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脚”

卡塔尔世界杯分组赛C组第一场比赛的结果惊动了整个世界。我因此在时隔四十年之后，经历了又一个与足球相关的不眠之夜。在这个不眠之夜，之前那四个散落在我成长过程中的不眠之夜与惊动整个世界的最新比赛结果里应外合、前呼后拥，对我的神经系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深度的攻击。整个夜晚，我的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整个夜晚，我的身心没有丝毫的平静。而且在我的头脑里翻滚着的不仅仅是足球，还有死亡、时间、爱情、命运，甚至还有哈姆雷特提出的对人生的质疑，那谁都回答不了的永恒的质疑……直到黎明之际，进攻者好像已经疲惫，而我自己也终于感觉到了温馨的睡意。谁能想到那睡意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一种新的激动就让我的神经系统再度亢奋起来。望着窗外被晨曦缓缓推动的云朵，我激动地意识到一篇题为《“国脚”》的作品正在我的大脑皮层上缓缓地绽现。

作品的主人公是我最小的表舅。我母亲有许多的表兄弟，因此我有许多的表舅。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散居全国各地：最北的住在哈尔滨，最南的住在五指山，最西的住在石河子，最东的住在连云港。可是直到十七岁那年离开故乡去北京上大学，我只对同城生活的最小的表舅有感性的认识。其他的那些表舅只不过是大人们（尤其是我外婆和我母亲）言谈里的语音符号。我外婆有惊人的记忆，她不仅记得我所有表舅的大名和乳名，还记得他们的出生年月日，甚至还记得不少表舅儿童时代的出彩和少年时代的出格，比如那位住连云港的表舅小学毕业那年夏天被人拐骗到了台儿庄，如果不是在当地的火车站被一位去那里出差的邻居撞见，恐怕就永远不知所终了；又比如那位住在石河子的表舅在上初二的时候因为偷摘哈密瓜被农场的狼狗追赶着掉进了瓜田边的粪坑里，如果不是正好被那位在当地劳动改造的“右派”诗人看到，恐怕就只能“遗臭万年”了……每次听到我外婆和我母亲谈起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那些表舅，我都会顽皮地“反串”李铁梅在《红灯记》第二场里的著名唱腔，唱起“我家的表舅数不清”。第一次的效果最为显著，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我刚唱出的“舅”字就触动了我外婆和我母亲的笑点。我母亲一边笑着，一边夸奖我说：“你倒真会照搬生活。”而幽默风趣的外婆紧接着就泼下一瓢冷水。“可不能接着往下唱啊。”她提醒说，“越唱就会越离谱。唱到最后那句，就完全脱离了生活。”我母亲会心地看了她母亲一眼，然后转过脸来对着我说：“李铁梅数不清的表叔‘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而你数不清的表舅却都是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

她这是大错特错！其他那些表舅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最小的表舅从小就已经胸怀大志。不过，我没有反驳我母亲，因为我同样也清楚地知道她在这里所说的“表舅”应该并没有包括我最小的表舅。是的，我母亲通常并没有将自己最小的表弟当成是自己的同辈。这里面有一个表层和客观的原因，就是她与自己这位表弟的年龄差距是整整二十四岁。而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和巧合的原因，就是我母亲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与自己生最后一个孩子的姑妈在同一天住进同一间产房，两个孩子的出生也仅相差三个小时。可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染上了伤寒，最后在满月的当天夭折。这生与死的巧合让我母亲不仅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最小的表弟当成自己的晚辈，还在很大程度上将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是亲友们都知道的巧合，这也是陌生人常陷入的误会。不记得有多少次了，在鞋店、在药店、在书店……热情的营业员都会用惊叹的语气评论站在她身边的两个男孩，说大的长得很像她，而小的却一点都不像。因为我母亲从来不纠正这种说法，我相信她对自己最小的表弟的确怀有非常特殊的感情。我从来都不嫉妒这种感情，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一直到初中毕业的前夕都对自己最小的表舅怀有深深的个人崇拜；而另一方面也许还因为与我母亲的情况正好相反，年龄的接近（我们相差不到六岁）让我经常感觉自己最小的表舅就如同是自己的同辈，就像我外婆经常说的那样，我们辈分的高低事实上已经被时间磨平：走在一起，他更像是我的表兄而不是我的表舅。

