外翻，这一翻，手背朝下，手心朝上。当一股细流涓涓溢出瓶口的时候，罗叔叔对酱油拿捏的准确程度叫人十分惊讶，我母亲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炒菜发出的香味，完全出自奇特的思维。

二

我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如一块整砖那样大小，镶有蓝白相间的塑料壳，里面放两节一号电池。每晚吃饭时，我母亲把这金贵的玩意儿移到餐桌上，我们边吃饭边听半导体收音机，那里面好听的声音常让我忘记对饭菜的吞咽。

在半导体收音机之前，我家使用的电匣子，也叫戏匣子，体积如同现在的微波炉大小，固定在一处，用插销通电。由于使用年头过长，电匣子一天比一天老化，像上岁数的人不可避免生病，不住咳嗽。每当电匣子出现吱吱啦啦或咳嗽声，我便使劲儿拍打其外壳，说不定哪股寸劲儿，里面的声音又完好如初。

不管是收听电匣子还是半导体收音机，都是我了解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家的精神食粮。那里面的风声、雨声、雷鸣声，常常把我们带入流连忘返的神奇境地。我还能从播音员甜甜的声音里，猜测他们长的样子。想象是有力量的，能够生出美丽的翅膀，在我脑子里长久萦回飞翔。那男播音员，我会把他安装在罗叔叔身上;那女播音员呢，我自然会想起罗婶。这样一来，那虚幻的美也就落到了实处。

罗叔叔家没有电匣子，也没有半导体收音机，他所知道的国内外大事，多数来自这台半导体收音机。罗叔叔在走廊做饭、炒菜时，总是支棱起耳朵收听我家里的广播。听到关键处，他停下手里的菜铲，得寸进尺地歪起头，将耳朵凑到我家门口，听得如醉如痴。知道罗叔叔有这一爱好，我母亲就把屋门打开，让收音机音量顺畅地跑到走廊，跑到罗叔叔的耳朵里。我家遮挡屋门的半截布帘，会随着半导体的音量，一鼓一荡，我也时常看到帘外立着的一双腿，如施了定身术般一动不动，久久不肯离去。

我母亲说，多亏那时没有电视，要是我家屋里播放电视新闻，罗叔叔脑袋非探进屋里不可，那样，我家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罗叔叔只是在门帘外面听，无论如何也不越雷池半步，他严格遵守这一规矩，从没打破。听了广播的罗叔叔，对于全国各地的大事小情如数家珍，嘴里也时常挂着北京、武汉、南京、重庆，还有我记不住的城市名字。他身处东北长春，却眼望着全中国，视野大开着。

罗叔叔家屋门也挂着半个门帘，是个蓝花布。有时我跑出家门，跑到罗叔叔家门口，从那半个门帘下面往罗叔叔家看。那屋里跟我家不一样，床宽，书桌子比我家的大，有一堆书从地面摞到屋顶，上面夹着一个个零乱的字条。他家棚顶有木杆滑道，从上面坠下一扇布帘，偌大的床铺就被一隔两段。床上盘腿坐着一个老奶奶，她对小孩很不友好，看见我张望，嘴一抿，吐出一口假牙，红乎乎一团，吓得我撒腿跑掉，她借机鬼魂一般消失在布帘后面。

老奶奶是罗婶的母亲，严格讲我应叫她姥姥，但我们习惯对所有老太太称之为奶奶，就像现在我这一把年纪的人走在街上，总有年轻者称我为爷爷一样。老奶奶户口在湖南乡下，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证，她来这里，等于挤占了罗叔叔家的口粮，所以他家的日子比谁家都拮据。据我母亲讲，罗叔叔每月会抽出一个星期天，将自己乔装打扮成工人或农民模样，鬼祟地走出家门，去黑市上购买粮票。再用粮票为家里添补粗粮。有一次，罗叔叔在黑市上进行交易，让人盯上了，被扭送到公安机关。遣返回单位那天，他衣服上一只袖子从肩膀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脖颈上有明显的抓挠血痕，别提有多狼狈了。

罗叔叔活得窝囊，三天两头跟罗婶打架。他俩打架很特别，总是事先压抑着声音关好门，然后低声吵，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加大了嗓门，随之噼里啪啦打斗起来，乱了阵脚，有碗盆摔在地上，四周灰尘腾空而起。罗婶是典型的辣妹子，动起手丝毫不怯懦，从力气上较量不过罗叔叔，就使用惯常的招数，一头撞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其裆部，拉、扯、拧、撴，罗叔叔立马老实了，脸色煞白，冷汗涔涔，呼救着我父亲前去拉架。他们每次打架，我父母的原则是，能装听不见就装听不见，实在听得不能忍受，才去咚咚敲响罗叔叔家的屋门。我父亲在隔壁苦口婆心相劝，我母亲这边也没闲着，她拿起家里利用率极高的搪瓷茶缸，轻轻扣向墙壁，歪起头，耳朵贴向搪瓷茶缸底部。

