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乡村文明的纵深处

作者: 孟繁华

麦家用《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发明”了一个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些小说,“类型”小说不再是一个“等级”文体,而成为一个同样具有创造性的文体。这些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之后,在中国掀起了谍战影视的狂潮,这个狂潮或许还没有退去。麦家这些小说是我们陌生又深不可测的世界,在这个封闭的,甚至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麦家的人物生活在另外一种空间,以及另外一种时间里。他们和俗世生活似乎没有关系,在一种崇高、庄严的使命神话的笼罩下,他们枯燥寂寞的日子被赋予了意义。创作这些小说时的麦家,少年意气,英姿勃发,他用非凡的想象力将一个时代推向了全民狂欢。如此看来,麦家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这些小说带来的荣誉足以让人晕眩。但麦家没有晕眩。他后来创作了《人生海海》,据说有惊人的发行量。这不仅说明麦家的读者和拥趸居高不下,也证明了麦家拥有正面创作小说的才华和能力。现在讨论的是麦家在《花城》2023年开的专栏“弹棉花”,共《老宅》《鹤山书院》《在病房》《双黄蛋之二》《金菊的故事》《环环相扣》六篇小说。将专栏命名为“弹棉花”,当然是麦家的有意为之。“弹棉花”是一种劳作,更是一种意象。“弹棉花”者,谦恭、卑微、任劳任怨。麦家选择了这样一个意象,足见此时麦家的心境和姿态。当然,这与他书写的题材和人物有关。这些小说的内容,离不开虚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小说”。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与麦家的经验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弹棉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麦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所理解的乡村文明史的一部分。他在“开场白”中说他要说实话:“说实话需要一辈子的坚守,反之只要一秒钟的放弃。放弃有一种背叛的快乐,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立志要说实话,因为深信这是人文精神的标底。说实话,就很简单,我开这个专栏是‘迫于宠幸’。是爱之切,如怒放的花之于一只老蜜蜂的惑。”于是,他便像一个背着“巨型弓箭”的弹棉人,将乡村的异闻旧事翻拣出来,弹出了人们“心灵的棉花”。

他要讲述的既有“自己”的外公、母亲、姨娘等“亲人”,也有金菊、长毛阿爹、劁佬、长毛囡、建中、建国、梅花、兰花等乡里乡亲的诸多悲惨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述这些人的遭遇和不幸,不仅要反映时代变迁或国族命运,这种言传意会自不待言;在我看来,通过诸多亲人乡邻的遭际和命运,麦家要表达的应该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切。他要表达一种与人的终极追问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有人难以超越和终极困惑的“万古愁”,也有困惑转化的浩茫心事。这心事是对家乡的忧伤和无解,是对人生无常的万般慨叹。这是麦家这些小说共同的情感特征。此外,麦家对故乡往事用尽心思的书写,也可以看作是对故乡和家族历史的一种温情和敬意:本质上,那就是乡土中国曾经的生活,是那片土地上普罗大众曾经的命运。

老宅,就是祖屋,是祖上留下的基业,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因此,老宅既是具体的所指,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老宅里有数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里的谱系关系是个人肉身的来处,也是个人精神的归宿。《老宅》写外公、母亲最生动。但那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最终透露出的还是人生的虚无:“外公真不知道这辈子在为什么活,有时他觉得活着就是为了过年过节,小辈来看他们。”外公居然用他的手杖乐此不疲地戳小老鼠,一戳死一个,他感到快乐。这种极端性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外公却乐此不疲。问题是,外公,“一个曾经的地主,又获得了逞强好胜的乐趣”。麦家可以将一个老人用手杖戳小老鼠的情节,不厌其烦地写了几个页码,不只是显示其叙述的耐心,更是将一个人的虚无感写到了极致:

外公戳小老鼠的竹竿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他大声呼救,瘫在床上大半年的外婆听到了。可怜的外婆“以为自己能爬出院门,去路上呼救。没想到, 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大半年,肌肉体能早萎得不成样,拼死滚下床,更拼死地爬出屋门, 整个人像疡了似的,根本动弹不了,进无力,退无能,尸首一样。傍晚时分,天开始下雪,先把她冻醒,后将她冻死,活活冻死”。用讲述者的话说:“两个老人,一个摔死,一个冻死,而且三天后才被人发现,这对后辈来说无论如何是羞的,不宜传播。”