因为那种与母爱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的特殊感情，我母亲更关心的是表舅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他的远大志向，就像他自己的母亲那样。当然，她也总是将他的品学兼优挂在嘴上，不过这时候心里说的显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儿子，而是自己现实中的儿子。“他每天晚上睡觉都将脱下来的衣服和裤子折得整整齐齐，叠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她这显然是在说我从来都将衣服裤子乱扔，有时候甚至就随手扔在地板上。“他将《雷锋日记》和‘老三篇’放在枕边，每天临睡前都会认真地读上一段。”她这显然是在说我都已经长到了乘车要买全票的个头却还在痴迷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的字写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她这显然是在说我的字写得歪歪斜斜、马虎潦草，就如同“鬼画桃符”。“他总是在晚餐之前就完成了全部的家庭作业。”她这显然是在说我从来都拖拖拉拉，任何事情都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他过马路的时候，总是会先往两边看，等没有车了才会大步走过去。”她这显然是在说我一贯草率莽撞，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他特别善于安排时间，每天要做那么多事情，却每一件都做得从容不迫。”她这显然是在说我总是在浪费时间，还总是抱怨没有时间。当然，她也总是不会忘记提起就住在表舅家后面那一栋的那位退休化学老师。他行动不便又性格固执，没有人愿意接近他，而表舅从小学三年级起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去给他做一个小时的卫生，一直到他去世的当天，一共坚持了两年零五个月。“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我母亲最后总是准备用著名的语录来总结。我知道她这显然又是在说我做任何事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坚持到底，所以也总是抢着在这里切入，用“难的是像我这样从来都不做好事”替换她想说的“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

像表舅的家人一样，在表舅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之前，我母亲也只将足球当成是表舅的业余爱好。她用“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解释说，我表舅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业余爱好有两个客观的原因：一是他就读的小学是全市唯一一所以足球为传统的小学。作为学校里品学兼优的标兵，这传统自然就成为他的爱好。二是他居住在他父母任教的中学校园里。这所当年由耶鲁校友出资捐建的校园是全市占地面积最大的中学校园，它拥有全市中学里唯一的一个四百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它的足球场因此也就是全市中学里唯一的一个标准足球场。如此的“存在”当然具有强大的决定作用。像我们这些没有机会被它决定的孩子，只能靠小得多的乒乓球一展身手、一决高下。不过，我母亲的理论并不为以表舅为队长的那支教职工子弟足球队里的男孩们接受。他们居住在同一座校园又就读于同一所小学，与表舅共享着优越的“存在”，却无法像他那样在小学四年级就成为校队的核心和明星，在全市的赛场上叱咤风云。在他们看来，我母亲强调的那种“存在”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表舅有特殊的天赋和远大的志向。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足球是我表舅的神圣使命，而不仅仅是业余爱好。他们也都知道我表舅的远大志向是从校队晋升到市队再晋升到省队，最后成为举足轻重的“国脚”。他们尊重他的这种远大志向，他们崇拜他的这种远大志向，他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这一远大志向就被顺理成章地当成了他的绰号，而教职工子弟足球队其他成员的绰号是清一色的低级动物名称，比如他最好的三个朋友分别叫“蚱蜢”（因为蚱蜢蹦得高）、“泥鳅”（因为泥鳅溜得快）和“蜈蚣”（因为他经常恶语伤人又曾经差点因蜈蚣的叮咬夭折，也因为他跑动的时候不仅手脚并用而且速度平庸）。与所有这些带有强烈贬义的绰号相反，“国脚”褒奖的是灵长目动物的激情和尊严。

通向远大志向的决定性机会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也就是表舅进入初中的前夕）到来。为了将来组建一支能够代表本省参加全国比赛的青少年足球队，省体校受命创办一个全日制（寄宿）足球特招班，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低年级已经有相当实战经验的学生里挑选二十名尖子进行高强度的专业培训。特招班学员的待遇相当于现役军人，衣食住行由省财政拨专款包办。据说表舅的名字一开始就排在录取名单的首位。对表舅和他的那些同龄朋友（用他父母的说法就是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来说，这当然是巨大的机会和至高的荣誉。不过，它立刻引发了表舅家前所未有的剧烈危机。表舅的母亲倾向于儿子接受这个机会，从此跨入专业运动员的生涯。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生活质量马上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而且他将来也不需要像普通的中学毕业生那样去遭受上山下乡的痛苦。关于生活质量，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细节，一是表舅的母亲说特招班学员的粮食没有定量，而且“每天都有鸡吃”。这在当时的确如我外婆用半真半假的语气感叹的那样，是“神仙过的日子”。另一个细节就是球鞋。以前表舅的母亲总是抱怨踢足球太费鞋。而据她说，一旦进入特招班，就像鸡是敞开吃一样，鞋也是随便穿。她说将来她儿子淘汰下来的球鞋送给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估计他们都会如获至宝。但是，生活质量的猛增没有让表舅的父亲感觉到任何的诱惑。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放弃正常的学习生活，从事专业的体育训练。他当时因为身患肝癌，已经在停职治疗，本来应该特别注意控制情绪，但是每次只要儿子或者妻子提起特招班的话题，他就会立刻暴跳如雷。我母亲其实也很不赞成自己钟爱的表弟将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看到姑父的态度那么坚决，反而特别小心谨慎，不敢暴露自己的担心，唯恐火上浇油。那一段时间每次去表舅家里，我都感觉极为压抑，因为表舅的父亲变得闷闷不乐又一触即发，表舅的母亲变得郁郁寡欢又坐立不安，表舅本人也变得少言寡语又垂头丧气。那时候，表舅的母亲总是躲在厨房里向我母亲哭诉自从她上次哭诉以来表舅父子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有一次，我偷听到她说在前一天争吵的时候，父亲先动了手，抽了儿子一个耳光，儿子接着动了脚，踢到了父亲右腿的膝盖。说到这里，她又失声痛哭起来。“他那一脚都可以把一个健健康康的人踢死啊！”她一边哭一边说，“我现在觉得足球是一种诅咒，最后会毁了这个家。”这让我马上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我记得有一次被他痛打的时候，我奋力挣扎，也无意中踢到了他的腿，结果招来了一轮新的痛打。我想幸亏他已经被打成“走资派”，此刻正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干校”劳动改造，所以他打不到我，所以我踢不到他，所以我们的家暂时还不会被毁掉。我想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他的幸运，更是家的幸运。

