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爸爸”的人

作者: 高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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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深秋,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正在后渠给羊割草,忘记了是谁跑来告诉我:“小林,你大回来了,你赶紧回去!”

这一年我六岁了,还没有见过这个被称为“大大”

(爸爸)的人,听人这么一说,毫不犹豫地草草收拾起割下的草往家里奔。

回到院子里,觉得气氛格外不一样,圪塄畔上、垴畔上全是人。

我的羊看我回来,欢天喜地地围着我转,我把筐里的苦菜拿给它吃,它却伸出温润潮湿的舌头舔舐我沾满草汁的手。

三大从奶奶的窑洞出来,看见我和羊纠缠,说:“灰脑(傻瓜),你大在你娘娘(奶奶)那边,你快去!”

我偷偷瞭了一眼紧闭的家门,妈妈一定在家里忙碌。去见爸爸,妈妈不知道会不会不高兴?我迟迟疑疑地走进了奶奶的家,奶奶的炕上迎门坐着一个红光满面又大又胖的人,旁边炕头坐着奶奶,奶奶坐在这个人身边简直就是个小孩子。前炕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我猜想这个女人一定是我的后妈。

地下板凳上坐着有当叔,看我进来,他对我说:“小林,看炕上坐的是谁?”

我知道炕上坐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大大,照片我看过无数次,但我默不作声,下意识地把沾满了绿色草汁的手藏在背后。当时在场的人转述,我离开后,爸爸说:“这小子手背在后背上,挺有官星。”

有当叔对我说:“灰小子,是你爸爸,叫爸爸!”有当叔是当过老师的文化人,他知道当农民的老子叫大大,吃公家饭的老子要叫爸爸。

无论是叫大大还是叫爸爸,我都没叫过,叫不出口。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窑顶。平常洗脸靠干活出汗,这天还没出汗就让人喊回来了,灰头土脸。

奶奶说:“不要小看这一棵人,做营生顶大事了,搂柴打草不识闲。”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里居然流出了泪水。我有点不明白奶奶,搂柴打草我天天如此,有什么难过的。

奶奶一掉眼泪,窑洞里的人都不说话,一口一口地抽烟。西边的太阳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烟飘进光柱里,就开始扭来扭去。

第二次见爸爸已经是五年以后,我11 岁。

见爸爸颇费周折,先到了大哥当工人的三堂玻璃厂,又坐拉矿石车去了二姐当临时工的水泥厂,再跟着也在水泥厂当临时工的姑舅哥哥凯朝,到了坐落在神木县城西街的县革委会。

在爸爸的办公室没有找到他,说是下乡去了,我说那就去爸爸的家里,凯朝哥面露难色。爸爸是凯朝哥的亲舅舅,找舅舅理直气壮,但他到家里,尤其是舅舅不在的家,他就苶了。

“你要敢去,我送你到大门口。”他说。

这时候,我已经读过《红岩》,我无比崇拜的许云峰、成岗等英雄人物连死都不怕,我去爸爸的家总不至于死。我对凯朝哥说:“你带我去。”

凯朝哥领我到了韩家巷6 号的大门口,自己转身走了。

家里只有爸爸的岳母,我见面就叫“外婆”,老太太人很聪明,立马就明白这个叫外婆的人是谁。老太太是吴堡人,吴堡人把“孩儿”叫杏儿,老太太杏儿长、杏儿短地和我拉话,问东问西。

现在想起来,我也是一个戳蹭人,胆大不识羞,这个叫爸爸的人,我只见过一面,却从来没有叫过,后妈也是只看见过一次,就敢闯到人家家里去。

晚饭外婆做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我吃过猪肉炖粉条和黄米饭,从来没有吃过大米,根本就没见过大米。再说,我们家猪肉炖粉条哪舍得像爸爸家放这么多猪肉。猪肉炖粉条拌大米,大米一粒一粒是透明的,猪肉香,大米甜,那个好吃,真是终生难忘!

