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儒匪道：曹操父子的两张“面孔”

黄初二年（221）正月，魏文帝曹丕代汉后不久，便下了一道诏令，以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令其奉孔子祀。这一事件，可视为曹丕服膺儒家的代表性事件。而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曹操时期。虽然上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习惯将曹操视为寒门出身的“法家”代表人物，并不断强调“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一事实，但从曹操的为政举措中，也能看出他对儒学的重视。

早在建安八年（203），曹操就曾下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曹操于此间颁布的《修学令》与去年颁布的《置学令》，都明确表现出他欲恢复儒学、以兴教化的政治主张。据学者黄炽霖对曹魏中央机构官员的统计结果，还可以看到：自曹操创业以来，儒学化的世家大族就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这终究不是曹操、曹丕父子的个人意愿。

圣王功业，尊孔兴儒

用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来判断他的执政特色，有些时候是合适的。比如董卓、吕布、李傕等凉、并军阀，因长期生活在汉胡杂居的边僻之地，“习于夷风”，尊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的生存法则，好以强权镇压反对的声音，因此在行事时，颇显粗猛与暴虐。在他们掌权时，朝臣屡屡反抗，关东士大夫不愿与西部军阀合作，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后者习以为常的残暴手段，同样是士人耻之为伍的重要因素。

不过，性格底色与执政特色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适如曹操、曹丕父子，虽然尊奉儒家、服膺儒学，并不代表他们是传统的“儒生”。《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同传注引《曹瞒传》又云：“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这两段材料常用来证明曹操与儒学士人的格格不入，曹操少时机变，有权谋，功成名就后，依然放浪形骸，流连歌舞之中，丝毫不在意自身形象。无论怎么看，他都不是一位合格的“儒士”。故前辈学者将他视为“法家”，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这并非是曹操的真实形象。

乱世须用重典。曹操执政期间，对儒学世族多有打压之策，他的形象离“儒士”已有较大差距；不过，作为其继承人的曹丕，比他父亲更像一位“儒士”。《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更为关键的是，曹丕甫一即位，就不遗余力地表明他对儒学的大力推崇。在称帝前夕，曹丕下令表彰“二十四贤”，学者徐冲认为曹丕是以“清流”继承者自居的。在称帝后不久，曹丕“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扩大儒学招生范围。随即下诏尊奉孔子，引起极大轰动。至黄初四年（223），曹丕“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再加上他即位以来就力推的一项文化事业—“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一桩桩一件件，都足以证明曹丕对儒学的看重。可若是细究起来，曹丕这些行为，又不免有政治作秀的嫌疑。

前文已述，刊刻立碑，用以铭记重大事件，是曹魏官方的特权。曹丕下诏对鲁县孔子庙进行修整，这一历史性事件被刻在石碑上，幸运地保存下来，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孔庙北侧的汉魏碑刻陈列馆中。其碑额名为《鲁孔子庙之碑》，因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蒙荫先祖荣光，受封大魏宗圣侯，故此碑又称《孔羡碑》。

碑文开头即写明此次立碑之用意：

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纵，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于是辑五瑞，斑宗彝，钧衡石，同度量，秩群祀于无文，顺天时以布化。既乃缉熙圣绪，昭显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礼，兼绍宣尼褒成之后，以鲁县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

从“黄初元年，大魏受命”不难看出，“诏修孔子庙”与“曹魏立国”密切相关，这件事已经上升到了与国同休的地步。曹魏的建立，离不开儒家支持，甚至可以说，尊奉孔子是曹魏立国的重要一环。这是因为，曹魏君臣在反复论证曹丕代汉的合法性时，主要依靠的就是儒家学说。

犹记第一个上书劝进的左中郎将李伏，言《孔子玉版》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故曹丕称帝，是“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所谓《孔子玉版》，即托名孔子的谶纬之书。汉代以来，谶纬内学大兴于世，“素王”孔子也逐渐神化，经由士人推崇、想象的神圣孔子，自然会令人敬服，与其相关的谶言，也具备了很强的说服力。加之曹魏群臣劝进所引谶纬、祥瑞以及新五德终始理论，无不与儒家学说有关，以“儒士皇帝”自居的曹丕，自当尽快表明态度。所以他下诏给三公说：

昔仲尼姿大圣之才……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大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采其文以述作，卬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已。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闵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

这里首先讲述孔子昔日的成就。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春秋》皆为圣贤孔子所制，使后世学人受益无穷，此乃教化之功。曹丕在崇隆孔子的同时，为使“阙里能闻讲诵之声，四时可睹烝尝之位”，乃以孔子后人孔羡奉祀孔子，“邑百户”，作为经济来源。同时安排专人守卫，并命人增设屋宇，方便学者居住，俨然要将此地打造为一个兴盛的文化交流场所。包括曹丕此后对儒学的推崇、对文化的传播，皆可视为曹丕文治的一个侧面，用以展示其教化之功。而魏臣在劝进之际，也是欲将曹丕比拟为传说中能安天下、行教化的“圣王”。由此，曹丕向圣贤孔子致敬，就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于是鲁之父老，诸生游士，睹庙堂之始复，观俎豆之初设，嘉圣灵于髣髴，想贞祥之来集，乃慨然而叹曰：大道衰废，礼学灭绝卅余年。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广大苞于无方，□恩沦于不测。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烟煴。嘉瑞踵武，休征屡臻……尔乃感殷人路寝之义，嘉先民泮宫之事，以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犹著德于名颂，腾声于千载，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崇大圣。隆化如此，能无颂乎。

碑文后半部分所见，即曹丕尊孔兴儒的初步成效：鲁县孔子庙吸引学者来此驻足、交流，儒学的传播事业在此地迎来了一波高潮，士人在感慨如此盛景的同时，亦对曹丕多有称颂（碑文最后还有颂词，略），“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如此教化之功，真可谓“圣皇”之姿也。

