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

苏嘉文赤身裸体地站在狱警面前。

张开你的嘴巴。他不喜欢让他张开嘴巴的人，从前是医生，现在是狱警。他的嘴巴空空如也，应该没什么余渣。早饭吃的是菜包，有一根卡进牙齿的菜丝，让他费了老大劲才剔干净。狱警说，把衣服脱掉。他一件一件剥掉囚衣及其他，然后两只脚从囚衣堆里绕出来，踩在上面。他有点冷，动作越来越迟缓，关节突兀的拳头捏着最后一条三角内裤的橡皮筋时，他面露难色。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大众浴堂洗澡的时候，他被一群赤条条的人吓坏了，死活不肯脱掉自己的内裤，趴在那里哭。你们放心，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一个也没有。狱警不为所动，苏嘉文只好缓慢地扒下自己的内裤，他的“小弟”从橡皮筋的里侧跳了出来，像是一个意外。狱警笑了。他的笑总有理由，苏嘉文心里自卑得要死。另外一个狱警向他的同事白去一眼，面无表情地围着他转，就差扒开他的屁眼看了。

那个狱警说，把衣服穿好，跟我走。

穿上衣服。外套是监狱发的靛蓝色的衣裤，一看就是仓库积压品，布满皱痕，让他觉得被折叠的好像是自己的身体，散发着藏匿过久的气息。他别无他物，只有一个黄挎包，所有多余的东西他都送人了。狱警正在柜台给他办释放证明书。他望着窗外，行政区非常空旷，瞭望塔的精巧影子和另外一处巨大的矩形黑影遥相呼应。他站在最后一道大铁门的影子里，荷枪实弹的岗警再一次核对他的身份。大铁门在轨道上启动，像死囚的脚镣拖在地上的声音。哗啦，哗啦。门开了，阳光一下洒到他的身上，他闻到了自由的气息，风很大，他张着嘴，让凛冽的寒风灌满自己的口腔。

监狱大门离马路有一段距离，隔着一片空旷地带，老远停着一辆蓝色的夏利出租车。有人冲他挥手，飞奔而来，苏嘉文旋即被猛撞了一下，又被紧紧地包裹进去。那个人拥抱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光听到对方喉咙底处混浊的声音，呜呜咽咽地哭出来。

来接他的是马锋，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马锋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上车时，马锋让他披上自己带来的军大衣，还有一顶棒球帽，虽然不太配套，但苏嘉文心里很感激，还是马蜂想得周到。出租车开了很久，才开出那片满目萧瑟的监狱区。即使是冬天，在南方，也很难看到这样的荒凉景象，除了路两边高大的云杉，几乎没什么植物。马锋说，这里怎么连冬青树也没有？苏嘉文光顾着看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熟悉的景致。司机替他回答，如果有人越狱，方圆几公里内，是没有藏身之处的。哦。马锋应了声，看了一眼身旁的苏嘉文。苏嘉文望着窗外，他指给马锋看，几个月前我从那个三监区换到了八监区，我原来是在那里做玩具的——他突然笑了，就是给洋娃娃安眼珠子。司机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苏嘉文，他跟马锋说，你朋友刚出来，晚上怎么也得洗个桑拿、找个妹子玩玩啊。马锋笑了，他说，那是当然，先在这里玩几天。不要！苏嘉文说，我今天就回去。

长途汽车站。马锋在附近找了一家饭馆，他点了很多菜。苏嘉文说，好吃。那你多吃点啊！马锋说，依我看，你就别急着回去，怎么说也得在这里玩两天，再过十天半月我就放假了，正好跟你一块回去过年。苏嘉文说，不了，我还是想回去，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老家的模样。马锋看着他，心里一酸说，那我也得陪你一块回去啊。苏嘉文说，千万别，不能影响你的工作——一晃眼，你居然是大学教授了。哪有！马锋及时刹住了这个话题。临别时，马锋把他紧紧抱住，苏嘉文已经不习惯这样直接而浓烈的表达，他有点不好意思。你上班去吧。马锋趁拥抱的时候，往他口袋里塞了一沓子钱。他走了，他不想让苏嘉文看到他的泪，边走边往身后扬了扬手臂。苏嘉文一直贴着车站的落地窗玻璃，看着马锋像跳棋一样，一路躲闪着，拐到地铁口那里，忽然消失了。苏嘉文一点也不喜欢这里，天桥、高架、地铁，从这个洞进去，再从另外一个洞出来。汽车站紧挨着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大包小包，把过年的气氛烘托得格外浓郁。他想他的皋城了。

