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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我过去的领导。最早他叫桂铜柱、桂铜铸，和我做同事时叫桂文博，现在叫库珀·桂。在那如今已经被草占领一楼的写字楼C座，在据说距盈利仅半步之遥的杂志，他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领导起我们整个编辑部，最后也作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被请出来反复问责，某次会议开到一半，他借故出去听电话，再未归来。后来传他去了上市公司，又办理西班牙移民（一说是塞浦路斯），并等待美国身份。他到处放话，等拿到绿卡，就团结一班人在新大陆买地，买得越多越好。

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大概知道，他最早毕业于J市师专中文系，在来我们共事的杂志之前，曾在几家市场类报纸就职。这次见面丰富了我对他过去的认知，知道去报纸工作之前，他还在和J市同名的J县担任了一学期的乡村教师。“你知道我执教的地方偏远到什么程度吗，阿乙？即使是我这个出生在本县的人，也没怎么听说过它。”库珀·桂对我说。他记得拿到派遣证去那里报到时，总以为中巴车靠站就是到了，结果一连停了六次都没到。第七次，司机对他说：“从这儿下去，往北行一里就是了。”他大张两腿，一双手抓住握把，提起装满书籍、乐器、熨好的西服等物资的黑色大皮箱迈下车。天空淫雨霏霏。呈现在眼前的与其说是道路，不如说是一条浸满水的小浅沟。没有凸出于水面的石头或砖块，有的只是一踩下去就朝大地扑哧一声瘪下去的冰激凌状泥团。他试图用肩膀扛起皮箱，他确实成功了，可也因此使身体重心向扛起皮箱的那一侧倾斜。他抢行几步，把它又抱回到怀里，并借助一棵树的帮助，用脊背背起它。此时皮鞋已经湿透，袜子和鞋帮之间填进泥浆，连脚趾缝也塞满它们。他心想鞋和下半截裤子总归弄脏了，那就牺牲它们成全这只皮箱，让它干干净净地到达目的地。可只走了十余步，他就听到一个惯于坚持不住的人——比如双手紧紧巴住悬崖然而又攀抓不上去的登山者——内心出现的充满鼓励的声音：放手吧。他最后一次把皮箱往上提了提，接着听见一声闷响，泥水溅到他腘窝那么高。“算了，狗戳的，那就谁也顾不了谁了。”当时还叫桂铜铸的青年教师说。他从地上抓起沉重的皮箱，拽着它气喘吁吁走了一个小时，才看见此行目的地：一座背靠着山丘的小镇。镇上有七八栋房子，一字排开，建在山脚，那肯定是各单位。他要去工作的中学，只有初中部，建在山丘上，为树木所掩盖。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青年拉斯蒂涅在远眺巴黎的上流社会区时，说：“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我们的桂铜铸并不嫌弃这个叫老营盘的地方，也对它说：“会会。”

“当时的我得有多么浪漫主义，多不切实际。”库珀·桂热情昂扬地对我说，之后他跟我说的所有话都保持这样一股高亢的腔调，根据我的记忆，在我们共事时，他和所有人说话就已如此。他是多血质的人，有用不完的精力。他让我想起拿破仑，一样的充满激情，一样的个子矮。这股激情今后看起来也不会消退，除非他这个人死了。清贫或困窘的乡村生涯带去的不是消耗，相反可能是某种滋养。诚如古人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也可以说，他之所以在这没有一寸柏油路的乡下感觉不到消耗，是因为他和那些在乡政府、土管所工作的人一样，拿国家工资，受本地人尊敬和羡慕。每天感受到的都是这些半是尊重半是讨好的目光，一个人怎能不骄傲？就像坐牢，如果在里边充当的是牢头或者小负责人，自然也不会过多地被坐牢的处境折磨。“在老营盘，我只看到一次外地的高级人来过，是一位中年妇人，涂脂抹粉，十分冷漠、镇静，很像《红楼梦》里的王夫人或者什么夫人。她在这里小转一圈，一句话没撂下，又坐着送她来的吉普车走了。”他说。在老营盘，他给在J市的同学也是女友（这是多么符合命运的安排啊：一个有志向、有想象力，同时不乏热情的农村子弟，拥有一个生活在城市的情人）写信。字里行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低声下气，倒像是在向对方通告和宣告什么。“‘我的小猫。’在信里我这么叫她。”库珀·桂说。这会儿他非常娴熟地抖开餐巾，让它一丝不差地叠在大腿之上，之后很自然地左手持叉，右手握刀，从面前的整块牛肉切下自己需要的谦逊的一小块。但是他给人的感觉还是农村人，正如我们会判定那些穿戴最整齐的人是侍者。“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她爱我的一个点是我身上有一股当仁不让的气势。”库珀·桂说。“你确实如此，”我回应道，“一直认为眼前的一切就是你的，或者说眼前的一切你都能胜任。我想这就是咱们同龄，业务水平也差不多，而集团任用你当领导而对我想都不想的缘故。你更愿意去承担使命。”“你说得对，这方面我比你厚脸皮得多，当时只有一个机会，孟总恰好在楼下和合谷吃饭，我端着餐盘直接坐到他对面，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他说。