这也是我在爸爸家里吃过的唯一一顿饭。爸爸虽然不在家,但因为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太好吃,只记得吃,只记得香,其他人是什么态度全忘记了。

第二天早晨,妹妹要上街买糖,外婆让我带着去。爸爸新家庭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只有六岁,模样特别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圆圆的脸蛋,卷卷的头发乌黑乌黑。说是让我带着她,其实是她带着我。我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城的乡巴佬,走在深深的巷子里,走在宽阔的大街上,陌生人来来往往,有莫名的恐惧。

从家里出来到韩家巷子里,从巷子到神中街上,妹妹前边走,我在后边紧紧跟着,生怕走丢。

老家人说,一老子两娘是亲骨肉,一娘两老子是隔山亲。我和妹妹是一老子两娘。

沿着神中街向西走到十字街,十字街的西边当时是一个百货公司,就是现在服务大楼的地方。妹妹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径直走到糖果柜台。妹妹还未开口,卖糖果的售货员阿姨就笑脸盈盈地说:“星星,你要买甚?”

售货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阿姨,她显然认识我妹妹。

妹妹递给售货员阿姨一毛钱,说买大白兔奶糖。

售货员取出四颗奶糖递给妹妹,一边递一边问:“星星,旁边这个小小(小男孩)是谁?”售货员阿姨的眼神显然是看出了些端倪,我和妹妹有某些地方神奇的相似。

妹妹低着头不说话,转身离开,我赶紧跟着妹妹走出百货公司。

回家的路上,妹妹开始剥开糖纸吃糖,顺手把糖纸扔在街上,被风吹在身后有一丈远。我在妹妹买糖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糖纸很漂亮,追着风把糖纸捡起来装进兜里。

中午爸爸回家看见我,十分惊讶,也不和我说话。吃过午饭,他让我跟着他走。走在窄窄的巷子里,跟在他的身后,觉得他的背影十分高大,步幅也大,我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出了巷子向西拐,过了十字街,他一边等我一边环顾左右,待我走到跟前,一把拉起我的手握在手里。他的手又厚又大,又绵又软,热乎乎的。被这个又高又大的人牵着,我忽然觉得这个街不那么广阔了,人也不觉得多了。我好想遇见一个我们村里的人,最好是经常在一起搂柴打草的小伙伴,告诉他们:“牵我手的这个人是我爸爸。”也许是这个情结,我自己有了女儿,只要在一起走,我就把女儿的手牵在我的手里。

进政府大门时,门卫热情地打招呼:“高局长拖的是谁兰(了)?”

“俄(我)的三儿!”爸爸大声地告诉人家。

第三次见爸爸,距离上次又是五年之后。

1978 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出路只有两条: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者插班复读准备来年再考。

如果复读谁来供?我特别想复读,我觉得我再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大学。为了解决谁来供的问题,我到榆林找爸爸,他已经从米脂县委副书记提任到了榆林地区当局长。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南边,前后套间,十分气派。我第一次见到沙发,棕黑色木扶手,乳白色麻布,坐上去软绵绵地把人陷进去,只要人一动就晃晃悠悠。我在书里看见过沙发,原以为和沙一样柔软,没想到还会晃悠。

办公室的落地窗帘是白色的,有四五米高、三四米宽,风一吹,飘飘忽忽。窗帘布是什么布料我说不上来,手摸上去柔软光滑。

在爸爸的办公桌上,我看见了他的笔记本,写的是繁体字,厚拙,气派,好看!听奶奶说爸爸没有上过学,成为地下党才开始学认字,没有纸笔,用柴棍在地上画,晚上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爸爸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可是眼前的这字,给我上过课的所有老师都比不上,我这个高中生就更不能比了。

爸爸是1928 年出生的,他现在五十周岁,因为络腮胡子略微显老,但面色红润,声高气壮。见到我,并不问来干什么,而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说水利工作的重要。是补习还是上山下乡当知青,爸爸似乎早就想好了,当知青。

第二天凌晨四点,爸爸来办公室叫起我,说给我问到了地区物资局到神木的顺车。我迷迷糊糊跟着他从南门外的水电局走到二街物资局,一路上爷俩谁也不说话,爸爸大步走,我在后边小跑追。

当时从榆林回花石崖高念文老家,要先坐车到高家堡,再步走五十里才能到家,坐车带步走得整整一天。我兜里只装两毛钱,榆林到高家堡要五个多小时,到了高家堡正好是中午吃饭时间,两毛钱在高家堡连一碗汤都喝不上,不要说吃一顿饭。从高家堡再到高念文家里,要步走六个多小时,不吃饭这六个小时的路怎么走?