真人临凡，何以抑道

无独有偶。曹丕在黄初三年，还命人修整了老子庙。《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释僧勔传》载其诏曰：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未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与对孔子的尊奉相比，曹丕在这里的态度就比较矛盾了。原始道教尊奉老子为祖师，曹丕命人修整老子庙，显然也是有安抚这一群体的意思。可是，曹丕却非要强调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楼屋倾颓，傥能压人”。害怕年久失修的楼屋倒下来砸到人，不该是曹丕该操心的，所以下面这句“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即不允许道教徒私下进行祭祀庙祝等活动，才是他的真实目的。曹丕一边需要尊奉道教，以安众心；一边又要重申相关禁令，以巩固自身统治。魏明帝时，曹洪乳母与临汾公主侍者共同祭祀无涧神，下狱，太皇太后卞氏派人求情，帝不许，亦足见曹魏相关禁令的严格。

曹丕对原始道教的矛盾态度，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得再次提到曹操此前的政治宣传。前文已述，曹操称王前后，命人铸造宝刀，当时出现了三篇赞刀文章，曹植《宝刀赋》云：“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即言曹操得神兵以永固王位。在汉代开国神话中，神兵是承载“天命”的主要工具之一，具有平僭乱、致太平的关键作用。如今曹操以百辟刀“扬武备以御凶”，亦是借神兵之利及其具有的神圣属性来宣扬自己的“天命”。而这里提到的“真人”，是道教称呼，如吉川忠夫所说，“真人”被视为传达天命的天帝使者，即受命于天而行革命之人。

联想到曹丕在谯县设大飨礼时的发言：“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可见，曹魏官方认定曹操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大汉魏王，亦是道教真人。早在曹操起家之初，他在收降青徐黄巾军的时候，就是因为“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尽管曹操之祖曹腾很可能受桓帝影响而信奉道教，但曹操年轻时是否信奉道教，早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曹操表现出的态度，是与原始道教相合的，以至于他晚年在洛阳宫中的居所内，还设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曹操此举，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原始道教，只有他自己做这个受命于天而行革命的“真人”，在汉末掀起大乱的原始道教，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信服他。

姜生还指出，曹操掌握了汉末社会中最能代言“天命”的两类、四股势力：第一类是奉 “天命”统治整个社会的汉家 “天子”；第二类是原始道教，大致有黄巾、张鲁、方术三股势力被控制在曹操手中。曹操执政时，召集大批方士，甘陵甘始、庐江左慈、阳城郗俭、谯国华佗、汝南费长房等精通谶纬、通晓数术的奇人异士由此来到魏国。诚如曹植《辩道论》所说：

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将这些方士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是为了防止他们“欺众惑民”。只是，曹操的意图绝非仅限于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掌握对“天命”的解释权与传播权，能帮助他在巩固自身统治的同时，亦能加大宣传“大魏应灵符（曹植语）”与“大魏应期运（阮瑀语）”的舆论。这同样是割据汉中多年的天师道张鲁愿意投降曹操的原因。相较于不成体系、十分松散的太平道（黄巾军），天师道“师法汉制”，结构更加成熟、完整，也更容易为曹氏父子利用，成为其加强、巩固自身统治，并更好地宣扬其“天命”的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张鲁一家受到了特殊优待，天师道也开始与曹魏深度绑定。在陈寿所处的时代，张鲁的祖籍悄然变为了“沛国丰县”，与皇族曹氏成了同郡。刘屹便指出，这一变化更可能是张鲁迁往内地之后，特意要加深天师道与曹魏皇室的联系。甚至在《大道教令戒》（被认为是曹魏时期天师所作，即张鲁或他的继任者）中，也有这么一段文字：

昔汉嗣末世，豪杰纵横，强弱相陵，人民诡黠……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千里独行，虎狼伏匿，卧不闭门。

曹操去世后，曹丕在继承“魏王”的同时，也继承了曹操“真人”的名分。第一个劝进的李伏，恰好就曾是天师道高层，以此来表明原始道教对曹丕的服膺与认同。是以，为了安抚照顾他们，作为“真人”的曹丕自当也尊奉老子。但这毕竟是有限度的，昔日的太平道与天师道，都是不稳定因素，曹丕自然不会放任他们自由活动。

明面上看，曹丕对儒学始终是尊崇的，但他一系列的举措，更多只是浮于表面。就曹丕本人的性格而言，也与传统的“儒士”相差甚远。与“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对应的，是“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观曹丕行事，也是性情中人，只是因为个人恩怨，曹丕就羞辱于禁、苛骂张绣、弑杀鲍勋、囚禁曹洪……丝毫不顾及别人对他的劝阻。

可对待自己的友人，曹丕总是真心实意。王粲去世后，曹丕想起他生前爱听驴叫，便不顾身份扮起了驴；被立为太子，他高兴地一把搂住心腹辛毗的脖子；至称王称帝，与他交好的吴质，能力虽然不足，却也被委以重任；而他的发小夏侯尚，更是差点得了“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的特权。孟达来降，曹丕也大喜过望，“执达手，抚其背”，群臣不忍直视，称此举不免“太猥”。

这样的曹丕，与其父曹操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位合格的“儒士”。而他们父子，之所以服膺儒学，收拢道教，本质上还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这大概就是他们父子的两张“面孔”。在执政时，是一张尊儒崇道的“面孔”，这样方便他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但私底下，他们既没有“儒生”的特质，也不会无端信奉道教，这一张“面孔”更适合他们做自己。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许多张“面孔”，用来应对不同情况。有时候，后人所见到的曹操、曹丕，也许只是其中一张“面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