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科学思想

在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科学思想无处不在。《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闪烁着科学的光辉，其中《历书》《天官书》《扁鹊仓公列传》等篇章充分体现了《史记》的科学观。

《历书》中的科学思想

《历书》讲述了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司马迁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和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保留了一部司马迁亲自制定的历法，即《历术甲子篇》。司马迁的历法继承了战国以来科学制历的优良传统，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最高准确度的历法。

天文历法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历法是古人运用天文学知识，指导农业生产的科学工具，它反映了自然界的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对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很早开始，我国的先民就开始制定历法，用阴历计算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用阳历和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形成了独特的阴阳合历系统。阴历年和阳历年长度不等，因此古人发明了一套复杂精密的闰月制度。在战国时期，人们制定的四分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它把一年定为365.25天，而当今实际测算的一个太阳年长度为365.2421天，差距很微小，在短期内不会产生误差。但是，这个微小的差别从战国到汉朝逐渐累积为一天的时间差。

汉武帝决心改革历法，重新使月食发生在冬至日，修正误差。而汉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的甲子日，正好是旧历法中朔日（发生月食的日子，一月之始）和冬至日同一天的时刻，是适合当旧历结束、新历开始的日期。汉武帝于是下诏“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就是在元封七年改正朔，颁布新历法。同时改年号为太初，史称元封改制。

虽然司马迁最早提出了“历纪坏废，宜改正朔”的主张，但朝廷却没有采纳司马迁认可的历法，而是选用了邓平历（又称八十一分历、太初历）。因为该历确定的一月时长是以八十一为分母，一月的时长定为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之所以选择八十一做分母，缺乏科学依据，只是因为当时音乐上有十二律，十二律是以八十一做分母的，邓平在制定历法的时候就把音乐上的十二律和十二个月牵强附会，“以律起历”。他说“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制成八十一分历，该历确认的一年时长是365.25016，相比于四分历，八十一分历和真实的太阳年长度差异更大，每年要差出十四秒，会更快地导致历法不精确，是不科学的历法。

司马迁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一定能看出邓平历的问题。他此前积极推动历法改革，但没想到最后朝廷确定的历法反不如初。而且，他作为太史令不得不接受皇帝认可的历法，将其颁行于天下。这对司马迁而言，是在李陵之祸前受到的一次大的打击。

根据张汝舟先生的研究，司马迁在《历书》中对太初历只字不提，在他制定的《历术甲子篇》中，他依然使用四分历为原则。司马迁是用这些行为发出无声的抗议。司马迁坚持科学的历法观，是极为难得的。

《天官书》中科学精神的体现

《天官书》是古代较早专篇记录天文星象、天体运行规律的文献。同时，通过天体星象的变化来预见农业、军事、政治等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

《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以下简称《天文志》）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天文志》是讲天人感应，天上和地上是一样的，天是人格化的，可以统治地上的一切，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借以愚弄人民的工具。通过《天官书》与《天文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天官书》的科学精神更彻底，更一以贯之。当然，《天文志》中也闪烁着许多科学的思想，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就人事而言，在《天官书》“日变修德”一段中，明确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司马迁强调统治者在“天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要作用。而把修禳放在了后面，充分体现了在“日变”面前的科学精神。

就规律而言，《天官书》中着重阐述了：“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指明了古今之变的大致轮廓。“为国者必贵三五”，特别强调了三十年和五百年的重要性。顺应历史大势，天下俊士应时而动，群策群力，三十年一小步，一百年一中步，五百年一大步，共同迈向人类新一轮的辉煌！

《天官书》与《天文志》两者区别详见下表。

《扁鹊仓公列传》的医学思想

医学属于科学的范畴，司马迁《扁鹊仓公列传》第一次为医者立传，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和仓公淳于意的医术和治病经验，对春秋至汉初民间医药科学发展史进行了总结。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在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发现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该墓葬内发现九百二十支医学竹简和五十枚木牍，统称“老官山汉墓医简”或天回医简，共约两万字，这是国内考古中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医学文献。其中涉医简牍分为九部医书，专家对这批简牍内容进行了初步解读，认为九部医书中的部分医书极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理由是，《敝昔医论》中的“敝昔”，与“扁鹊”同音通假，指的就是扁鹊。扁鹊是医方祖师，开创了中医切脉诊断的先河。此次发现的医简中，《敝昔医论》《经脉书》《脉数》《五色脉诊》等都属于扁鹊学派的经典医论。

根据史料记载，黄帝时代有一位扁鹊，此后相隔数百年又出现了几位同名医者，并且全国各地都有扁鹊的墓葬。学者们普遍认同扁鹊是古代良医的代表。《扁鹊仓公列传》将医学史上的扁鹊归属于春秋战国时的秦越人，其医术传承自春秋时的长桑君。其高尚品德和精湛医术在此文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其医学贡献远远不止于治病救人，更在于他对医学真理的追求和对迷信的抵制。

首先，扁鹊在医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让人叹为观止。文章中提到他涵盖了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个领域，而且以望、闻、问、切四种手段创立了四诊方法，这不仅展现了他对医学知识的全面掌握，更彰显了他在实践中对医学方法的创新。他以针灸为主成功治愈虢国太子的“尸厥”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医学传承的经典案例。

其次，扁鹊坚持追求真理和抵制迷信，有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在春秋时代，医术与巫术并行，但扁鹊却抵制了巫术，反对迷信和鬼神。他将经络知识与临床经验相结合，为后来医者们树立了正确的医学观念，使医学始终保持着科学、实用的方向。

西汉初年，仓公淳于意发扬光大扁鹊的医术，整理历史文献和经验，记录了二十五个病例，包括疽、气鬲、涌疝、气疝、热病、难产等二十三种病名，涉及临床各科。从诊断过程可以看出，仓公对于脉学尤其精通，大部分病例都主要通过诊脉确诊，其中不少都是完全根据切脉就能探求病因，判断生死，而且皆一一应验如神。

仓公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二十五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仓公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他在“诊籍”中不仅记录了自己的成功病例，也承认有诊断错误的时候，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著作，涉及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认识的方方面面，尤其涉及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史实。除了前文提及的内容以外，关于天文、数学、农事、中医养生、纺织、车辆、机械、地质演变、栈道修造、河渠治理等诸多方面，有很多事件和史实的记录，都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史料。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传统，看出古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发明技术和制作工具改造自然，如何向大自然学习的科学思想和实用传统。《史记》中的科学观念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促进和影响。科学观念的进步推动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进步又为科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实践基础。科学观念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上，而技术进步则是通过实践和应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古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践，逐渐形成了科学观念，并将其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技术创新之中。这种科学观念与技术进步的结合，为古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史记》通过对古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详细记载，展示了古代中国人对科学观念和技术进步的重视和探索。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的了解，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执行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