他在J市的女友叫然然，本名王黎然。他至今也没搞清楚她家背景，只知道每临近周末，都会有一辆轿车驶到校门口接她。当时路面窄，那辆车行驶时差不多要占一个半车道。车漆极为光润，使得车身看起来像一块黑玉，而当时在一个县里，常委坐的还是桑塔纳，如若是黑色的桑塔纳，那黑色一定也是棺材板那样又粗又硬的黑。来接然然的司机戴着薄的白手套。“就凭这辆比我们学校党委书记配车还豪华的配车，就知道她家是什么级别了，”库珀·桂说，“但是，这么高级别的家庭，子女上的为什么又是一所地专？在所有大学里头，地专是最差的吧？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成绩确实不好，高考也就考了一二百分。她不像我们，她有条件也有资本不去好好学习。另外也有可能，越是这样的家庭，越容易在关键时刻顽固地表现出一股正气，认为不应当让人嚼舌头。还有就是他们和她都舍不得离开对方。对她来说，有什么比家还舒服的地方呢，对她父母来说，想见女儿随时就见得到，不也是美事吗？”库珀·桂没有讲他和然然是怎么具体恋爱上的，就好像他自己也忘记了。“可能在我之前，没有人跟她表白过。我们知道，爱一个人是简单的，但是表白就难，何况是对着这样一位金枝玉叶表白。但我敢。另外，我们撞出火花，一定也和她生理、心理渴慕情感接触有关。也许我身上洋溢的那股可以说是上蹿下跳的活力让她一时感到新鲜。你看他们家的司机——我猜还有厨师、保姆——毕恭毕敬的，绝不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个动作。”他说。她对他的爱并不深，或者说她还不知道怎么去深切地爱一个人，但也绝不能说她就是虚情假意。她给在老营盘中学执教的他回信，语言大多如此：“……你安心在那里锻炼，那里一定鸟语花香，充满自然气息吧。……你锻炼好了，就争取进城。”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库珀·桂说寒假将至时，他再也等不及，利用周末，乘车到J县，又到J市。一共花去四小时。他和她约在她家附近见面。她走出那深闭的大院时，门警突然挺直身体，朗声说“敬礼”，并抬臂举起五指并拢的右手。只第一眼他就看清楚她身上有种犹豫，要不然走路不是这个姿态。一度他想，是两种爱——同时也是两难——使得她如此。一边是对他的爱，一边是对父母的爱。后来他修正看法，他认为，使得她如此的，是她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她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嘴巴反复翕动，很明显是想说：你叫我怎么办哪？你要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哪？“她面对着我，因此可以说，她在说‘你叫我怎么办’时，这个‘你’指的是我，但我听出来，它也指她的父母。”库珀·桂说。这是库珀·桂——当时叫桂铜铸——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一个不利于自己的身份。之前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浮皮潦草。或者说，那种知道，隐藏在一大堆知道里，容易让人敷衍待之。抑或，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回避知道。这次，他深切、深入并深刻地知道自己和对方之间横亘着一种叫阶层差距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差距比地球和火星的差距还大的话，就是他和她之间的这层差距了。“我感受到这个事实，就像牛顿感受到地球引力。我握住她两臂，仍旧保持着主导者的姿态，说：‘我早知道有这一天，这不怪你。’”他说。他想再对她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这和他平时舌灿莲花、口若悬河可不一样。他觉得自己被什么抑制住，唯有缄口不言。也有可能，他是在借沉默发泄心中愤懑，或者说彰显自尊。“阿乙啊，一切如此鲜明，我不能再做什么。过去我只是想当然。现实既已如此清楚地教育我，我难道还要做无谓也是无聊的挣扎吗？”他对我说。在一位中年妇人走过来后，事情得以彻底结束。意外的是，这位贵妇人他认识。虽然只见过一次，但他永远忘不了她坐吉普车去老营盘时所遗留在当地的那股拒人千里的气质。她的一双眼像手电筒一样盯着他。他听到她用这世上最正宗也是最硬气的普通话说：“这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查了地图，即使我们可以放女儿去那儿生活，你也不应该这么做，这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接着又说：“芍药和牡丹怎么区别？它们总得有个区别。”这话让人匪夷所思，但他当时就懂了。这是对方在用相对干净的话把“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倒不是怕刺激到他，而是怕粗鄙的词语脏了自己的牙齿。他的脸通红，牙齿打战，人就像最卑微的动物那样嗫嚅：“阿姨，我，阿，然然。”话没说完他就转身走了，就像一个人再也经受不住冷库的严寒，不得不离开。“我以为她们会目送我，但今天我刚转身，她们也就回头走了。因为不久我就听到大院的铁闸门为她们退向两边的声响。她母亲应该还嗤了一声。”他说。