茶缸有扩音和拢音的效果，落到茶缸底部的耳朵，如同探进了罗叔叔屋里，什么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我母亲离开屋子去走廊拎暖水瓶，我趁机拿起搪瓷茶缸也扣在墙上，耳朵贴上去，里面不知怎么突然炸开一声巨响，震得脑子嗡嗡生疼。

在厮打最为惨烈的时候，屋里那位老奶奶什么话也不说，拽起她的孙子罗强往屋外跑，紧迈碎步来到街上，肌肉扭曲的脸冲向空旷天空，嘴里发出愤怒的叫喊，那声音里分明是对罗叔叔不满。罗强年龄和我差不了几岁，我们在走廊里相见，也不说话，只是彼此用眼睛看，静静看，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他的眼睛又大又圆，像刚刚从水中捞出来的黑葡萄，晶莹剔透，会勾起我想从上面摘取一粒的欲望。

不管罗叔叔和罗婶打得如何，一旦休战，两人关系立马逆转，似乎比以往更加亲密。在这种亲密期里，罗叔叔像打了鸡血，乐颠颠地跑到走廊炒菜、做饭，罗婶也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配角，跟在罗叔叔背后，手忙脚乱摘辣椒，准备葱姜蒜。那副样子，看着有点让人肉麻，我母亲为此不知偷笑过多少回。罗婶很会与外人相处，全楼暂停煤气的日子，她会从家里端出半盆玉米面，走出筒子楼，一溜烟儿消失在胡同平房里，不到一个小时，又端回一盆油亮亮、黄澄澄的玉米饼。撞见我母亲，脸上羞涩地一笑，不由分说掀开盆帘，塞过来两片玉米饼。我母亲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她知道罗叔叔家粮食不够吃，这些玉米饼来之不易。两个女人像打架一样撕撕扯扯好一阵儿，最终我母亲还是强行把塞到怀里的玉米饼送回到罗婶的盆里，彼此又都心无羁绊地分开了。

三

腊月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咔吧脆响，做什么事容不得怠慢和犹豫，于是这里的人性子急，做事直截了当，来不得含糊拖延。而对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温和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不同，他们做事三思而后行，极为含蓄，也极为隐蔽，就像那时许多单位需要保密。保密单位都是用数字代替的，比方说，长春航空液压厂，叫133 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叫652 厂;厂办小学叫652 小学，中学叫652中学。652 厂职工住着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家属宿舍，冬天从生产车间流出的余热，顺着暖气管道注入每家暖气片里，屋里热得需要将窗户四敞大开，热气腾腾的白雾会冲破室外寒冷，缥缈地散开。

这些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性质也都是保密的，所以做事含蓄、隐蔽十分必要。我觉得我父亲的工作没什么可保密，看上去他也极为平庸，但每年年终他会准时捧回家一个印有“先进工作者”的竹篾罩保温瓶，或者带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我又认为我父亲不平庸，只是他对工作上的事守口如瓶，我就以为他平庸罢了。我父亲和罗叔叔在同一科研单位，同一个科室，两家又同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筒子楼，这样的关系很是微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

筒子楼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过春节。春节是大节日，楼里人平时可以很少来往，过春节就不同了，大家同处在一条大走廊，需要在这时间走动走动，表明彼此友好。这种表达方式是相互送饺子。过年我家煮出的头一锅饺子，要盛出一碗又一碗，然后庄重地端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同样送来一碗碗刚出锅的饺子。饺子在走廊里端来端去，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烘托起节日热烈的气氛，很是温暖人心，其乐融融。每家的饺子各不相同，吃到不同人家包的不同味道的饺子，无论咸淡、浓厚还是清爽，心里还是欢喜的。我们家给邻居家送去的饺子常常是单独和馅，这馅里的肉比自家吃的饺子肉多，这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为人品德问题，必须这样做。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罗叔叔家异常尴尬了，罗婶不会包饺子，他们家过春节从不包饺子，但办法还是有的，就是把东家送来的饺子送给西家，西家的饺子送给东家。有一次，罗叔叔端起一碗饺子刚出门，脚跟不稳，猛地被门槛绊了一跤，整个人摔出门外，碗打碎了，饺子散落一地，人狼狈得趴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