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寒冷

后来推算，常宏死之前是接到过我电话的。那天我打他大哥大时，他应该在出租车上，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就想等一会儿再回我。也可能是他已经走下出租车，刚进楼门洞，被一前一后两个年轻壮汉突然堵在缓步台上，胳膊被强行架着，腿被别着。凶手的刀子就是在这时候，残忍地插入他的心脏，一刀两刀，三刀。刀刀致命。

现在我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为什么不多打几个电话？那天我是下午两点钟到的丰城，林强开车来火车站接我，陪我给父母扫完墓，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回城的半路，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我说我想吃烤牛肉。那时候北京很少有烤牛肉店，有也不正宗。我俩又随口商量晚上吃饭都叫谁，常宏是我第一个说出的名字，却是最后一个打的电话，还只打了一个。我以为他过会儿会回过来，后来酒一喝上，人也多，就忘了。我每次从北京回丰城，吃饭都叫上常宏。常宏接到我的电话时，也一定猜到我回丰城了，因为我只有回丰城才联系他。那时候我刚去北京创业不久，暂时还没适应，待不住，就经常往丰城跑。如果那天我一直打下去，而他又在出租车上，相信他会接我的电话，也许还会跟我讨论一下他正赶赴的约会。我可能会阻止他，也可能让他等等，我和林强马上开车过去。无论结局怎样，都不会比现在的更糟。

我是参加完常宏的葬礼，躺在回京的T54次列车的卧铺上，想起这些的。白天我喝了很多酒，啤的白的，心里憋得难受，一分钟都不想在丰城待。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但还是睡不着。远处，偶尔掠过一点点光亮，映到车窗上，我看见了脸上风干的泪痕。

之后的很多年，我每年只回一次丰城，给父母扫墓。一是我渐渐适应了北京的生活，生意也走上了正轨，再一个，常宏的死，像在丰城留下一个黑洞，任何季节我都感到阴森，后背冷飕飕的。还是坐夜车，早晨下车先到姐姐家吃口早饭，然后打车去父母墓地，回来的半路，绕个弯，到常宏家看看他母亲。常宏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常宏母亲胖胖的，个子很高，面目慈祥。我最早认识常宏母亲的时候，她瘦高，穿警服，五号头，脸绷着。常宏母亲是丰城公安局的预审员，外号“疤脸”。常宏母亲身上的确有块疤，但不在脸上，是在耳朵后面，足有十厘米长，轻易看不见。常宏告诉我，是一个他母亲审过的罪犯，出狱后，怀恨在心，用“东方红”牌菜刀从背后砍的，他母亲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血流如注，但仍然穷追不舍，赤手空拳制伏了歹徒。许多被她审讯过的罪犯，对她恨之入骨。她不打你不骂你，甚至态度温和，眼里有母爱般慈祥的光，很会循循善诱，甚至不抽烟的她，兜里总备着盒“大生产”，审讯时专门给犯人抽。但最后你的刑期一定是在法律范围的上限。一九八三年，事发丰城的“二王案件”闹得最凶的时候，男警察都穿便服上下班，只有她穿警服，板板正正，骑自行车，目光平视，慢悠悠地像散步。她发福是退休后。

她坐在我对面，丝毫看不出昔日的威严。房间陈设老旧、简朴，但干净，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家具有岁月油亮的光泽，床单被罩散发出好闻的洗衣粉的清香味道。除了客客气气地让我落座，沏茶倒水，话很少。挂钟行走的嗒嗒声清晰沉稳。

常宏的案子没有任何线索，凶手高明好像人间蒸发了。常宏母亲多次去市局打探，领导都这么说。她也会问问我在北京发展得怎么样，之后就没话了。这样的气氛有些压抑、尴尬，待不了多一会儿，我只能起身告辞。有一次她突然要送我，我说：“大六楼的，上上下下太麻烦。”她执意要送。陪我等出租车的时候，她眼圈红着说：“我们家常宏当年在社会上交了那么多朋友，只有你这个生活在外地的人每年回来看他。人活一辈子，没多大意思。”她笑笑，用一边嘴角，又挺直身板，迎风理了理头发。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她当年的风采。

不久前，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问我：“想不想回来去墓地看看常宏？”我拒绝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墓碑上“常宏”两个字，尽管常宏过世多年，还是接受不了。她说：“我理解，我这也是常宏死后，头一次想去看他。”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所以我并没有多想。没几天，林强兴奋地告诉我，常宏的案子终于破了，三名案犯先后缉拿归案。我估计常宏母亲打我电话的时候，已经得知了内部消息，但出于一个老公安的谨慎，没直接把话捅破。

