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骑鹅和他的女人

沿运河上行的驳船都不搭载她。一个女人，挺着个大肚子，上船不吉利。还带着个四岁的小姑娘。宋骑鹅的老婆，我们都认识她。小龚装着手里的那根烟没抽完，车停在码头边不动，一手装模作样地搭在方向盘上，以为我没看见，又悄悄续上一根烟。我懒得说破，也盯着那女人看。我想小龚跟我一样都有点惋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她男人，宋骑鹅，一年前因为强奸罪被判了，关在淮城的监狱里。整个鹤顶都知道这事。不是因为宋骑鹅强奸，而是因为宋骑鹅家里有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还去干这种事，大家想不通。又一个船主上上下下打量过她，还是拒绝了。

“第几个了？”

“什么，仝所？”小龚一愣，脸立马红了。这很好，说明他还年轻。二十啷当岁，多好的年龄啊。“第五个。真可怜。”

“事不过六。”我把脑袋搭在座椅后背上，闭目养神。

两分钟后，小龚说：“仝所，第六个了。”

“去问问。”

小龚已经跳下车。又两分钟，小龚回到车门前，说：

“她要去淮城。到看守所看宋骑鹅。”

从鹤顶到淮城，47公里，再拐去看守所，20公里左右。

“油够吗？”

“足够，仝所。绰绰有余。”

我犹豫了一下。她挺着个大肚子。哪里不太对劲儿。

“让她们上车吧。”

这段时间除了在所里处理公务，闲下来我就会到外面跑跑。警员小龚主动请缨开车，他说从小就喜欢军绿色的吉普。要做好一个所长，待在派出所里处理案子固然重要，四处走走看看更重要，你地盘上的人和事弄明白了，你就可以科学地预判，阻止众多事件的发生。这话不是我说的，版权在我的前任老刘。他做所长时，一年有八个月时间在路上，鹤顶的犄角旮旯都留下了这辆旧吉普的车轮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全县乃至全市，鹤顶都是犯罪率最低的乡镇。其他乡镇的所长都羡慕他，这刘头，整天在外头瞎鸡巴跑，麻烦事就是不找他。老刘退休的时候跟我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一句话：治病不如防病。我信老刘的，绝对的经验之谈。接了老刘的班，伤痕累累的吉普也继承下来，第二天我就坐着上路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整个鹤顶转遍了，每条巷子都钻过。不过没关系，再来第二遍。还会有第三遍、第四遍，直到我也退休，把这条经验传给我的下一任。

宋骑鹅的老婆和女儿坐在后排的两个座上不说话。感谢的话刚上车就说过了。我从车内后视镜里看见这女人的左嘴角有颗痣，相书上说，这样的女人招人疼，洋气一点的说法是：有风情。说谢谢时她的嘴巴稍稍有点往右歪，一口南方口音。我们都知道她是宋骑鹅当伙计的船主的女儿。能把船老大的漂亮女儿搞到手，这小子还是挺有点手段的。

没到午睡的时候，小丫头很精神，两只大眼睛经常往后视镜里看，弄得我和小龚瞟一眼后视镜都像做贼。要是一路都不吭声那就太怪异了，我问宋骑鹅的老婆：

“宋骑鹅在里面还好？”

“嗯。”她扫了一眼后视镜，“五个月前去看他，胖了。”

五个月前？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点怪了，我想小龚一定也清楚。宋骑鹅是13个月前犯的事，折腾来折腾去，抓到了判完了已经过了一个月。满打满算，在里面也有12个月了。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会儿我刚从警校的所长班进修回来。也是像现在这样，我们开着车穿行在鹤顶的大地上，老刘坐在副驾座上侃侃而谈，开车的是我。老刘把案件的来龙去脉向我一一道来，希望我接手所里的工作后，也能火眼金睛，像米袋子里拣沙子一样，把坏人给揪出来。上任后我又请老刘喝了顿酒，过了八两他的舌头大得不行，但还是清晰地说：“完美收官，完美收官。”他对这个案子相当得意。

一年了，她的肚子竟然大了。看样子没八个月也得六七个月了。据我所知，以现有的法律，这一年里她应该没有机会在看守所里过夜，宋骑鹅更不可能溜出来。那么——小姑娘打了个尖厉的喷嚏。小龚扭头告诉她如何摇上车窗玻璃，窗外的野地里草木葱茏。我这一边是运河，水面上游动着一支26艘驳船首尾衔接在一起的船队。

