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春秋》之辅翼，史籍之冠冕（上）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有《左氏春秋》《左氏传》等别称。正如西晋贺循所说：“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它既是中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又是一部叙事生动、文辞富艳的文学佳作，其中更是蕴含了无数先贤的智慧，具有史学、哲学、文学等多方面价值，历来备受重视，是我们深入研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左传》作者与成书之谜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著。《史记·十

二诸侯年表》称：“（孔子）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说孔子西至周室观览史书，从鲁史出发编成《春秋》，左丘明因以作《左传》。《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与之略异：“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仲尼）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这是说孔子与左丘明一同去观览鲁史，孔子口授《春秋》而左丘明为之作传。《艺文志》同篇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现在通行的《左传》版本一般是《春秋左传正义》，旧题左丘明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共六十卷）

尽管《史记》《汉书》的记载略有差异，但都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并且他写这部书的原因是为了传达孔子作《春秋》的本意，以免弟子们各持己见、人人异端。由此看来，《左传》成书年代应当与《春秋》十分接近。

《左传》为左丘明所著，唐前均无异说，直至唐代经学家赵匡始疑《左传》作者并非左丘明，此后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或谓吴起所作，或谓子夏所作，或谓西汉刘歆伪作，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观点大多证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然而，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左传》作者身份存疑，那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书？

其实，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左传》也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宋代叶梦得《春秋考》称：“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间人无疑也。”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也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而此书既然以“左氏”为名，当与“左氏”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且司马迁、班固去古未远、作史严谨，掌握史料之丰富远胜今日，他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此，我们如今通常折中地认为，《左传》很可能是由左丘明草创，再经他的传人不断增删润色，最终在战国中期左右定稿成书。

至于左丘明，古书对他记载不多，只知道他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前人或以为是孔门弟子，不可信），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很受孔子的钦佩。相传左丘明双目失明，后人称其为“盲左”，司马迁引之为榜样。

《左传》性质之谜

通过《史记》《汉书》的记载，不难发现《左传》正是为了解释《春秋》而作，那它究竟是一部解经之作，亦或是一部相对独立的史书？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要从《春秋》讲起。

《春秋》又称《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它是一部以记载鲁国国史为主，兼及周王室与其他诸侯国历史的史书。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合计二百四十二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的优点是记事谨严，缺点是文句简略，不述事情原委，且分条记事，前后亦不相联属。记事最长者不过四十七个字，最短者仅为一个字—“螟”，故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再加上它“睿旨幽隐，经文婉约”，常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倘若没有注解辅助阅读，常人几乎不可能读懂，或者会“脑补”出许多其他读法，进而解读出不同意思—即左丘明担心的，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

读不懂、读不通，又谈何传承？为“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于是出现了一批从不同角度注解《春秋》的著作，人们把这些著作统称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西汉时《春秋》共有五家传，分别是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和夹氏传。其中邹氏传“无师”，夹氏传“未有书”，均已失传；唯独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传传业渐盛、支叶藩滋、影响最大，人们又把这三家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成为注解《春秋》最重要的三部著作。

在三家传中，《公羊传》《穀梁传》都经历了漫长的口头流传过程，最终成书于汉代，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为今文经；在记事起讫上，与《春秋》保持一致；在内容上均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主，对史实增补不多，属于以义解经。如，《春秋·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解释道：“克之者何？杀之也。”《穀梁传》与之类似，言：“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均将解释重点放在经义的说解之上。

《左传》的情况与之大异其趣。它是秦火之前的遗书，用古文写成，为古文经，故又称“《春秋》古文”。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在最末又附鲁悼公四年（前463）的历史，已涉韩、赵、魏三家灭知伯事〕，比《春秋》多十三年。在内容上以《春秋》为纲，详细记载了春秋时鲁、晋、齐、楚、秦、郑、宋、周、卫等诸侯国以及周王室乃至一些小国的史事，极大扩展了《春秋》的国家区域，并以“君子曰”“君子以为”等话语为标志，站在儒家的立场评论历史、总结教训。同时，《左传》以史实解释《春秋》经义，属于以史解经。

还是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左传》讲述了郑庄公与同母胞弟共叔段为争夺君位而发生的斗争。庄公多次纵容母亲与弟弟，故意满足他们无理的索求，让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促使他们从有谋反之心变为行谋反之实。等到他们真正起兵之时，庄公立刻反击，最终在鄢地击败共叔段，共叔段只好出奔共地。

据此，《左传》解释经文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共叔段不敬爱兄长，行夺权之举，故不称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二人如同两国之君交战，故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有失兄长教导之责；称“郑志”，是说庄公处心积虑以养成共叔段之恶；共叔段兵败之后逃往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出奔”是有罪之辞，如果说共叔段出奔，那便是专责共叔段，但庄公也有罪，故史官难以下笔。

通过《左传》的记载，我们不仅了解到“郑伯克段于鄢”的来龙去脉，而且更能体会到《春秋》记事的微言大义，正如东汉桓谭《新论》所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战争结束后，庄公怨恨母亲姜氏偏爱弟弟并助其夺位，将她放逐至城颖，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久又后悔了。边境长官颍考叔听说了，以献物为由见到庄公。庄公赏赐他饭食，颍考叔却把肉放在一边不吃，说要留给母亲尝尝。庄公见状深受感动，于是将对母亲的悔意和目前的难处和盘托出。颍考叔建议庄公不妨“阙地及泉，隧而相见”，这样就不算破了当初的誓言。庄公听从了。最终庄公与姜氏在地道之中相见，母子和好如初。《左传》最后以“君子曰”发表议论，赞扬颍考叔既有纯孝之行，又能将他的孝行扩而充之、推及他人。

由此可见，《左传》并非单纯解释《春秋》，而是将记言记事与解经说经熔为一体，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说，《左传》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既是一部优秀的解经之作，又是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