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飞行（短篇小说）

我的外婆赵嫦娥脑子里住着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道她从哪里听来的，说是只要拿着一柄锄头往地底挖，一直挖一直挖，就可以挖到美国去。当她在餐桌上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全家人都爆发出了嘲笑的声音。白瓷碗上的筷子跌落了，椅子擦地擦出了响声，鱼骨头堆成的小山被拍打在桌面上的手掌震塌了。

母亲用上海话问她 ：“是啥人跟你讲的？”

外婆的回答是更难懂的上海话，翻译过来，她讲 ：“就是老家隔壁邻居，九太呀。”

母亲又问 ：“你为啥会相信呢？”

外婆讲 ：“因为地球是圆的呀。”

对呀，因为地球是圆的呀。她的回答让母亲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

外婆不是文盲，她还是上过几年学的，从她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方的这一点就足以见得。但是这也让我们确认了，外婆的这一念头并非一时兴起、突发奇想，而是扎根已久，并生长出了一套自己的逻辑。

不过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她的异想天开当作一回事，只觉得是一个老人家

的餐后胡言。毕竟，在我外婆所生活的宝地镇里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出过国，不要说出国，就连飞机也没有人坐过。更何况是向下挖地，在我们眼中如此愚昧的行为，绝对不可能是身边人干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赵嫦娥从我们家回了乡下宝地镇的老家后，她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实现这一梦想。

赵嫦娥和我舅舅孙建国、舅妈陈玉秀一起住。在距房子十几里远的地方有一片荒地，大概几十亩，原本被乡政府规划作为游乐园，但怪的是，拆迁也拆了，赔款也赔了，却迟迟没有正式开工动土。这块地就荒在这里，荒了有大半年。长出野草来还是小事，要紧的是落雨后泥地就变成了泥浆地，曾经有一个小学生放学路上摔进了泥坑里，直到死后三天才被找到，人已经泡肿了。赵嫦娥和其他一众老人就自行瓜分了土地，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你三亩，我四亩，在那片荒地上种起了瓜果蔬菜。

本来，这片游乐园是要仿照欧式建筑风格，建成世界主题公园。据说原本香港人设计的图纸上画了很多世界风景名胜，有英国温莎城堡、法国凡尔赛宫、匈牙利英雄广场、美国黄石公园，也包括国内的一些山寨景点，比如，把河南少林寺和四川乐山大佛一比一还原，复刻到宝地镇的这一片农田上，院落式的寺庙就和哥特式的天主大教堂比邻而居，教堂玻璃会在日照下反射出七彩的光，光里夹杂着从香炉中飘出的烟。人们目睹一车又一车的运沙车和挖掘机开进了镇里，连河道都已经挖了出来，可是这工程突然就停了。有传言说那个香港投资人被刺杀了，账户也被冻结了，刚要开始动的工只好中止。也有传言说另一个港商窃取了这份图纸，在浦东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世界主题公园，所以宝地镇的这个公园就没有建造的必要了。据我母亲说，这个传言中的港商根本就不存在，乡镇政府只是想先把这块土地推平，腾出一大片空地后再寻找投资商，但是直到土地推平、居民动迁这一系列工程竣工后，投资商依然没有寻找到，所以才迟迟不动工。但宝地镇的人们并不在意港商到底死没死、存不存在，反正拆迁的赔偿已经拿到了，那就安心地住在新房子里过日子。总之，这片土地就一直荒着，直到当地的老人们把土地私自瓜分了。

赵嫦娥被分到的这块地据说本应该是世界主题公园中的匈牙利英雄广场。她清晨 4点就背起锄头，蹬着三轮车去了属于她的那三亩匈牙利英雄广场。她在匈牙利英雄广场劳作的时候，总是会用锄头敲打地面，试图找到一块比较松软的土地，然后抬起胳膊用力向下锄，锄到不能再往下的地方，就换一块地。

赵嫦娥每天早出晚归，我舅舅孙建国下班回家后不见赵嫦娥的身影，就打电话给我母亲，询问她的下落。我母亲说 ：“大概就在游乐园那片荒地上吧。”等孙建国骑着自行车骑到那片多年未动工的游乐园，才看到荒地上种满了茄子、青菜和豇豆，成色接近丰收，叶片饱满而自然垂坠。这些丰收成果并不属于赵嫦娥，也不是孙建国在乎的。孙建国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一块地是赵嫦娥的，他绕过了东南边那片大丰收的田地，走向了西北边的一片一无所有的、坑坑洼洼的土地。土地上立着两三个人影，在日落前后的逆光中，人的面孔看不真切，能看到的只是一块佝偻的背，和两块挺起的背。

