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爸爸”的人

一

1968 年深秋，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正在后渠给羊割草，忘记了是谁跑来告诉我：“小林，你大回来了，你赶紧回去！”

这一年我六岁了，还没有见过这个被称为“大大”

（爸爸）的人，听人这么一说，毫不犹豫地草草收拾起割下的草往家里奔。

回到院子里，觉得气氛格外不一样，圪塄畔上、垴畔上全是人。

我的羊看我回来，欢天喜地地围着我转，我把筐里的苦菜拿给它吃，它却伸出温润潮湿的舌头舔舐我沾满草汁的手。

三大从奶奶的窑洞出来，看见我和羊纠缠，说：“灰脑（傻瓜），你大在你娘娘（奶奶）那边，你快去！”

我偷偷瞭了一眼紧闭的家门，妈妈一定在家里忙碌。去见爸爸，妈妈不知道会不会不高兴？我迟迟疑疑地走进了奶奶的家，奶奶的炕上迎门坐着一个红光满面又大又胖的人，旁边炕头坐着奶奶，奶奶坐在这个人身边简直就是个小孩子。前炕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我猜想这个女人一定是我的后妈。

地下板凳上坐着有当叔，看我进来，他对我说：“小林，看炕上坐的是谁？”

我知道炕上坐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大大，照片我看过无数次，但我默不作声，下意识地把沾满了绿色草汁的手藏在背后。当时在场的人转述，我离开后，爸爸说：“这小子手背在后背上，挺有官星。”

有当叔对我说：“灰小子，是你爸爸，叫爸爸！”有当叔是当过老师的文化人，他知道当农民的老子叫大大，吃公家饭的老子要叫爸爸。

无论是叫大大还是叫爸爸，我都没叫过，叫不出口。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窑顶。平常洗脸靠干活出汗，这天还没出汗就让人喊回来了，灰头土脸。

奶奶说：“不要小看这一棵人，做营生顶大事了，搂柴打草不识闲。”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里居然流出了泪水。我有点不明白奶奶，搂柴打草我天天如此，有什么难过的。

奶奶一掉眼泪，窑洞里的人都不说话，一口一口地抽烟。西边的太阳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烟飘进光柱里，就开始扭来扭去。

二

第二次见爸爸已经是五年以后，我11 岁。

见爸爸颇费周折，先到了大哥当工人的三堂玻璃厂，又坐拉矿石车去了二姐当临时工的水泥厂，再跟着也在水泥厂当临时工的姑舅哥哥凯朝，到了坐落在神木县城西街的县革委会。

在爸爸的办公室没有找到他，说是下乡去了，我说那就去爸爸的家里，凯朝哥面露难色。爸爸是凯朝哥的亲舅舅，找舅舅理直气壮，但他到家里，尤其是舅舅不在的家，他就苶了。

“你要敢去，我送你到大门口。”他说。

这时候，我已经读过《红岩》，我无比崇拜的许云峰、成岗等英雄人物连死都不怕，我去爸爸的家总不至于死。我对凯朝哥说：“你带我去。”

凯朝哥领我到了韩家巷6 号的大门口，自己转身走了。

家里只有爸爸的岳母，我见面就叫“外婆”，老太太人很聪明，立马就明白这个叫外婆的人是谁。老太太是吴堡人，吴堡人把“孩儿”叫杏儿，老太太杏儿长、杏儿短地和我拉话，问东问西。

现在想起来，我也是一个戳蹭人，胆大不识羞，这个叫爸爸的人，我只见过一面，却从来没有叫过，后妈也是只看见过一次，就敢闯到人家家里去。

晚饭外婆做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我吃过猪肉炖粉条和黄米饭，从来没有吃过大米，根本就没见过大米。再说，我们家猪肉炖粉条哪舍得像爸爸家放这么多猪肉。猪肉炖粉条拌大米，大米一粒一粒是透明的，猪肉香，大米甜，那个好吃，真是终生难忘！

这也是我在爸爸家里吃过的唯一一顿饭。爸爸虽然不在家，但因为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太好吃，只记得吃，只记得香，其他人是什么态度全忘记了。