大巴车出了环线，一路向东，最后开进了一艘渡轮。他走的时候还没有汽车轮渡，当时他们被关押在客轮最底层的通铺舱里，光能听见轰隆隆的机器声和海浪敲击船体的沉闷之声，每个舷窗都被扣得死死的。他看到一只海蟑螂爬过去。他听说他们可能会被押到遥远的青海去，为此他偷偷哭了一夜。当年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就是海腥与铁腥搅和在一起的那种浓郁到窒息的感觉。许多人下车，他们都到上层休息舱去了。苏嘉文没有动，他还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司机下车的时候，扭头看他，你不下？苏嘉文这才站起来。他以为下车是规定动作。他上了一趟厕所，在那里撞上一个刚解手出来的初中同学，还好，对方没认出他来。他倒也不是内心脆弱到不能见人，但不见更好。他想回到车上去，大巴车已经被锁上了。他站在铁梯下面一个无人过往的僻静处，望着奔流的海水，他想到了他的父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各界支援外地建设，苏黎世主动请缨。临行前，他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他瘦高身材，西式发型，戴着金边眼镜，着西服马甲，倚坐在一把高凳上，双手搭在一条收曲的腿上。他的身后是照相馆还未来得及撤掉的民国旧布景，是一幢洋房的内景，花几、格子窗和旋转向上的楼梯。他在这张照片里，依然保持着那个时代在镜头前不苟言笑的冷峻表情，这令苏嘉文难以想象父亲当时对未来的想法。

当时，往来于上海与皋城的航班尚未恢复。苏黎世拎着一只皮箱，从一艘巨轮的云梯上爬下来，和几个乘客拼了一条小舢板。这种艰辛的路程，似乎特别匹配他内心的悲壮与豪情。苏黎世虽有预料，但皋城的落后与破败仍然出乎他的想象。他拎着那只皮箱，穿过卫海路，穿过南星桥，最后驻足在城北桑园街上的一家裁缝店门口，是里面挂着的一件西服吸引了他。他拍照片时的西服马甲，最终还是留在了上海。临行前，他换了一件新裁的中山装。他想撇清一切旧时代的气息。倒是那位女裁缝一眼就看出，侬是上海来咯，对此苏黎世的脸上浮了笑，心里便有了暖意。他被告知，裁缝铺里的那件西服，属于先他到来的爱克斯光医生。他热切地盼望着和同事携手开创新的事业。皋城医院就在北门城外，城外横陈着一条由濠河填埋而成的马路。他的眼前是大片的稻田和间杂的农舍，中间是一条孤零零的土碴路，两边分岔的小径使它看起来像一枚柔长的鱼骨，探入远处医院的花式铁门。

以苏黎世为主的上海医生，和一个新四军卫生员出身的矮个子院长，共同撑起了皋城医院的天下。他们大兴土木，扩建病房，接收民间已经歇业的主治花柳和新法接生的私人诊所。爱克斯光医生满山遍野去寻找无主坟的死人骨架。他报到以后，医院才从野战部队调拨来一台美制军用X光机。不久，苏黎世主刀，破天荒地完成了皋城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例胸外科手术。几年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几个女生，甫一毕业就跳上了开往皋城的夜航船。初创时期的皋城医院只有一辆救护车，那是一辆“二战”时期欧洲最常见的老式救护车。救护车出诊时，随车护士要把半个身子扑出去，不停地摇响挂在车窗外的警铃。这辆救护车就是在出诊之余，去码头迎接他们的上海乡党，满车的芬芳，摇摇晃晃驶进了一九六○年的皋城医院。在这辆车上，有一个叫冯娴的姑娘，苏黎世对她一见钟情，每天夜里女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总会传来他的柔曼的小提琴声，那一丝哀怨的情调拨动了冯娴的心弦。她就是后来的苏嘉文的母亲。

苏黎世夫妇住在桑园街上的一处大杂院，隔壁就是马锋家。恰好，马锋的母亲也在医院做事，虽然只是在食堂打些零工，但关系毕竟近了一层。在左邻右舍的眼里，苏家是一个阔绰的存在。除了小提琴，苏黎世还有一辆自行车，是前面带灯泡后面带邮式书包的那种。他家后来还搬过来一张单人沙发。沙发搬来的时候，马锋想象着一屁股坐上去，那会是怎样的体验。他听到母亲的一声尖叫。这样的尖叫，断不会由沙发的主人发出，他们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苏夫人操着上海腔说，弗要紧，弗要紧的呀。但是马锋的母亲深刻地知道，这是要紧的。在医院做事的母亲，对那些知识分子的坏毛病有深刻的体会。她告诉马锋，那些医生的讲究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去食堂吃饭，就是去跟细菌做斗争的，要用酒精擦拭已经洗过的碗筷，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在洗手。

形势突变，风起云涌，街上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桑园街上是走不完的姿态浮夸的队伍，人们纷纷从琐碎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走出来，卷入革命的洪流，挥舞着拳头和旗帜，旗帜把他们的脸庞都映得通红。他们推波助澜，反过来又波及他们自身，一切都乱套了。苏黎世伉俪作为反动医学权威被打倒，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苏黎世是披着羊皮的狼，说冯娴是美蒋女特务。他在单位接受轮番批判，回到家里像僵尸一般，长久地陷入偶尔被几声叹息打破的死样的沉默。但凡重要的抢救手术，医院还得请苏黎世出马。半夜里，救护车司机跑进来，砰砰砰地来敲门，苏医生！苏医生！