“见到爸爸想说什么？”小龚问小姑娘的时候瞥了我一眼。我笑笑。

“说爸爸我要有个弟弟了，”小姑娘轻声说，有点害羞，“也可能是妹妹。”

“淼淼，别乱说。”她妈说。

“对不起。”小龚咧咧嘴。

车里再次陷入沉寂，但这辆早该退休的吉普隔音效果极差，轮子底下崩出一颗石子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还有风吹动河边芦苇叶的喧哗，以及穿行在芦荡间的各种鸟叫。离中午越来越近，气温在攀升，沉默的不适感消失之后，我也感到了午休提前来临的昏沉。我摸出一根烟，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中指之间捻动，头一回闻到了干烟丝的香味，慢慢就闭上了眼。

可能十来分钟，也可能只有几秒，宋骑鹅老婆突然开口。我睁开了眼。

“到了那里，能等我一会儿吗？”她说，但口气完全不像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就10分钟，顶多20分钟，说句话我们就出来。”

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说句话？小龚看看我，我正掩住嘴想打个哈欠，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她应该在拍自己的肚子，嘭嘭。

那个哈欠打到一半，生生憋了回去。我被噎得眼都瞪大了。小龚这一次没看我。我咳嗽一声说：

“可以。”

看守所没想象的那么荒凉，起码在那周围你能找到两个小馆子和一家招待所，零零散散还有几十户人家。在看守所门前停下，下了车，宋骑鹅老婆背上包，牵着孩子走了几步停下来，把孩子丢在原地，一个人走回来，隔着车门对我说：

“这孩子不是他的，所以我要问问他。”

然后转身去牵孩子的手，往看守所大门走。她的表情无比平静，就像在跟外人展示一件衣服，如果她男人不能穿，那就把它扔掉。小龚对此颇为吃惊，这话她都敢说。我笑笑，这正是这女人的聪明之处。她在我们眼前挂了根胡萝卜，只要我们有了好奇，就会敞开车门坐等她们回来。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抽上根烟，然后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两根烟之后开始吃饭，很简单，就是一碗面。吃完了大汗淋漓。20分钟过去了。我让小龚别着急，哪怕只说一句话，前前后后的路要走，程序得合法，哪是你一路小跑就能直接冲到目的地的。

“那，仝所，”小龚说，“当年宋骑鹅的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让饭馆老板结账，再来两笼包子、两瓶水，给宋骑鹅妻女备着。回到车上，我跟小龚说起上一个惊动了鹤顶的春天，那会儿他还在警校等着毕业。

故事开始时，小鬼汊里的芦苇已经铺天盖地。小鬼汊，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个讨喜的所在。这是一片生在鹤顶段运河边上的芦苇荡，浩浩荡荡几百亩，到晚上风起苇尖，阴沉喧嚣如有十万伏兵。冷兵器时代和抗日期间，据说每一丛芦苇旁边都曾缠绕过一具尸体。鹤顶人都很少去，进去了绕不晕的也没几个。有一天下午阳光大好，一个打野鸭的划了小船进去，在曲里拐弯的芦苇丛中发现一条小船，船上有个四肢被捆绑起来的年轻女人，眼睛蒙着，嘴里塞了一条毛巾。打野鸭的救了她，然后陪着去派出所报了案。

那女人29岁，两天前搭了一艘运木头的船，打算到淮城去坐火车。中午跟船上的人搭伙吃午饭，他们一定要让她喝酒，她就喝了两小杯。只记得饭后头有点晕，等醒来，已经在芦苇荡里的小船上了。四肢被捆在一起，看不见，也喊不出声。那时候几点根本不清楚，只听得鸟叫越来越稀薄，天也越来越凉。幸好船上留了床被子，她一直往被子底下钻。不仅仅是因为冷，还因为芦苇荡里涌动的声响。习惯了声响之后，更让她恐惧的是突然出现的寂静，以及静默中陡然响起的凄厉鸟鸣。作为女人，她不需要并拢双腿就知道自己被强奸了，而且不止一次。

她不记得运木船的编号，连船的特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很正常，运河上的货船长得都差不多。但她记得船上有四个男人。一个50多岁，络腮胡，是船老大；四个人口音都不一样。姓孙的女人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她的背包也不见了。