赵嫦娥的身边围着两个人，是隔壁家老张的儿子和儿媳。在孙建国冲上前去的时候，他并不了解情况，老张家的儿子拽住了他，要求他今天好歹得给个说法。这之后他才得知，原来赵嫦娥挖地，挖出了事故——她差点儿把老张家的祖坟给刨了出来。说是祖坟，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骨灰盒，直接埋在自家自留地地下三尺。而赵嫦娥分到的这三亩田地，其中有一块就属于曾经的老张家。实际上赵嫦娥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家的骨灰盒挖出来，只是他们很警觉，认为赵嫦娥这样过分的举动已经惊动了地下的龙脉，打扰了土地神，吵醒了祖先，给宝地镇带来了不祥之兆。孙建国当然明白他们这是危言耸听，蛮不讲理，如果说真的会惊动神灵祖先，那也应该是拆迁队的挖掘机会惊动，怎么也轮不到一个普通农民赵嫦娥头上。但是迫于眼前的局面，他还是答应赔给他们一箱土鸡蛋。老张家人认为一箱土鸡蛋怎么着也太便宜他们母子了，但又强调毕竟孙建国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也不想坏了邻里多年来的好关系，所以也不是故意刁难他们家。可惊动祖坟毕竟是大事，也不能不了了之。在这样的说辞之下，孙建国只能口头答应两箱土鸡蛋，外加一盒人参、一瓶陈年白酒，并且明晚亲自上门赔礼道歉，这才算是了结。

在送走了老张家的两位以后，孙建国夺过了赵嫦娥的锄头，领她回了家。灶台是空的，水槽里的油盘子还没有刷，阳台上的湿衣服仍然悬挂着，水珠一滴一滴落在印有鸳鸯戏水花纹的红脚盆里。那时候，我舅妈陈玉秀还没有从欧尚超市柜台下班，我那在简德镇念中学的表哥孙一航除了周末都住在校内。孙建国一家为游乐园而拆迁得到的赔偿是宝地镇上的一栋复式别墅。不仅仅是孙建国一家，我表舅一家为修十一号线地铁而拆迁分得了一套独栋别墅，上下五层楼。我和我表哥孙一航在我表舅家玩捉迷藏，从一楼藏到五楼，再从五楼藏到一楼，玩一整天都捉不成功一次。孙建国家则不如我表舅家阔气，一楼的墙壁上生满了霉斑，上下楼的木制楼梯能踩出吱呀的响声。这栋别墅一整个白天都空无一人，直到孙建国把我外婆赵嫦娥领回了家。

领回家后，孙建国没有脱鞋，身子直接陷在沙发里，他点起一根烟，一吸一吐，用上海话讲了一通，大意是自己上了一天班回来肚子瘪瘪的，希望回到家就能有热饭吃，而不是跑去摔死过人的泥地上帮她擦屁股。

赵嫦娥没有什么动静，只是把锄头丢在了一边，给孙建国热起了早上的剩饭。此时已过了晚饭的饭点，到了饭后纳凉的时候。每当吃过晚饭后，宝地镇上的老人们大都习惯搬出板凳，每人一把蒲扇，坐在槐树树荫下纳凉。见到赵嫦娥在厨房里热饭，咸菜和酱瓜的香味从煤气管道里飘出来，厨房的窗是开着的，槐树下的老人们转过头对着窗户里的人，用带有宝地镇口音的上海话说 ：

“赵嫦娥，土地下头挖出黄金宝藏来了 ？”

“哎呀，可别讲是黄金，差点儿把人家骨灰盒给挖出来喽。”

“赵嫦娥，见到美国了？美国人讲的话，叽里咕噜的，听得懂 ？”

“疯老太”，人们私底下是这样喊她的。

“属蚯蚓的”——赵嫦娥获得了新的名字。

孙建国掐灭了手中的烟，将烟头摁在烟灰缸上转了几圈，而后从冰箱里掏出一个柿子，朝窗户外狠狠丢去，柿子砸在泥地上，炸成一个手雷。

宝地镇的人们都说，我外婆年轻的时候受过一些刺激，这刺激具体是什么大家也无从打听，反正她现在脑子里的异想天开，大概就和当年受到的刺激有关。邻居们催促我母亲和我舅舅孙建国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有可能是妄想症也说不定，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孙建国把这事儿推脱给我母亲，说我母亲住在市区里，市区里的医疗条件比乡下不知道要好多少，理应由我母亲带着赵嫦娥去看病。但我母亲始终坚持赵嫦娥没病，不仅没病，而且，她特别强调，比她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健康得多。