那天夜里，苏黎世做完手术后，直接从外科大楼的天台上跳了下来。

马锋的母亲正好值夜班，她惊恐万分地一路跑回来，哭喊着摇晃着像木偶一样的冯娴。冯娴说，苏黎世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在马锋母亲的回忆里，冯娴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变掉了，好像是别人替她说的。

苏嘉文的成长史，是上海这座城市从他身上逐渐隐退的过程，从最初的花衬衫背带裤，到最后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与土著已无二致。区别还是有的，上海在他的心里，是一颗不死的种子，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少年的漫长时光里总有过不完的夏天，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一大堆无聊的日子。他和马锋整天游荡在桑园街上，以及它所连接的分岔小弄和更为广阔的田野河浜。医院与学校正好在街的两极，它们所分别代表的幽暗与明亮，构成了苏嘉文的敏感特质。阿乐修鞋店门口诱人的皮革碎料，是他们弹弓的发射器。林记钟表店是他们音乐老师的家，她父亲的右眼上总是戴着放大镜，当他把脸转过来的时候，苏嘉文觉得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阿三理发店的免费小人书也非常吸引人，当然还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还有那个他叫梅姨的女裁缝的小店，冯娴与她有着很好的交情。那时候苏嘉文还很小，但凡冯娴临时有什么事，总是把他托付给裁缝店，像在那里寄存一个行李。他经常躺在裁缝店的案板底下，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女裁缝温柔的怀抱，缝纫机催眠般的声响和各种新布料的堆积味道，给了他最初的温暖。

裁缝店守着一个弄堂口，店面是板壁，上半截是排门，排门卸掉后，形成柜台一样的开放格局。缝纫机和拷边机临街而置，梅姨一边工作，一边可以观察到小街的一个扇面。她的靠边墙的工作案板，边缘被磨得油光顺滑，应是年复一年的布料摩擦的结果。没有顾客的时候，她不是在踏缝纫机，就是在案板上描样、裁剪、熨烫衣裳。让人好奇的是，她手持的薄如刀刃的三角形滑石粉饼，完全区别于课堂里的粉笔。她在布料上画来画去，随着手势的变化，有抛弧，有转折，好像完全是随兴所致。熨烫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她先在嘴巴里饱含一口冷开水，往案板上噗地一喷，熨斗放上去，即刻发出哧哧的声音，衣料上极危险地冒出烟来。但是与苏嘉文想象的不同，布料上并没有烧出一个洞来。墙上有壁架，放着形形色色的线轴、纽扣罐和等待处理的布料。苏嘉文一直钟情于类似的小巧东西应与此有关。在梅姨的身后上方，悬吊着不多的几件成品服装，上面用小布头标记着客户的名字和日期。后面有一块宽阔的垂帘，隔出里间。里间有后门，还有一扇因为室内的幽暗而显得过于明亮的后窗。风一来，那块宽阔的帘布就会发出声响。进门的墙边有一面竖镜。镜子旁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模特。这个塑料模特有时候放在门外，脖子上绑着一根布绳，防止倾倒。

苏嘉文父亲当年站在裁缝店门口时，见到的其实是梅姨的母亲。她是一位卓越的裁缝师，也是从上海来的，这从她及梅姨不时冒出来的几句上海腔可窥一二。皋城医院初创时期的床单被套都出自她之手。大家都夸她的手巧，她做的护士服都是收腰的，护士帽也有点欧式。她在那里悄悄发展了不少客户。但是很快就有了绯闻，说她的徒弟，也就是她正当芳龄的独生女，和爱克斯光医生暗度陈仓，两个人在幽暗的X光机房里滚在了一起。其实，这个故事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苏嘉文的父亲不可能从那件悬挂在裁缝店的西服上看出端倪来。街上的人都说，她是活活被女儿气死的，当然，真相是一场急性痢疾夺去了她的生命。年轻的梅姨独自撑起了这家裁缝店。

梅姨是一个纤弱、干净、斯文的女人，每天戴着袖套笼，脖子上挂着皮尺，皮尺从她的乳沟里垂弯下来。她说话悦耳动听，笑眯眯地看着你，一双眼睛里永远闪着光芒，勾人心魄。后来裁缝店来了一位深情款款的海军上尉。街上的人都看在眼里，都知道他们俩不久就要远走高飞。后来裁缝店排门紧闭，却听得见里面有不停地踏缝纫机的声音。梅姨正在抓紧完成手上的衣服，她要和那位英俊高大的海军上尉永远地离开这里。最后一件衣服，主人没有来取，她将它托付给了冯娴。梅姨说，店门口写了侬屋里的门牌号，伊会搭来寻侬咯。冯娴和她深情拥抱，你一定会很幸福。梅姨红着脸说，是的是的。冯娴拿到的是一件男式衬衫，衬衫的表袋里还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苏嘉文认得梅姨的字，她写的字都很小，像一个个小线团。她在这张纸条上写道：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凭谁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