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

一

我和父亲是在21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抵达北京的，同行的还有和我同一年考上北京大学的老乡小塔。父亲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肩膀上还扛着一个沉重的旅行袋，汗水濡湿了他的蓝色衬衫。

旅途很长，像是耗尽了半生的运气，我们在县城里的客运中心乘坐汽车转道杭州站，还需要在特快火车上待整整一个晚上，才能从浙江东部的一个小县城，到达曾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首都北京。即便如此，旅途中的情绪一直是雀跃的，在懵懵懂懂中我觉得新的命运要来临了，于是也便多了一些耐心，等待是有重量的。我趴在火车车窗上，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水田、茶园和青绿色的群山，变成了灰扑扑的原野、用黄泥砖砌成的瓦房。有几只土狗在距离铁轨十来米的土路上追着火车跑，直到黑黢黢的夜色像墨汁一样泼下来，黎明又一点点从墨水里挤出来，窗外的路牌、城乡接合部商店的门匾，还有零星出现的高大建筑上悬挂的牌子，开始出现“北京”这两个字。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江浙人来说，北京实在是太遥远了，遥远到只存在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里。父亲是因为出差来过好几次北京的，他指着“北京站”三个字说，瞧，那是毛主席题的字。

广场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根据北大招生老师的通知，学校安排了几辆大巴接送新生，可是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船，被潮水裹挟着一步一步往前挪。然而，年轻的心，是骄傲的，是欢喜的，是确定的，也许还带了一点踌躇满志的迷惘。但在这一天，迷惘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总归是淡淡的，有闪闪发光的未来，像海市蜃楼一般，在我们的面前铺陈开来。掌声、欢呼声、喝彩声“哗哗哗”地像浪头一样涌上来，是铺天盖地的，让年少的虚荣和浅薄一下子露出了本来面目。

这是2003年的初秋。我和小塔还不知道，并且来不及想象，这一张来自命运的车票，最终会让来自县城的女孩飘向何方。2003年是癸未年，无闰月，共365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年份会有它独有的印痕，就像是岁月盖下的印章，轻重缓急，力气用得参差不齐。2003年发生过很多大事情，非典、美伊战争，还有一位著名的香港巨星因为抑郁症复发选择在愚人节当天坠楼自杀。对于高考生来说，世界则单纯得多，当然也是残酷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切外部的变量，都改变不了一个恒定的度量衡，就是高考分数。这一年，高考时间史无前例地从7月提前到了6月，就连经验最丰富的金牌老师也没讲完按照经验主义备课的模拟题。进考场前，需要测量体温，而让体温飙升的是，高考的数学试卷出乎意料地难，理科班的一个尖子生甚至在考场上崩溃痛哭。

我所在的县城中学，创办于清光绪年间，也因这一悠久的历史，背上了势必争先的好胜心，比如对于结果和效率的极度渴望，并如愿在2001年、2002年以强悍的高考排名在浙江省霸榜。好胜心也体现在对于规模和场面的追求，我们是第一届从老校址搬入城郊新校园的高三学生。新校园的建成，几乎是当时县城头一等的大事，花了几个亿，占地几百亩，设施设备号称都是按照省一级重点中学配置，并且“适当超越”了。

然而，新校园正大门的前方，还是长满杂草的荒地，一眼望过去，荒地的尽头是苍郁的树林，还有一小片正在建设的厂房工地。视线往另一个方向转一转，是一片高低错落的城乡接合部，往里面走一走，是幽寂的石板巷。来自四面八方的电线缠绕在一起，有一户人家在大门上贴了过年的春联，春联上的墨笔字已经被穿堂风蚀去了一横、一撇、一竖、一捺。爬山虎沿着斑驳的围墙寂寞地攀缘上去，偶尔从巷子深处传来“咚咚”的木鱼声，像是敲打着漫长的、陈旧的时间，是上了年岁的老太婆成群结队地正在做日课。即便拥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不能知道，十多年后，这一片荒凉敝败的所在将建成鳞次栉比的学区房小区，在前几年房价最高峰的时期每平方米直逼2万元人民币。房价不仅受宏观大势的影响，也随着这一所中学的高考成绩起伏呈现正向波动。

不管怎样，在2003年，学校的高考成绩遭遇了滑铁卢：文科班只有我考上了北大，另外有两个理科班的男生考上了清华。小塔是另一所中学的文科第一名。流言四起，市民们达成共识的是，就因为从老校址搬走，动了科考的气运，影响了学校的运势，甚至有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带着即将升入高三的孩子去外地求学。