故乡的故事没有惊涛骇浪,但在老宅里却一波三折。比如老宅闹鬼,大抵是因为三姨娘埋在了院子里的大树下。卖老宅是因为当年一个剃头的惦记上了三姨娘。其儿子当了老板要了却老子的心愿就用十万块钱买了老宅。还有“我”那老丈人,“在去世前一个月,老爷子预感来日不多,一日下午召集子女三家亲人悉数到场,仪式感很强,让我用束腰带把他绑在轮椅上,尽量端正坐姿,交代大事后事”。他是要分配他的遗产,他按照目录分配。十分之九交给了博物馆,十分之一分配给了三个孩子。但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母亲。那个著名的“鬼屋”,“在经过多重杀鬼除恶和严密布防后,母亲再次身先士卒,独自一人入住,不要我们任何人陪。她说,正如上山砍柴,带人不如带绳一样,我们谁跟着都只会乱她手脚。她有必胜信心和舍生忘死的勇气,桃木家伙也不带一件,单刀赴会,随身只带了一个外公外婆的遗照镜框(大娘姨没拍过照)”。母亲是何等的威武雄壮、气盖山河。但母亲又相信有神灵——

如果不出所料,接下来七天母亲会很忙碌,要施一系列法术法事,替大娘姨通灵,安魂,护法,送一程,祭一生。事实上,这并非大娘姨的特权,而是上溯三代去世的长辈和平辈及年满十六岁殁的小辈,年年都能享的待遇,即在他们忌日举行祭祀仪式。照规矩,祭祀除开丰盛的酒肉饭菜,重点是要备上念了七日真经的冥钱佛包,应时适地焚为香灰,送入阴府,祈佑亡灵年年有余,岁岁平安。……母亲经常说,荫堂就是阴人的天堂,她现在已经是大半个阴人,荫堂就是她的家,待着忙着,心安理得。她还常教育我说,荫天过好了,阳日才好过,才有福报。我不大相信这些,母亲说:“所以你遇到坏人才害怕。”也许为了安慰我,她又补一句,“人年轻时都这样。”

这似乎是一篇写乡村往事的怀旧小说,但小说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即对生死、鬼魂以及阴阳两界的描摹和理解,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对话。这种对话隐含了不同文明的矛盾和交流,隐含了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包容和宽容。特别是母亲的形象,就是集天地万物于一体的精灵,她无畏无惧,大义凛然。她有敬畏,有担当,她是母亲形象,也是老宅神出鬼没又魔力无边的魅力所在。老宅就是母亲。

《双黄蛋之二》带有“志人小说”的遗风流韵。从毕文、毕武兄弟到“我”早夭的双胞胎哥哥,再到建中、建国和梅花、兰花,以极具民间传奇色彩的“双黄蛋”,串联起几个荒诞的人间故事,通过离奇的个人命运,表达了时代的风起云涌。《双黄蛋之二》的奇人逸事,令人拍案称奇——母亲生了双胞胎,饿得没有力气生下第二个,外婆用一颗金牙换了一篓子挂面,母亲吃了挂面才将后一个生下来。饥荒的年代,母亲三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父亲拼了命到“蛇窝子”捉蛇给母亲补营养下奶水,不料被毒蛇咬了脚踝,锯掉了一条腿。外婆的第二颗金牙救了父亲的命。母亲伺候父亲三个月,两个小哥哥却一命呜呼。当然都是饿死的。

师傅的一儿一女,都非常优秀,读完本科去国外读研,读完研均在国外找到体面工作,不想回国。师父和师娘说:“你们俩总得回来一个吧,给我们养老送终。”儿子和女儿在不同的时间里对二老说同样的话:“你们俩总得出来一个吧,孙子孙女等着你们来带呢。”不用说,败下阵来的笃定是二老,在新世纪前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师父和师娘轮流飞来飞去,候鸟一般,值勤一样。飞了十来年,两个人都飞累了,不想飞了,选择却相反:师娘停在国外,师父回到国内。

这可苦了师父,老来没个伴,孤枕难眠,恨起人生来,戒了十几年的烟和酒都捡了起来,甚至变本加厉,身体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偶尔报警。

更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双胞胎,一对男的一对女的,配对喜结良缘。但都没有生育,被婆婆拆散;然后是姐妹易嫁,不被人察觉,对外称“复婚”。然后双双同一时辰怀了孕,又同时生产。结果生产不顺利,大人孩子四条命都死了。这是一个极为荒诞的故事,它的极端性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样的巧合,除了宿命我们再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麦家一再地写到死亡,显然不是无意的。

《金菊的故事》写可怜的金菊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婆家不待见,自己羞愧难当。无奈走进了江湖郎中的房间和床上。那一刻的金菊度日如年纠结矛盾。但她还是被自己没有生育男孩的痛处击中,恍惚中郎中实现了无耻的要求——