第二天早晨，妹妹要上街买糖，外婆让我带着去。爸爸新家庭生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只有六岁，模样特别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圆圆的脸蛋，卷卷的头发乌黑乌黑。说是让我带着她，其实是她带着我。我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城的乡巴佬，走在深深的巷子里，走在宽阔的大街上，陌生人来来往往，有莫名的恐惧。

从家里出来到韩家巷子里，从巷子到神中街上，妹妹前边走，我在后边紧紧跟着，生怕走丢。

老家人说，一老子两娘是亲骨肉，一娘两老子是隔山亲。我和妹妹是一老子两娘。

沿着神中街向西走到十字街，十字街的西边当时是一个百货公司，就是现在服务大楼的地方。妹妹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径直走到糖果柜台。妹妹还未开口，卖糖果的售货员阿姨就笑脸盈盈地说：“星星，你要买甚？”

售货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阿姨，她显然认识我妹妹。

妹妹递给售货员阿姨一毛钱，说买大白兔奶糖。

售货员取出四颗奶糖递给妹妹，一边递一边问：“星星，旁边这个小小（小男孩）是谁？”售货员阿姨的眼神显然是看出了些端倪，我和妹妹有某些地方神奇的相似。

妹妹低着头不说话，转身离开，我赶紧跟着妹妹走出百货公司。

回家的路上，妹妹开始剥开糖纸吃糖，顺手把糖纸扔在街上，被风吹在身后有一丈远。我在妹妹买糖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糖纸很漂亮，追着风把糖纸捡起来装进兜里。

中午爸爸回家看见我，十分惊讶，也不和我说话。吃过午饭，他让我跟着他走。走在窄窄的巷子里，跟在他的身后，觉得他的背影十分高大，步幅也大，我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出了巷子向西拐，过了十字街，他一边等我一边环顾左右，待我走到跟前，一把拉起我的手握在手里。他的手又厚又大，又绵又软，热乎乎的。被这个又高又大的人牵着，我忽然觉得这个街不那么广阔了，人也不觉得多了。我好想遇见一个我们村里的人，最好是经常在一起搂柴打草的小伙伴，告诉他们：“牵我手的这个人是我爸爸。”也许是这个情结，我自己有了女儿，只要在一起走，我就把女儿的手牵在我的手里。

进政府大门时，门卫热情地打招呼：“高局长拖的是谁兰（了）？”

“俄（我）的三儿！”爸爸大声地告诉人家。

三

第三次见爸爸，距离上次又是五年之后。

1978 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出路只有两条：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者插班复读准备来年再考。

如果复读谁来供？我特别想复读，我觉得我再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大学。为了解决谁来供的问题，我到榆林找爸爸，他已经从米脂县委副书记提任到了榆林地区当局长。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南边，前后套间，十分气派。我第一次见到沙发，棕黑色木扶手，乳白色麻布，坐上去软绵绵地把人陷进去，只要人一动就晃晃悠悠。我在书里看见过沙发，原以为和沙一样柔软，没想到还会晃悠。

办公室的落地窗帘是白色的，有四五米高、三四米宽，风一吹，飘飘忽忽。窗帘布是什么布料我说不上来，手摸上去柔软光滑。

在爸爸的办公桌上，我看见了他的笔记本，写的是繁体字，厚拙，气派，好看！听奶奶说爸爸没有上过学，成为地下党才开始学认字，没有纸笔，用柴棍在地上画，晚上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爸爸的文化水平我不知道，可是眼前的这字，给我上过课的所有老师都比不上，我这个高中生就更不能比了。

爸爸是1928 年出生的，他现在五十周岁，因为络腮胡子略微显老，但面色红润，声高气壮。见到我，并不问来干什么，而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说水利工作的重要。是补习还是上山下乡当知青，爸爸似乎早就想好了，当知青。

第二天凌晨四点，爸爸来办公室叫起我，说给我问到了地区物资局到神木的顺车。我迷迷糊糊跟着他从南门外的水电局走到二街物资局，一路上爷俩谁也不说话，爸爸大步走，我在后边小跑追。