学校不想认输，愈发在县城的老街上，到处张贴出红彤彤的海报、横幅和招生广告，上面是我们被用力放到最大的名字。老街是南北向的，贯穿了当时最热闹的市区，从蓝色幕墙的国商大厦，经过气势恢宏的县政府大楼、灰色砖墙的人民电影院，再一径到国营竹编厂、政府迎宾馆，甚至居民区犄角旮旯里的居委会、说不上名字的体制内单位，即便是最为漫不经心的行人，都能毫无例外地撞上那一坨坨红色，在暑日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许多年后，我行走在温哥华、洛杉矶、胡志明市或新加坡的中国城老街上，偶尔也能撞见类似的红色宣传，一抹又一抹，在异国深蓝色的天空下，像是晕染开来的杜鹃花。广东、福建的同乡会要开团宴或尾牙了，李家店铺新开业了，王家老太太过寿诞了，还有陆家的孩子被最好的大学录取了，这是中国式的特有的热闹，是指向世俗生活的，竟然也是和县城生活一样真实且生龙活虎的。从小镇出走半生，在与命运欲拒还迎的过招里，我却已经是一个异乡人了。那一年遥远的南方夏日，穿越了年月里幽深的弯弯绕绕，只剩下一坨又一坨无处不在的红色，可又是模模糊糊的、零零落落的，沾了记忆里的水渍，是湿湿的，是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对于行将中年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氤氲的、怅惘的、半睡半醒的年少梦境？

我一次又一次回到梦境里，抱着一袋沉重的作业，在新建成的高中校园里默默地走路，头顶是一个大太阳，阳光凌厉地打在我的身上。篮球场还没建好，浇了一半的沥青跑道被晒出了水，我低着头路过暗恋的男生的教室窗口，他正在和同年级的校花说着什么。我路过正在搬运藏书的图书馆，校长看到我，跑过来问：“下一次模拟考准备好了吗？”我路过只长了几朵野花的花坛，路过刚刚粉刷完的体育馆，这一座庞然大物的门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奋斗30天，冲刺未名湖”。我并不知道，在一个多月后的高考表彰大会里，我将局促地坐在体育馆的主席台上，满墙都是我的照片和名字。我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讲述学习经验，努力装出不太努力的松弛感。而在一遍遍重复的梦境里，我被明晃晃的阳光追到无路可逃，只想找一处阴凉停下来，大哭一场，为重压之下未卜的前途，以及面目模糊的远方。

每一个县城的孩子，生来便不是上天的宠儿；而每一个这样的孩子，大约都是想着走出逼仄的家乡，去辽阔而遥远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而我们的眼界是有限的，前面的路径是狭窄的，是泥泞的，是需要用掉全部力气的。就像在无穷无尽的梦里，看不清楚面目的怪兽在背后追赶着，我们不能回头，只有努力地跑，不停地跑。

我和小塔是县城的幸运儿，我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终于抵达了北京站的广场。人流像涨潮时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撞过来，弥散着汗味、残余的烟草味和方便面的味道。我们没有找到迎接新生的大巴。父亲带着我俩在广场边上的打车点排了大半个小时的长队，终于打上了一辆出租车，是红色的桑塔纳，里程计费是每公里一块二。

北京初秋的太阳照耀着宽敞平整的大街，照耀着鳞次栉比的高楼，照耀着路边的白桦树、银杏树、梧桐树。叫不出名字的花开得很热闹，一簇簇、一坛坛。经过天安门的时候，父亲指着远处的广场说，每天凌晨，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看升旗。阳光打在我的脸上，有尘土颗粒在出租车里闪着细碎的光。我打开车窗，是北方秋风陌生的味道，像是牙膏泡沫的清香，又微微带了一点坚硬，与家乡慢悠悠的柔风是不一样的。我和小塔都没有说话，看着在车窗外流过的北京，像是要走进一个陌生的、巨大的、金光闪闪的时空里，一切都是美的，是新奇的，是充满希望的。

我们在北大南门下车，朝里张望，由南至北的主干道，早已被横幅、易拉宝和欢声笑语的人群占领，两侧摆满了各个学院争奇斗艳的迎新摊位。有穿着文化衫的师兄师姐们来回穿梭，他们欢笑着，吆喝着，给新生发手册和传单，或帮忙推着行李往宿舍楼走。出租车司机跑下来，帮父亲从后备厢搬行李，他说：“您呀，好福气，今儿我也是沾沾喜气。”父亲没说话，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竟有一些湿湿的东西。有迎新的锣鼓声罩上来，父亲从旅行袋里寻摸出一包没拆封的烟，软盒有点压扁了，是浙江的香烟品牌“大红鹰”。父亲递给司机，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同喜，同喜。”