说实话，这样的案子让人挠头。水上的流动性太大，很多人真就是一去不复返。那段时间老刘掉了很多头发，脑门上精心保存的那一撮也被他焦虑时不小心揪没了。老刘得意处，首先在于他的判断比较科学：如果绑架和强奸者在运木船上，他们一定会回头，把受害者留在小鬼汊里，为的是再干一次坏事，否则没必要；他们将很快出现，要不受害者很可能会饿死在小鬼汊，也有可能出现其他危险或者被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时间有足够的自信；第三，嫌疑人中应该有熟悉小鬼汊的，照打野鸭的描述，藏着孙姓女人的小船停在一处十分隐秘的芦苇荡里，一般人没这本事。鉴于此，老刘从河道管理处拿到了前几天经过本地的所有运木头船只的记录，让警员在鹤顶的码头守着，相关的船只逢过必查。他自己跟往常一样，坐着吉普满鹤顶转悠。

老刘跟我说，他不是瞎转悠，他把鹤顶吃水饭的人家都反复查看了个遍，跑船的、打鱼的、水上养殖的、码头上跑出租带货的，一个没落下。他确信有鹤顶的“内鬼”。

两天回来三艘运木船，经受害者指认，一艘镇江的船被扣下。船上只有三个男人，口音不同，没一个是本地的；船老大的确是络腮胡。但三人坚称他们只有三个人，也从没见过受害者，更不可能跟她一起吃饭。络腮胡说，长途跑船谁会让一个陌生女人上船？祖宗的规矩不能坏。麻烦来了。

老刘问受害者：“确定四人？”

“确定，”受害者说，“那一个比他们都白，也比他们胖。”

“口音呢？”

“跟你们有点像。我对声音不是很敏感。”

跑船的胖的不算少，但白的不多。风吹日晒，白面团几年也得变成荞麦色。老刘突然想起昨天中午，吃过饭他一个人从所里出来，沿运河街溜达，看见一个白胖脑袋从一扇院门里露出来，嘱咐闺女注意脚底下，别被石子绊倒了。那时候运河街的水泥路面只修了半截。小姑娘答应着，还是蹦蹦跳跳，没走多远，踩到一颗圆溜溜的石子上，一屁股坐到地上。老刘顺手扶起她，问：

“这是要去哪里啊？”

“买酱油呀。”小姑娘张开双臂，神气地比画，“我爸带回来一条这么大的大鱼，做红烧鱼给我吃。”

老刘记起了宋骑鹅的名字：“你爸骑着鹅抓到的鱼吗？”

“不对，我爸是坐在船上抓到的。”

白白胖胖的宋骑鹅刚回来。他让警员把宋骑鹅带来，跟受害者和三个嫌疑人对质。宋骑鹅与三个嫌疑人声称相互不认识，他也没见过受害人；但受害人确定宋骑鹅就是她在船上看到的那个白胖子。她说，喝完第一口酒，宋骑鹅的脸就红了，因为人白，皮肤过敏就更显眼，她不会看错。

“这好办，”老刘说，“上酒。”

宋骑鹅端着粮食大曲的手开始哆嗦，嘴凑在杯口迟迟不喝。这已经足够了，他的脸慢慢红起来。不是难堪的红，是过敏红，闻着酒味都不行，肥白的腮帮子上红色呈块状分布。老刘一拍桌子，大喝一声：

“宋骑鹅，招了吧！”

宋骑鹅看看那三个人，他们拿白眼珠看他。宋骑鹅说：“我不认识他们。”

“宋骑鹅！”老刘又大喝。

“我认识他们，”宋骑鹅低头说，“他们不认识我。”

先笑出声的是脸最黑的汉子，他说：“你他娘的宋骑鹅，你这叫什么屁话！”

接下来船老大和瘦麻秆伙计也笑起来。

瘦麻秆说：“算了，别为难骑鹅兄弟了。”

船老大先用眼神询问他们俩，然后问：“决定了？”

黑脸和瘦麻秆咳嗽一声，响亮吐出一口痰：“多大事！兄弟，想说啥就说啥吧。”

宋骑鹅斗争了足有一分半钟，脸越涨越红。我回到所里后，据老刘和当时在现场的同事转述，宋骑鹅憋得嘴唇和两腮直抖，突然抓起酒瓶子，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了半瓶，呛得一串咳嗽。咳嗽停息，他用衣袖抹抹嘴，说：

“跟他们没关系，我干的！”

黑脸和瘦麻秆相互看对方，一块儿笑起来，瘦麻秆笑得拍起了大腿：“就你，宋骑鹅？你行吗你？”黑脸也说：“兄弟，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