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乡间，新月如钩

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过上乡间独居生活。地处深山茂林，听见流水潺潺，德里纳河近在咫尺。

我在塞尔维亚西部的特尔西奇（Tr i ）村住了半个月，每天在林中阅读和写作。特尔西奇是塞尔维亚语言与文学改革之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 i ）的出生地，藏在深山里，与世无争，茂林葱郁。我和山民做邻居，住在小木屋里，推开格子小窗是榛树林，后院围着野篱笆。

我在乡村饭馆里搭伙，每天吞下菜量惊人的巴尔干乡间菜肴，一边享用着质朴的食物，一边读法国旅行作家西尔万·泰松的日记《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某年的三月二十九日，泰加森林里零下三摄氏度，是当年的第一个春日。泰松一边读中国古诗，一边啜饮伏特加。如果世界崩坏，小木屋将是他最后的堡垒。“松木房梁、烈酒和诗歌铸成了三重护甲”，他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我的小木屋在远方，而我一无所知”，这句谚语诞生在泰加森林。

对比我的小木屋，设施肯定比泰松住的要先进多了，有无线网络和电热水器，我不需要自己捕鱼才有东西吃，不需要自己砍树才能生炉子取暖，我也不会生活在暴雪和狂风时时刻刻的威胁中，所以我也没法获得泰松那种真正自足的孤独，那种人类奢侈地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但是我觉得自己和他一样心满意足。

晚上十一点就睁不开眼，早晨五点自然醒，生命中突然多了大把时间，原来白天可以这么漫长。能做的事有限，我罗列了一下，大概有八件：

阅读（大部分时间都在干这个）

写作（每天一千字匀速前进）

吃饭（乡村饭馆的塞尔维亚肉食要把我撑死了）

睡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节奏）

林中散步（最喜欢的乡村生活节目）

一边抽烟，一边看松鼠爬树（其乐无穷）

和村民喝土耳其咖啡（没完没了的喝咖啡时间）

去镇上听一场音乐会，或者看看民间艺术家办的画展（偶尔被邀请）

城市生活才有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项，不停地想抓住人表达什么的欲望，统统消失。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做事，反而体验来得更深刻。

新养成了一个习惯：写累了就坐到木屋前的长椅上，一边抽烟，一边聆听林子里的动静。周围常有奇怪的声音，窸窸窣窣，嘎吱嘎吱，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那是小松鼠在树与树之间蹦跶的响动，或者小野猫和喜鹊打架的怪声。最好听的声音是落叶缤纷，叶子和草地发生亲密接触的那一刻产生清脆的摩擦。坐在林中空地，感官也一点点苏醒。

昨夜山里下雨，早起推开木门，淡淡的雾霭笼罩了整个山头，村子里朦朦胧胧的，空气里是植物浸透水汽的味道，一股草腥气。我对着半山腰的野篱笆，正在伸胳膊抬腿锻炼身体，作家之家的管理员安娜从远处走来，说有重要的话要“答复”我。我茫然地看着她，心里嘀咕：我究竟什么时候问过她问题？安娜显得很严肃，我有点害怕。不慌不慌，我们慢慢来，我邀请她到木屋前长椅上坐下。

“你那天问我，如果时光倒流，我愿不愿意做一个家庭主妇？我回去想了两天，现在我确定了，答案是不。”安娜似乎是积攒了很多勇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依稀想起自己似乎在不经意间确实问过她这个问题，我没想到这对她这么重要，非得大清早跑来告诉我。我突然对她肃然起敬，我可能无意间触发了她体内的某个开关。

“几年前，我经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关系，它破裂了，砸碎了我的心。从那以后，我意识到恐怕此生将要接受孤独终老的命运。”安娜开始剥她心灵的洋葱。

看着周围的女性朋友走入家庭，单身女性的生活越来越让人觉得孤单难忍。她一直是个太过认真的姑娘，也不讨人喜欢，总是无意间逆着家人的意愿做事。除了搞不定婚姻，也搞不定学业。安娜曾经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政治学在读博士，却因为繁重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而被迫中途放弃。

“我没有婚姻，没有孩子，也没有博士学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在这个生活漩涡里溺死了。我一度想过，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倔强，如果我顺利走入婚姻，如果我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今天的我是否会更加快乐。”她眼里的哀伤一览无余。