我最后一次看见常宏，是回丰城，在他遇害的前不久。也是林强开车到火车站接的我。林强说：“常宏被人扎了。”我问为什么？林强说：“还不是因为那个老女人。”林强说的老女人是王亚丽。林强说：“我搞不明白，就凭常宏溜光水滑一小伙儿，找个什么样的女人不行，真是邪门了。”常宏一头羊毛鬈，个子有一米八五，披大衣的样子，很像许文强。他之前的几个女朋友我和林强都见过，个个年轻漂亮，大高个，但处的时间都不长，就被常宏甩掉了。有的女孩不死心，去市场找他，常宏躲着不见，宁可床子都不出了。烈日下，女孩流着眼泪，站在空荡荡的床子前，一等几天，很让人心疼。我们觉得常宏对女孩的心太狠了，就劝女孩走吧，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托付终身，何必呢。我们是真心这么说。女孩非但不领情，甚至怀疑是我们从中作梗，搞破坏。

我打电话慰问了常宏几句，常宏让我们到怀远门他姐家。在怀远门的门洞，常宏披着驼色羊绒大衣，双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常宏说：“这小子是想要我的命啊。”常宏指着羊绒大衣上的一个洞给我看，在胸口的位置。“其实我早就想干废他了，王亚丽不忍心，毕竟人家夫妻一场。这次我伤成这样，都没报案，估计这件事应该过去了。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像是自言自语。

我说：“你还是得防着点。”

“哥们为了爱情也是尽力了。”常宏自嘲。

我们去喝酒。常宏给王亚丽打电话让她过来作陪，他是用头和肩膀夹着电话打的。他的双手里外缝了五十多针，还没拆线。我说：“我又不是外人，不需要。”林强也说：“要陪也是我陪，没必要麻烦人家。”其实我和林强内心里是不想见王亚丽的，甚至希望通过这个事件，常宏就此远离她。毕竟常宏的伤因她而起，想必日后王亚丽在业务上也不会难为他。但显然常宏不这么想，既然他不听劝，执意要叫，我们只能随他。王亚丽很晚才到，进来就说，她围着饭店转了好几圈，直到确信没人跟踪才进来。她的眼神混乱而忙碌，像一只受惊的小鹿，看来她是真的害怕了。王亚丽让我们劝劝常宏，最近少出门，她老公性格特别拧，怕他再给常宏来个“回勺”。常宏说：“你以为我怕他呀，等你们离婚以后，我早晚得削他一顿，这个仇一定得报。”喝完酒，我和林强一边一个，强行把常宏送到他姐家门前，王亚丽才放心让我俩离开。

林强在车上说：“这个娘们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说常宏图什么，真的是为了爱情？我不太相信，但如果只是为了生意上赚钱，把自己搞成这样，也挺不值得的。”我说：“我也不懂，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但他俩天天摽在一起，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说明王亚丽肯定有地方吸引常宏。只是我们外人不了解罢了。”刚开始，我们看不出王亚丽跟常宏有什么特殊关系，只知道她是啤酒厂质检三组的组长，常宏的塑料厂给啤酒厂提供啤酒箱套，工作上有求于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甲乙方的关系。记得我和林强拿王亚丽屁股后面那根一颠一颤的大辫子开过黄色玩笑，常宏非但不生气，还在一旁添油加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常宏在南一市场批裤子，床子挨着，关系处得不错。经常相互照应，也偶尔结伴去广州上货。林强也在我们市场，但是是后来的，只能算是小字辈。在那个从广州高第街上捡一坨狗屎都能赚钱的时代，常宏的生意始终不温不火，没有过一把“红门”，这在南一市场是不多见的。所谓红门是指从广州上的货，到家落地就“亮”，利润也相当可观。虽然赶上一次不容易，但连续五六年，几十趟生意跑下来，蒙也能蒙上一两把。常宏总是哀叹时运不济，没有做服装生意的命，其实不尽然。机会有，还不止一次，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没把握住。比如有一次，常宏为了每一百米布料多加工出两条裤子，结果裤子生产出来比平常的短半寸。别人家同样布料、颜色的裤子批得就很好，利润也不错，只有他的保本都批不动。还有一次，常宏在高第街看上一款新上市的裤子，旁边人犹豫之际，常宏果断出手。裤子共四种颜色，铁灰、中米、中蓝、紫红，当时是冬季，很明显，只有铁灰色适宜在东北穿。但常宏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每种颜色都上了些。拿回家，铁灰色落地就被抢光，一条裤子批发“看”四十块钱，其他三种颜色批不动，最后勉强落了个不赔不赚。