“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他接着说，“所有的不幸、委屈、驱逐以及流放，都在我身上发生，应该说我遭遇到人生最严重的挫折。我应该颓废下去，甚至大哭失声。可我却步履轻松，准确且富有效率地找到来时的车站。车站停车场与其说是停车场，不如说是一块烂泥塘。一辆辆中巴车停在那儿，正像一头头不知羞耻、醉心于打滚的猪。我早早坐上返程的车，稀稀拉拉出了点眼泪。咳，与其说是因悲伤流泪，不如说是从仪式上为这分手聊作祭奠。”“你这有点像在车祸里受伤，明明内脏被撞破，却还能行走自如，从外表看一点事没有。”我说。“诚然，”他接着说，“我在车上坐着，陷入一种分量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微的悲伤中，或者说我感受到的只是简单的忧伤。就好像这件事终究和我无关。或者说，事情已经化为苦艾酒，让人可以享受了。雷声自远处隆隆而至，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地下起来。不久，车辆移动，我把脸朝向透过车窗飘进来的雨丝。城市的一块块墙壁、一间间铺面兀自倒退。之后车辆短暂停下，不是有谁上来，而是有个人缩着脖子，双手插兜，跳了下去。他不是跳到地面就了事，而是朝着和这条马路呈垂直关系的一条坡道继续往下跳。他穿一件发着暗光的栗色皮夹克，雨水打在上面淙淙作响，却根本不能把它打湿。我想到《西游记》里的宝贝盔甲，因为穿上它，水火不能近身。就在车辆要驶离他的身影时，有人用指尖捅了捅我。我把身体移正回来。他就像梦境中人那样指指外边，又指向我。旁边人不住点头。我大惑不解，直到他抓了一下我被翻出的左裤兜。它就像一把锤子吐在座椅上。我一下明白了，我装在裤兜的三百元被偷了，下手的正是穿皮夹克的男子。我大力敲击车壁，怒喊：‘停叉，停叉’。”“停叉？”我说。“你不是懂我们那儿方言吗？‘停叉。’我狂喊，感觉找到生命的主旨。司机踩下刹车。车辆猛地前倾，与此同时，车门弹开一半，我把它推得大开，跳下去朝小偷消失的方向追赶。”“我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是一百六十元。”我说。“三百元相当于我当时一个半月工资，”他说，“你说我气不气？来到坡道，我沿着台阶飞速向他奔去，那简直不是奔跑，而是飞行，就像两脚踏上了滑雪板。他一双手仍插在衣兜里。应该说是下雨的声音变大，以及心情过于得意，使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追上来。你知道吗？我当时穿的是高帮皮鞋，鞋跟还钉了铁片，叮叮咣咣，动静不小。最后几步我把自己扔了出去。他被一脚蹬倒在地。他是那么高大，因为高大他这下可摔得不轻。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这么高大的男人要做小偷。也许这样的身材，可以像他们手里拿着的报纸一样，起到一种掩护作用？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高挑的人会干肮脏的营生。另外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人偷窃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因为心理有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富家子弟会犯盗窃罪。”我说。“应该说，再给一百次机会，我也不能放倒他一次，”他说，“但在当时，他被放倒并且在被放倒的同时就失去反抗能力是既成事实。他眼睛微微翻白，从口腔发出一阵难听的呼噜声。我翻爬起身，凭借愤怒的势能，高抬起皮鞋，朝他脸部踹去。一脚、两脚、三脚，太阳穴、面颊、腮骨。我感觉把他的脸都踩烂了。这时他轻轻伸出手臂，示意我暂停。他这个让人意外的动作使我清醒下来，至少是迟疑下来。他一边抬着手臂，一边咀嚼什么，直到把一颗带血的牙齿费力地吐到嘴外。以后的事讲起来有点索然无味。我既觉得还应该惩罚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此惹上事，于是只是扯下他带血的皮夹克，对着他抽打。一些人——不很多——远远围过来，我蹲下去找到自己的三百元钱，然后踢了他腰部四五脚。我一边说‘你这厮偷走老子三百块钱，还在这里诈死’一边离开现场。之后我没有去车站，而是凭感觉瞎走，应该走到Y县去了。”