之前我一直觉得，她不过是略带自怨自艾气质的长相普通的“老小姐”，现在端详她，发现我错了。安娜有一双非常深邃而美丽的眼睛，眼角的鱼尾纹加深了它们的哀愁，却增添了它们的深度。她有一副典型的塞尔维亚族女性的长相：黑棕色的长发、深棕色的眼睛、高挺瘦削的鼻梁、脆弱凹陷的面颊，总是在抑制情绪的嘴唇。像大多数塞尔维亚族人那样，她不是说得太多，就是一语不发。

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但同时淡漠的还有她的感知力。新冠疫情肆虐的三年，全世界都不好过，她的国家也是一团糟。 俄乌冲突看不到结束的那天，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难民逃到塞尔维亚。而科索沃北部摩擦不断，塞尔维亚的通货膨胀和物价同步提升，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安娜对走入婚姻和继续学业的渴望也越来越淡漠了。病毒肆虐的日子，她躲到村子里，从山头挖来野菜和野果，把它们加入日常菜肴的烹制。用野蔷薇酿果子露，用三个品种的李子混合酿造拉基亚（Rakija）白兰地，做玉米面包，每天像隐士一样生活，和外界几乎中断联系，不想念，也不可惜。

我后来终于明白，之所以她会特意跑来告诉我不愿意做家庭主妇，是因为心里的疙瘩一直无法解开：她总觉得自己应该拿下那个博士学位，但是年龄和境遇已经让这个梦想显得遥不可及。不做家庭主妇，是不愿放弃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虚弱的抵抗。

安娜不断进行着自我催眠：“我太老了，我马上40岁了，没有男人要我了，没有大学要我了……”我粗鲁地打断她的自我暗示。我告诉她，在我的国家，像她这个年纪的女性正在经历自我觉醒。年龄、婚育、事业、人生路径，每一种生活内容都在被赋予新的可能。虽然我不赞同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认为它们逐渐背离初衷，但是我依然相信，在远离口号和运动的情况下，每个女性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向度内做出点滴的改变。不是每一个决定都需要颠覆的姿态，但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革命。比如，她可以重新申请博士学位。

安娜安静地听着。可能对她来说，我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罢了，我应该住嘴。

第二天中午，安娜给我打电话，她已重新向贝尔格莱德大学申请了博士学位。

挂上电话，我看了看天空，天公并不作美，云层太厚，有点闷热，今天是特尔西奇难得的坏天气。我刚收到邀请，去镇上参观贾达尔（Jadar）博物馆。贾达尔河谷分上下段，上段是采矿区，2022年塞尔维亚政府刚刚宣布撤销了力拓集团（Rio Tinto）贾达尔锂矿开发项目，并吊销了该公司的锂矿勘探许可证。此前，环境保护者为了反对这家英澳矿业巨头在本地进行开发，进行了声势持久的反对集会。

贾达尔下段是低矮的农耕区，也就是洛兹尼察镇（Loznica）。贾达尔博物馆在一座漂亮的粉红色老药房大楼里，我满心期待要在这里欣赏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First Serbian Uprising of 1804-1813）的展品，听说它们是凶猛果敢的英雄安特·搏吉切维奇（Anta Bogicevi ）的所有物。而这位英雄是塞尔维亚近代史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奥布雷诺维奇王朝（Obrenovi dynasty）的祖先——因为安特·搏吉切维奇是现代塞尔维亚第一位国王米兰·奥布雷诺维奇（Milan I of Serbia）的曾祖外公。

可我几乎一无所获，一股心灵的低气压席卷了我。

似乎洛兹尼察镇所有人都对马娅有意见，谈起“贾达尔博物馆的解说员马娅”，每个人都跟商量好似的，先翻一个白眼，然后叹口气，总之一言难尽。

太疯狂了，我们停在新石器时代的展览窗口，在一块中间凿有圆洞的灰白色石头前，所有人被迫静止不动。马娅开始绘声绘色地介绍这块石头：从前，巴尔干人民在露天织布，他们需要有东西来固定线轴，于是他们找来石头，给它钻洞，再把线轴插到洞里，然后……四十分钟过去了，我们还在新石器时代织布。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甚至没有走出青铜时代。我留意到同行者的表情，索尼娅一直在翻白眼，约万娜明显在别处神游，另一个讲解员斯特凡有点想开溜的意思，这里没有他发挥的空间了。我深呼吸几次，鼓起勇气，提议不如大家一起出去抽根烟。猜猜马娅怎么说？“没关系，不需要出去，你可以在这里抽！就坐在这里！这样不耽误你继续听我讲解！”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张沙发展品，示意我们可以坐在那里。