当时从榆林回花石崖高念文老家，要先坐车到高家堡，再步走五十里才能到家，坐车带步走得整整一天。我兜里只装两毛钱，榆林到高家堡要五个多小时，到了高家堡正好是中午吃饭时间，两毛钱在高家堡连一碗汤都喝不上，不要说吃一顿饭。从高家堡再到高念文家里，要步走六个多小时，不吃饭这六个小时的路怎么走？

可是，开口要钱前总得叫一声“爸爸”吧，这一声“爸爸”我死活叫不出口。总不能在他身后突然喊：“你给我两块钱吧！”这是乞丐的要法，不是儿子和老子的要法。

直到爬上大卡车的顶上，车驶离物资局的大院，爸爸没叫，钱也没要，关键是连个早餐也没吃。

车到高家堡已经十二点多，步走到马家滩已经一点多，腿软得走不动，头上直冒汗，肚子里的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揪住。瞭见路南边有一片西瓜地，茅草搭的西瓜棚边坐着一个老头。我沿着小路到了西瓜棚边，和卖瓜的老头商量：“二毛钱能不能买一个西瓜？”

老头说：“我这西瓜没有少于十斤的，就按五分一斤也得五毛。”

“能不能买小半个？”

“剩下那半个谁吃？”

买卖商量不成，只好蹲在西瓜棚旁边冒汗。

待了一会儿，老头说：“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谁？”

“高子耀。”

“我爸爸。”

“咳，早说啊。”老头且说且切开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

老头说：“你大是个好人啊，1962 年你大下乡到我们村，看见我们村的人没粮吃往死饿，不仅和县上要回救济粮，还瞒着上边让我们自己偷偷开种边角荒地，救了一村人的命。”

我也顾不上听老头讲我爸爸的故事，狼吞虎咽地吃西瓜，十几斤的西瓜风卷残云吃得精光，掏出两毛钱给人家，死活不要。

老头说：“你大救我们一村人的恩情，一个西瓜能补报了？”

1962 年，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临走时，老头说：“你和你大真是一颗黑豆一切两半。”我们老家对两个人长相相似都这么说。

四

1978 年10 月，我作为知青插队到神木县乔岔滩乡柳巷村，离我们高念文村三十里。

村里的老支书小名五四，大名牛怀亮，来到知青点见到我，盯着我问：“你是高念文的？”

“是。”

“你大是高子耀？”

“是。”

“你大俄（我）认得，刚解放时，是高家堡区的区长。”

那就是三十年前，当时爸爸也就二十岁出头，和我插队到柳巷的年龄差不多。那时，高家堡是一个大区，包括了现在的乔岔滩、解家堡、大保当、瑶镇。

牛支书说：“你大叫高子耀，小名铁铆，来我们村骑的高头骡子，跟着警卫，警卫背着长枪。”

啊呀呀，一个科级干部就这么牛？心里这么想，话没说出口。

“你大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见了老百姓特别和气，派饭好赖都行，好人！”

老支书和爸爸是同龄人，近距离打过交道。

第二年春天，县教育局批准神木中学根据高考成绩办一个补习班，我的成绩刚够进补习班。

接到通知，真是喜从天降，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当天晚上我就入住了神木中学学生宿舍。

我至今不知道，爸爸怎么获得我上补习班的消息，托人在神木水电局为我解决了吃住问题。

1979 年秋天，我考上榆林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大嫂来榆林师范学校找我，把我从教室叫到宿舍，见面就哭，抽抽泣泣地给我讲了她和我的后妈发生冲突的经过，说她被后妈打了。说实话，至今其中的缘由是非我都说不清楚，只知道她带的礼物被扔到门外，人被从家里推搡到院子里。

当天晚上，我气势汹汹地到了爸爸家，爸爸赶紧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其他的话不记得，但有一句话不仅记得，连当时爸爸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都历历在目。

我说：“你作为我们的老子，除了有陈世美的骂名还有什么？”

听到这句话，爸爸从沙发上一蹦而起，大喊“一刀两断”。手里拿个打苍蝇拍，仿佛拿着刀向下狠狠一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