有件事不得不提。有一次，我俩到广州的站西街发货，常宏跟一个武汉生意人发生点口角，我动手打了那家伙。发完货，我俩没当回事，在附近一家大排档吃饭，挨打的人突然掏出刀子冲我扑过来，常宏坐在我的身前，起身替我挡了一刀。常宏肚子的伤口缝了八针。我通过汽运站的老板找到凶手，让他赔了常宏一万块钱，私了了。常宏躺在病床上苦笑：“我做了好几年生意，这是我赚的最大一笔钱。”

帕斯机风靡丰城的时候，每天中午，临近批货尾声，就有几个模样俊俏、搔首弄姿的女孩来市场发票。每张票价值二十元。南一市场的业主不分男女，闲来无事都过去拍两把，相当于忙碌一天后的休闲。我们很快发现帕斯机这东西很让人上瘾，跟毒品差不多。有的人输个万八千就醒悟了。也有咬钩的，眼睛都输红了，整天泡在金银岛，就像他们每天早晨到市场批货一样准时。常宏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常宏是赢家，为数不多的赢家。一天赢个两三千平平常常，最多赢过七千。常宏甚至得意洋洋地给自己制订了目标，一个月赢五万，两年下来当个百万富翁。

我劝常宏跟我去广州上货。我的意思是希望他见好就收，没见过谁靠赌博发家的，都是听说。常宏无声地把一摞钱散开，哗哗地在我面前扇风，微微一笑，不说话。夏天是我们批裤子的淡季，但你不会因为淡季就不上货。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办歇业或出去旅游大概率都比上货划算，因为赔钱的人实在太多了。可这仍然阻挡不了我们去广州。你们大多数人赔钱，并不代表我也要赔钱，这是我们所有去广州上货的人内心的潜台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搞服装也是一种变相赌博。等我从广州回来，常宏已经输得光屁股了。

之后，常宏管我、林强等几个市场上要好的朋友都借过钱，我们明知道是肉包子打狗，但出于多年的情谊，又不得不借。直到常宏的床子卖了，钱也没还。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常宏说：“打工去，给我姐夫。”

常宏的姐夫老陈，在郊区有家生产啤酒和汽水箱套的塑料厂。这些年钱没少赚。老陈跟我们那个时代的有钱人做派不一样，没有大哥大，甚至没有BB机。平时上下班骑自行车，穿一套半新不旧的印有自己厂名的蓝色工作服，头发乱蓬蓬的像个鸟窝，跟普通工人没区别。老陈跟我们喝过几次酒，人很沉默，但喝酒麻利，举杯就干，从不攀比。每次快喝完酒，老陈就借尿道儿悄悄把账结了，回来也不言声。什么叫豪爽，这就是豪爽；什么叫仗义，这就是仗义。我们几个小年轻的生意人都对老陈钦佩有加。

有天下班，老陈路过金海洋大酒店，突然想喝一杯，解解乏。服务员见他这副打扮，问是找人吗？老陈说：“不是，来喝酒的。”服务员问几个人？老陈说：“就我自己，不行吗？”服务员当然不能说不行，就领他到一个角落入座。老陈要点菜，服务员让他稍等，跑出去找经理，怕他吃完饭不给钱，担责任。这种人以前遇到过，除了暴打一顿，别无他法。经理硬着头皮，亲自过来点菜。老陈点了油焖大虾、清蒸海蟹、葱爆辽参，又要了瓶茅台。经理轻声说：“先生，您看好上面的价格了吧？”老陈说：“什么情况？怕我付不起钱？”经理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你一个人点多了。”老陈说：“快上菜吧，我饿了。”老陈边吃边看演出，还拍巴掌。那时候的酒店大堂有歌舞表演，模特穿着暴露，走猫步，在食客间穿行，抛媚眼。经理安排一名服务员专门盯着老陈，上厕所都尾随。结账时，老陈从一捆百元钞票里，抽出十张，说了句：“不用找了。吃顿饭，还给我配个保镖。”挺幽默。

老陈的塑料厂给汽水厂供货稳定，彼此信任。相对而言啤酒厂的箱套虽然需求量更大，但竞争激烈，其中涉及的问题也更复杂，老陈让常宏把啤酒厂箱套这块承包下来，赔了算他的，赚钱归常宏。他也是想看看常宏的本事。为了解除常宏的后顾之忧，老陈主动把常宏欠的外债还清了，一共十万。在当年，这是笔很大的数目。姐夫对小舅子做到这份上，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们都说，这是常宏的福气，命好。看来你要时来运转了。

常宏姐姐说：“小弟，你以后赚了钱，可要懂得感恩。”

常宏说：“放心吧姐。这时候帮我的人，就是救命恩人。实不相瞒，前阵子我欠债欠得都不想活了。寻死的心都有。说姐夫是我的再生父母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