可是,开口要钱前总得叫一声“爸爸”吧,这一声“爸爸”我死活叫不出口。总不能在他身后突然喊:“你给我两块钱吧!”这是乞丐的要法,不是儿子和老子的要法。

直到爬上大卡车的顶上,车驶离物资局的大院,爸爸没叫,钱也没要,关键是连个早餐也没吃。

车到高家堡已经十二点多,步走到马家滩已经一点多,腿软得走不动,头上直冒汗,肚子里的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揪住。瞭见路南边有一片西瓜地,茅草搭的西瓜棚边坐着一个老头。我沿着小路到了西瓜棚边,和卖瓜的老头商量:“二毛钱能不能买一个西瓜?”

老头说:“我这西瓜没有少于十斤的,就按五分一斤也得五毛。”

“能不能买小半个?”

“剩下那半个谁吃?”

买卖商量不成,只好蹲在西瓜棚旁边冒汗。

待了一会儿,老头说:“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谁?”

“高子耀。”

“我爸爸。”

“咳,早说啊。”老头且说且切开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

老头说:“你大是个好人啊,1962 年你大下乡到我们村,看见我们村的人没粮吃往死饿,不仅和县上要回救济粮,还瞒着上边让我们自己偷偷开种边角荒地,救了一村人的命。”

我也顾不上听老头讲我爸爸的故事,狼吞虎咽地吃西瓜,十几斤的西瓜风卷残云吃得精光,掏出两毛钱给人家,死活不要。

老头说:“你大救我们一村人的恩情,一个西瓜能补报了?”

1962 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临走时,老头说:“你和你大真是一颗黑豆一切两半。”我们老家对两个人长相相似都这么说。

1978 年10 月,我作为知青插队到神木县乔岔滩乡柳巷村,离我们高念文村三十里。

村里的老支书小名五四,大名牛怀亮,来到知青点见到我,盯着我问:“你是高念文的?”

“是。”

“你大是高子耀?”

“是。”

“你大俄(我)认得,刚解放时,是高家堡区的区长。”

那就是三十年前,当时爸爸也就二十岁出头,和我插队到柳巷的年龄差不多。那时,高家堡是一个大区,包括了现在的乔岔滩、解家堡、大保当、瑶镇。

牛支书说:“你大叫高子耀,小名铁铆,来我们村骑的高头骡子,跟着警卫,警卫背着长枪。”

啊呀呀,一个科级干部就这么牛?心里这么想,话没说出口。

“你大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见了老百姓特别和气,派饭好赖都行,好人!”

老支书和爸爸是同龄人,近距离打过交道。

第二年春天,县教育局批准神木中学根据高考成绩办一个补习班,我的成绩刚够进补习班。

接到通知,真是喜从天降,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当天晚上我就入住了神木中学学生宿舍。

我至今不知道,爸爸怎么获得我上补习班的消息,托人在神木水电局为我解决了吃住问题。

1979 年秋天,我考上榆林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大嫂来榆林师范学校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到宿舍,见面就哭,抽抽泣泣地给我讲了她和我的后妈发生冲突的经过,说她被后妈打了。说实话,至今其中的缘由是非我都说不清楚,只知道她带的礼物被扔到门外,人被从家里推搡到院子里。

当天晚上,我气势汹汹地到了爸爸家,爸爸赶紧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其他的话不记得,但有一句话不仅记得,连当时爸爸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都历历在目。

我说:“你作为我们的老子,除了有陈世美的骂名还有什么?”

听到这句话,爸爸从沙发上一蹦而起,大喊“一刀两断”。手里拿个打苍蝇拍,仿佛拿着刀向下狠狠一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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