表舅没有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克服通往远大志向之路上的天然障碍。他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正规的中学。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一个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变成了一个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的人。班主任刚提出让他担任班干部，就被他断然拒绝。学校足球队的教练多次请求他加盟，也被他坚决抵制。拒绝的理由是他要照顾生病的父亲，但是自从那一次“动了真格的”之后，父子两人其实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抵制的理由是他要专心学习，但是他对学习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连家庭作业都做得马马虎虎。与此同时，省体校的领导却仍然对他抱有殷切的希望，甚至决定将他的入学资格继续保留到十月的最后一天。

谁也没有想到，奇迹居然会在十月的倒数第二天出现。这奇迹也让我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第一个与足球相关的不眠之夜。

那一段时间，我整天都在想着（包括想象着）那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荒野上坠毁的三叉戟。晚上关灯之后的想和想象更是惊心动魄。因此，我的入睡极为困难，睡眠也大受影响。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我母亲将我的铺盖搬到她的大床上，让我暂时睡在她的身边。而且每天关灯之后，她还让我与她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以分散我的注意力。那天晚上也不例外。我们先各自背了一首《沁园春》，接着又一起背那首《满江红》。不过我们一起的背诵最后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接着响起的是传达室老师傅不耐烦的声音。他叫我母亲赶快去传达室接电话（那时候，我们居住的中学校园里装有两台电话，一台装在学校的办公楼，一台装在学校的传达室）。我母亲打开房门的时候，传达室老师傅继续抱怨说电话那头的声音语无伦次，还哭哭啼啼，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他问了很久才知道对方要找的人原来是我母亲。

我母亲很快就回来了。不过她进门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她的哭泣将我从想象的恐惧带进现实的恐惧。刹那间，我什么都知道了。但是更多的问题却从我的脑海里涌冒出来。我恐惧地跟踪着母亲那一个接一个的异常举动，直到她最后又重新关灯，在床上躺下。紧随黑暗而至的寂静令现实的恐惧变得更加可怕，也令我脑海的翻腾更加激烈。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只希望我母亲能够尽快开口说话，打破那好像深渊一般的寂静和恐惧。

过了很久，我母亲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活到五十岁。”她接着说，“还有他自己的爷爷。”

我急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表舅的父亲会不会是被足球气死的，或者会不会是被表舅踢死的？但是我不敢问。

又过了很久，我母亲继续说：“短命才是真正的诅咒。”

我另一个急着想问的问题是，人在临死的时候会不会原谅他最恨的人？但是我不敢问。

没有过太久，我母亲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接着说：“一百年也没有逃脱这诅咒。”

我还有一个急着想问的问题就是，表舅将来会不会梦见他的父亲，或者会不会梦见自己和死去的父亲站在一起，或者为什么死人和活人可以在梦里站在一起，但是我不敢问。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我的问题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怪，我想知道表舅的母亲会不会亲自给死者洗最后那个澡，我想知道对死亡司空见惯的医生会不会觉得死者家属的悲痛欲绝非常可笑……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催我起床的时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头昏脑涨。但是听说我们马上就要去表舅家，我起床的动作比马上就要出发去动物园的日子都快。我很想知道死亡会给表舅家里带来什么变化，我很想知道死亡会给表舅自己带来什么变化，我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