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诗云“读书不求官”

作者: 王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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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经典“学而优则仕”的指引下,在士大夫政治形成主宰力量的北宋,读书做官是多数士人的必由之路。不过,同样从这条道路走上仕途的一代文豪苏轼,却发出了“读书不求官”的呼声。其背后当存在社会变化的潜流。

苏轼有首五言诗,是写给他的两个侄子的,诗的开头四句为: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

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在这四句中,让我最为瞩目的是“读书不求官”一句。北宋从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规模,为了吸引知识精英加入到宋王朝“彀中”,从皇帝开始,便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益诱导。政坛所呈现的,也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苏轼和他的父亲、弟弟也正是通过科举登第走出巴山蜀水,成为士大夫的翘楚。在士大夫政治成为主宰的时代,苏轼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多数士人的必由之路。苏轼是通过读书求得官位而走上仕途的,那么他为什么还告诫他的侄子们“读书不求官”呢?并且,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甚至与儒学经典“学而优则仕”的教诲相违呢?

运用学到的知识参与政治,体现了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也没有错。“读书不求官”,苏轼的这种认识看上去与主流认识颇为疏离,其实是折射了时代潜在的变化。南宋政治与经济重心合一,商品经济发达,地域社会强盛,平民文化繁荣,仕途行路难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诸种因素,让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宋元变革。

然而,任何社会转型都不是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生的变化,一定经历有相当长时期的潜流运行。就像在北宋造成士大夫政治的科举规模扩大,其实也是适应了唐末五代以来崇文的潜流的结果一样;在南宋开启的宋元变革,在北宋便逐渐积蓄了各种变革的因素,最后才终于在各种契机交织的综合作用之下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诗句讲“读书不求官”的,并不仅仅是苏轼一个人,与苏轼同时代的文同吟诵唐人崔觐的诗句云:“读书不求官,但与耕稼亲。”文同的诗与苏轼完全相同的表述,则反映了当时对这一认识的普遍认同。

社会意识一定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南宋吕祖谦受孝宗之命编《宋文鉴》,他在苏轼众多的诗作中,居然也选入了“读书不求官”这一首。这可以看作是社会意识为朝廷主流认识所认可。

而且,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趋势,既模糊了士人与士大夫的界限,也淡化了仕与不仕的意识。与政治的疏离,让苏轼的“读书不求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南宋陈模在《怀古录校注》中评价“读书不求官”等佳句为“立意高卓,而辞又足以达其意”。说苏轼辞达其意,其实是陈模以当世的感怀,说苏轼道出了他的心声。

清人张问陶有诗云:“读书不求官,此意吁可知。男儿重孝义,貂蝉何足奇。”晚清名臣曾国藩甚至对苏轼这几句诗还有补作:“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通过补作,曾文公对读书作文进行了更为意义深远的道德阐发。

尽管有社会变化潜流影响作用其中,但在士大夫政治鼎盛时期,读书人纷纷涌向读书做官的上行路途之时,苏轼能写下“读书不求官”的诗句,实在是难能可贵,并且颇有些惊世骇俗。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变化,并非一觉醒来的骤然突变,而是有一个“润物细无声”般缓缓潜行的变化过程。

宋元变革,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滥觞。从时代断限来说,虽然开启于南宋,但社会转型因素在北宋便已逐渐在酝酿、积蓄和发酵,苏轼“读书不求官”之诗所表达的意识,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观念变化。在商品经济繁荣、地域社会兴盛的背景之下,“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士人流向多元化,价值取向也同样显现出多元化。正因为如此,“读书不求官”这句诗,在宋元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从南宋历元到明清,获得了更为广泛和长久的共鸣,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世界观。

(选自《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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