发生这件事后，叫桂铜铸的青年一连十几天没睡好，总是忽然醒来，汗出如浆。因为在梦里又看见小偷高大的身躯像被砍伐的树那样重重栽倒，头部在撞击地面的同时朝半空弹起，或者自己的高帮鞋朝人家面骨狠狠踩去，把那里踩平了。惊恐得以缓解是春节前夕他去了趟J市。在下雪的车站他见到脸部还没消肿的小偷。后者正夸张地用火钳试图把人家人造革提包里的一张“大团结”夹取出来，而那人浑然不觉。有可能是真的偷窃，有可能只是开个玩笑。看见他还活着，桂铜铸大为宽心。让他更为宽心的是，对方的眼睛明明看到他，却未做任何停留。这说明不认识他。之后，桂铜铸没有回老营盘中学，而是南下广东，开启他不打招呼就辞职的先例。“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年，”库珀·桂说，“但是那种忧闷不安的感觉一直没有过去。我在想，我的钱——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被人偷走，那么我去追赶偷它的人并把他踹倒，就是正当的。既然正当，为什么还要忧闷不安？我想这是所有人都要考虑或者说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会为自己认为正当的事做点什么。后来，在重读莎剧时，我想到这种不安的根源。在《威尼斯商人》里，放贷者夏洛克有权向失信的安东尼奥索偿一磅肉，但他怎么做到只取走安东尼奥一磅肉而不让他流一滴血呢？我们为自己主持正义时，怎么做到只让对方接受他应受的惩罚呢？我们能称量清楚吗？然而，想到这里并不意味着话题结束。直到最近，我才能说看见这件事的本质。转移，你知道吗，阿乙？本质是转移。我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根本性的懦弱。这种懦弱使得我们去忍受那些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事，转而把怒火发泄往其他可以发泄的地方。我拿王黎然的家庭没有办法，就想一脚踹死小偷。小偷的脸就像湖水，王黎然母亲的影子在湖面上荡漾、变形。我这一踹，释放了一个人所能释放的全部的力量。”

原刊责编    朱    强

【作者简介】阿乙，本名艾国柱，1976年出生于江西省瑞昌市，曾任职乡村民警和报社体育编辑，出版有《鸟，看见我了》《灰故事》等四部小说集及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十余项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西等语种在十余国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