她一定在开玩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发，塞尔维亚的彼得国王来洛兹尼察看望农民时，就坐在这张猩红色的沙发上。马娅想赐予我和彼得国王一样的待遇。可是我还没有这个胆量，不仅因为我对这位塞尔维亚的老国王充满敬意，也因为我觉得坐在展览品上抽烟实在是超出了我的素质大纲，那毕竟是一百年前的展品。

终于，大家蜂拥着去休息室放松神经，我以为我可以喘口气了，马娅跟上来，加入我们的抽烟队伍！她打算和我讲讲另一个爱情故事。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爱情。爱情故事发生在黑山的贵族男孩和农家女孩之间，类似于电视剧《巴尔干最后的贵族》里的桥段，我耐着性子听她讲完，已经听天由命。

也不是没有收获，起码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不少。比如，我一直欣赏巴尔干女性的一个原因是她们能聚在一起旁若无人地抽烟，根本不问男人的意见。现在我知道，原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尔干半岛，只有寡妇可以在公共场合吸烟，其余的女性都不可以。巴尔干人认为既然家里的男人已经过世，那么他的妻子就算是一家之主，只有一家之主可以公开地抽烟，而且只有黑山的寡妇有这个权利。荷马的后代黑山人，在时代的局限下，依然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我们继续回到讲解室，只剩下我一个幸存者，大家都不见踪影。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迎接马娅的狂轰滥炸。突然窗外雷声滚滚，宛若天籁。“我必须走了，亲爱的马娅，不然等一下山里刮起大风，我就走不了了。”马娅愣了几秒钟，只好放我走。她送我到门口，邀请我明天来继续我们的博物馆之旅。我微笑着道谢，转身箭步冲向停在门口的车，司机达科正灰头土脸地趴在车前盖上，不知道哪个零件出了问题，水箱一直在漏水。“没关系，达科，我们赶快走，别说漏水，漏油都没关系。”我用塞尔维亚语加手势磕磕巴巴地说，“再不走我恐怕又要回到青铜时代了！”

等回到特尔西奇村，天空再度绽放开朗的笑颜，我想刚才的雷声一定是老天爷不忍看我继续被折磨才有的神来之笔。这一天都浪费了，我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展厅的博物馆，和一个博学的讲解员在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她向我讲述了贾达尔这块土地上千年的历史，以及数不清的爱情八卦，可是我忘得一干二净。也许是因为我太专注于马娅的做派，忽略了我去博物馆的目的。我跑到木屋前的长椅上休息，正在埋怨自己，村子里的历史学家米洛斯拉夫走过来，睁着那双像拉布拉多犬的可爱的圆眼睛，向我问好。

我竹筒倒豆子，忍不住对他说了下午的经历。米洛斯拉夫笑得前仰后合。有那么好笑吗？我怀疑自己上辈子可能真是一个喜剧演员。原来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米洛斯拉夫告诉我，上一群“受害者”是来自波黑的朋友。一个是东正教神父，另一个是摄影师，两人来洛兹尼察交流文化工作，计划傍晚返回，因为晚上还有教会活动。

“我最大的失误，就是建议他们在返程之前和我一起去贾达尔博物馆参观。”米洛斯拉夫不住地拍自己的脑门。他原本以为马娅当天不在馆里，结果她在等他们。“你能想象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吗？”他脸上写着“劫后余生”四个字。

晚上八点，马娅的讲解还在继续，博物馆同事都下班了，波黑朋友按时返程无望。马娅的丈夫突然来电话，孩子们的健康出了问题，让马娅快点下班。大家松一口气。“米洛斯拉夫，你继续讲！”马娅下完命令，很不情愿地准备离开。米洛斯拉夫好想尖叫：“继续讲什么？”他在心里画着十字，只希望马上送两位快要晕倒的朋友回波黑。在去边界的路上，神父默念祷告，一语不发。摄影师在咆哮：“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那个疯狂的女人那里去受折磨？！”米洛斯拉夫无言以对。晚上十点，在波黑和塞尔维亚边界，边境警察询问是否有物品需要申报。摄影师说：“有的！我们要申报洛兹尼察镇的贾达尔博物馆的讲解员马娅，她是塞尔维亚的噪声制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