金菊觉得眼前暗黑下来,越来越暗黑,像窗洞里照进来的是黑光,把原本的昏暗彻底加黑了,变得漆黑,并且是一种有浮力的黑,水里的黑,人像在深渊里漂……当她从水底冒出来时,她结结实实地跌了一跤,像断了双脚,扑倒在地。那是在老头的屋门口,阳光如火焰似的烧着她,再次让她窒息、昏倒、昏迷。老头从屋里出来,小妹、小妹地叫她,把她叫醒;她惊慌失措,像被火焰追着似的跑了,逃了。据说,从这一刻起,金菊心里一直捂着一个念头:除非自己下一个生出来的是个带把子的,否则她就要把这死老头子杀了。

金菊还是死了。

《环环相扣》,是传奇、笔记、世情小说的综合体。长毛阿爹和长毛囡,都是传奇人物。这不只是讲述者的叙述,更有两人打斗的翔实叙述。特别是长毛囡,不仅敢于当众顶撞谩骂长毛阿爹,更严重的是竟将长毛阿爹的紧要处捏碎了。威风一时的长毛阿爹一蹶不振,剩下的只有苟活了。但长毛囡犯了大忌,她把长毛阿爹的名望和面子剥光了,“自己也没有落得好名,男人女人都在背后骂她,咒她。当面当然是人人怕她,都对她端一张笑脸,有人甚至亲切地叫她‘囡囡’”。这个无人敢惹的“村里第一泼妇”遇上了劁佬,两人有了鱼水之欢。长毛囡有了比较,有了新感觉,竟有了“劁”丈夫的杀心。两人故事未果,又出来一个桂花。桂花和金菊婆婆学裁缝,家里几辈寡妇。桂花也遇上了劁佬,有了男女之事。婆婆因自己的寡妇遭遇深明事理,成全了桂花。但劁佬因和长毛囡苟且,便不大敢来桂花这里。桂花则在婆婆指导下用针扎“小布人”,以报复劁佬的始乱终弃、绝情无义。劁佬因长毛囡的“贪婪”,不久便大腹便便地患了绝症。“劁佬没活过当年冬至,死时腹胀如鼓,像在水里溺死捞上来的。有些对劁佬知根知底的人在私底下说,他是淹死在女人的身子里的。长毛囡没有想过他是死自己手上的;倒是桂花和婆婆一直想,他是死在她们手上的。”看长毛囡、桂花、婆婆和劁佬的故事,恍惚又回到了《金瓶梅》或《水浒传》的时代,劁佬虽然不似西门大官人,桂花和婆婆却形成了既是亲人又似同谋的特殊关系;而婆婆的偏执的心机一如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小说有世情小说因果报应的路数。最扎眼的还是关于欲望和生死。长毛阿爹的一蹶不振、劁佬和小孙子的死,将欲望和无常表达得极为形象和透彻。

“弹棉花”系列中的《老宅》《双黄蛋之二》《金菊的故事》和《环环相扣》,引出了当代小说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精神归属的问题。这是当代小说最难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普遍的方法是将人物置于与政治相关的立场或追求上。一旦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便会速朽;更多的处理方式是将人放逐,一如贾宝玉、庄之蝶以及那些“零余者”“遁世者”或“逃亡者”等,或是让其死亡。死亡是放逐的极端方式。这是处理人物结局惯常的方式。我相信麦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将“认祖归宗”作为讲述者的精神归属。他所讲述的这些故事,离开了嘈杂的都市,离开了神秘莫测的卧底谍战。无论他获得过怎样的荣耀,有过怎样的高光时刻,与亲人们曾经的苦难、曾经的孤寂和茫然无措相比,这些世俗荣誉都是过眼云烟。因此,这是麦家精神上的一次寻根之旅、一次安放魂灵的探险。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是一时的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选择,但麦家毕竟向前走了一步。要紧的是,对于推动当代小说发展而言,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进步,都价值千金。

钱穆先生说:“久离家园,一旦重返,那将是何等底快乐?这不仅是口腹之欲,耳目之娱;在其背后,有一项极深心理,虽难描述,但亦是人所共晓。”钱穆先生说的是久居英美,早餐总是黄油、面包、牛奶、橘子水,因此会常常想到油条、烧饼与豆浆;在中国台湾,外国电影看腻了,忽有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时如疯如迷。倒不是说麦家久居了英美或中国台湾,他是否久居我也无从知晓。但他曾有漫长的城市生活背景,有漫长的生活在谍战和情报的虚拟世界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也是他求功名、求荣光的经历。但是,功名和荣光满足了一个时期的虚荣心理后,是否解决了“人生出路”和“苦闷心理”,是大可怀疑的。麦家在精神上重返故里,表达了他小说的另外一种追求。这一追求与其说是题材意义上的,毋宁说更与精神出路的探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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