“七十好几的人了，每天 4 点钟爬起来，到地里厢种地，身体噶赞。”我母亲是这么说的。

而我舅舅却认为，如果赵嫦娥真的是在种地，那事情也就好办了。比如隔壁家老李，他们家里厢每天还能吃到自家老人种的新鲜蔬菜，多出来的绿叶菜就用蛇皮袋打包寄到市区里的小儿子家。老人锻炼了身体，子女享用到了纯天然无农药的好菜，属于两全其美的好事。可是我舅舅不明白的是，赵嫦娥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农民一样种菜，非要去挖地道挖到地球对面的那个美国去。

我母亲告诉我，我外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她一直是个热爱科学的老太太，她的好奇心并不亚于一个小孩儿。我母亲回忆起来，赵嫦娥以前总问她很多问题。

为什么中国是白天的时候，美国是晚上？

美国人白天睡觉，晚上起来上班，他们天天熬夜，身体岂不是会熬垮掉？

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中国人站立着，美国人岂不都是倒立着的？

美国什么都是和中国反过来的，这个国家真是奇怪。

我母亲和她耐心解释过，用她所知的科学原理。她还使用了我们家的小型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作为教具，专门为七十好几的赵嫦娥上了一堂地理课。

我母亲孙建萍是宝地镇上的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大学生是我舅舅孙建国。他们两人等于是宝地镇的天眼，开眼看世界的头两人。在孙建国 18 岁去北京上大学后，镇里为他放了 3 天的鞭炮，吃了 3 天的酒席，按照红白喜事的规格杀猪宰鸡。镇上的书记也亲自登门拜访他家，为他送来了大米和食用油，拍着他的肩膀，握着他的手，嘱咐他以后要是进了国务院，一定不能忘记宝地镇的父老乡亲 ；如果有动迁、分房、修游乐园的消息，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他们。那时候书记并不知道孙建国根本不可能进国务院，他学的是农学，大学毕业只不过回了镇里的农药厂上班。但是这并不是我母亲孙建萍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她当时关心的只是孙建国离开家北上求学以后，家里就没有可以种地的男人。所以12 岁的我母亲孙建萍只能放学后先去地里割下猪草喂猪，钢笔套往往会沾上猪食，油渍也会不可避免地沾到练习簿上，然后在 6 年后再次吃上了 3 天的酒席，听到了 3 天的鞭炮声。

赵嫦娥的两位子女的见识自然是远高于她的，但我舅舅孙建国是绝对不愿意为她讲解这些常识的，所以只能是由我母亲孙建萍为赵嫦娥上课。她对着我们家的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依次讲解起了地球的结构、地球自转与绕太阳公转的区别、晨昏线、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我们所在的东八区，以及赵嫦娥最好奇的一点，中国和美国时差的产生。孙建萍讲完之后，特别问赵嫦娥 ：“听懂了 ？”

赵嫦娥频频点头，但孙建萍知道，她并没有听懂。

孙建萍暂时放弃了教会赵嫦娥地理知识的念头。她和我说起过这件事，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赵嫦娥就算不懂这些科学道理还是可以活得很健康、很快乐，所以也许人根本没有必要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这么清楚，如果赵嫦娥依然执着于挖地道挖去美国，那就应该任由她去挖。

就算孙建国和孙建萍都放弃了，我表哥孙一航和我却没有放弃。夏天放假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去宝地镇外婆家的别墅里，这栋别墅的名字叫作“一航居”。在“一航居”一楼客厅电视机前，挂着一幅手工打造的木制牌匾，据说是我已去世的外公取的名字。夏天的“一航居”只有我、孙一航和赵嫦娥三个人，我舅舅孙建国和舅妈陈玉秀教会了我们怎么在夏天合理地偷电，他们提前给查电表的工人送去了鸡蛋和牛奶，他会帮助我们每天把电表箱拨回相应的刻度。如此，我们就可以从早到晚 24 小时都开着空调，而每天的电费还是几近于零。我和孙一航就窝在他卧室里，把空调打到 18 度，裹着冬天的棉被，坐在地板上打游戏。这时候，赵嫦娥通常不会和我们一起待在空调间，她只会背着她的锄头，蹬着她的三轮车，前往本应是匈牙利英雄广场的那片田地。

我表哥孙一航那时不太会发卷舌音，总把“热”说成是“乐”。在“一航居”里，尽管每个房间都开着 18 度的空调，孙一航却总流着热汗，从晾着竹竿的一楼阳台起，一直奔跑，穿过帘布，踩过楼梯，跑到二楼的卧室，不停地说 ：“我好乐，我好乐。”而我那时还没有学会上海话，说话卷舌过度，不会发平舌音，总把“冷”说成是“忍”。每当我看到孙一航穿着薄汗衫在空调房里跑来跑去，我就追在后面问 ：“你忍不忍？你忍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