二

小时候，我在《古诗十九首》里翻到一句诗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我问爷爷：“什么是‘游子’？”爷爷拿过老花眼镜，仔细看了看，便又把老花眼镜放在藤椅把手上，慢悠悠地摇着蒲扇说：“譬如你，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就是‘游子’喽。”

爷爷是老家一所山区小学的校长，出身乡村的小地主家庭，兄妹几个是寡母依靠着一点积蓄养大的。后来愈发入不敷出，但太婆坚持让爷爷上私塾，为了给小儿子挣学费，踮着小脚去帮村里的茶叶大户干活。爷爷说，太婆做手工高山茶是顶顶灵光的，灶膛是要用柴火烧热的，从高山采的新茶，要仔仔细细地撒进滚烫的铁锅里去。太婆不惜身，每次制茶，手掌都被烫得长出一个又一个的水疱，也靠着这些水疱换来的银洋，培养出了读过书的子女。

爷爷不嗜烟酒，奶奶去世后很多年他都没有再娶，在家里喝茶、写毛笔字和看书，偶尔看看《新闻联播》，就是所有的娱乐了。小时候，我和堂兄看到他，都会绕着墙角走，防止一不小心被捉住去写毛笔字，或者背唐诗。爷爷有一间书房，等秋天到了，天气变得高爽干燥的时候，他会把书房里的书，一摞摞地搬到阳台上晒一晒。南方的书虫是很厉害的，一不小心，书页上就会被咬出一口口的小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还记得晒过阳光的油墨香，原来是那么好闻，就像一个染了金色的梦境，一口气吐出秦皇汉武的锦绣山河。

识字多了一些之后，我放了学，就偷偷溜进爷爷的书房，借着夕阳的余光，在木制的楼板间读书。天色暗下去，外面的世界在我的心里亮起来。爷爷的几个竹藤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摞了许多书，有四大名著的线装本，有四书五经，还有《山海经》《儒林外史》《资治通鉴》；有《国史大纲》《中国哲学史》，竟还有各种世界名著。有的书是新的，想来是爷爷藏起来想要给到我们几个孙子孙女的春节礼物，有的书页已经发黄了，像是随手一碰，纸页便会脆得“啪嗒”碎掉一样。

在我的家乡，读书是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情。读书读出息了，是光宗耀祖的。哪怕一辈子就在村子里采茶、养猪、种水稻，哪怕一辈子只在老城关的菜市场摆了一个小摊，或是在老街上拉黄包车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但在孩子的教育花费上，这座小城里的家长们是毫不吝啬的。他们也早早在心里做了打算，不管自己怎么苦，都要存钱给孩子读书。读书读好了，当然是要留在“外面”的，但这个“外面”又局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家人对于“外面”的想象里。比如做生意最好往广州、深圳跑，读书要去杭州、上海，而北京是有点远的。有一天，在深圳开服装厂的大姑回老家，她跟爷爷提起，有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在纽约读大学。纽约在哪里呢？在美国。爷爷惊了，戴上老花镜，拿起地球仪，转了一圈，才找到美国。他摇摇头说：“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太远了。”他又看着我和堂兄说：“念大学，就在杭州、上海念啊，这样我还能常常看到你们。”

而我心里却是向往着遥远的生活的，并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遥远”不是杭州，不是上海，或许也不是北京。不过，回到日常里来，和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我的生活是单调的、乏味的，除了上课还是上课，活动半径局限在学校、家和老街上。于是，我便很喜欢参加各类知识竞赛、作文比赛和优等生夏令营，只有不停地做题，不停地“打怪”，得到地级市、省里的名次，才能在领奖的时候短暂地离开县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有了改善，于是我又多了一个奖励项目——短途旅行。只要关键考试得了第一名，父母便会带着我在江浙沪的景点转一圈，比如横店影视城、苏州拙政园。2000年结束中考的夏天，父亲带我去杭州走了一圈，返程前去了当时最时髦的高端商场银泰百货，那是县城女孩心中的人间繁华。我穿着“以纯”的粉色T恤，怯生生地在四楼的女装部转了一圈，选了一条“艾格”品牌的连衣裙，399元，嵌上了精致的蕾丝边，对少女时期的我来说，已经是衣服里最贵的了。每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主持学校活动，或作为优秀学生接受媒体访谈时，我才舍得穿上它。

在大多数时候，我看到“远方”的方式，是沿着县城的溪流往上走。几乎每一座江南小城都会有一条属于她的溪流，我老家也不例外，但例外的是，这一条溪流，是在李白的诗歌里明晃晃地存在过的，是因了诗仙旖旎的诗词，在我年少的心里，写上了浪漫与风流，写上了希冀与野望，写上了长安三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