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一

有时候，叶一杰是蛮不讲理的。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每天都发生，不是的，见过他的人，或者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觉得他温和，甚至乖巧。他是温文尔雅的，脸上浮着浅浅笑意，又似乎有一股淡淡哀伤，好像心事重重，却又不愿意说出来。给人一种疏离感。但只要他开口，语调总是缓慢的，轻柔的，人很温柔，显得很有修养。但也可能是很没修养，他的温柔和缓慢里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差不多就是蔑视了。

叶一杰不承认自己是刻意的。

深究起来，这事可能跟他父母有点关系，可也未必有必然关系。

父亲是生意人，是信河街最早做百货生意的人，卖化妆品和服装，以服装为主。从广州进货，在信河街批发。父亲就地取材，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时，叶一杰才读小学。他已经有点懂事了，也可以说是半懂不懂。他没觉得父亲做生意和花枝招展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没觉得好。母亲那时在百货公司上班，百货公司经营已经走下坡路了，用母亲的话说，是“被人挖了墙脚”。母亲的语气是不屑的，可也是轻松的，没有紧张和焦虑。可能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单位，也可能父亲做生意很赚钱。她有点看不起父亲，却不排斥父亲赚来的钱。她用父亲的钱买好多衣服和化妆品，当然，她没有忘记给叶一杰买。

母亲有一间化妆室，除了梳妆台和一面落地镜，四周全是母亲的衣服和化妆品，比她百货公司柜台上的品种还要丰富多彩，叶一杰觉得那些化妆品和衣服是母亲的玩具。每次出门前，母亲会将他带进化妆室，让他站在梳妆台前，给他的脸颊扑胭脂，给他画眉毛，给他涂口红，给头发喷定型水，还会在他腋下和手腕洒香水。叶一杰不抗拒母亲在他脸上涂脂抹粉，相反地，他是乐意的，甚至有种期待，在化妆过程中，他的身体和内心有微妙反应，好像经过母亲的打扮，自己不见了，逐渐转化成另一个他，一个全新的他。这让他有点兴奋，有点激动，连说话的声调都变了，细声细气的了，有颤音了。鼻尖和手心都冒汗了。母亲另一个爱好是给他试新衣服，一件又一件，化妆室地上被扔得下不了脚，一直试到她满意为止。对于新衣服，叶一杰说不上特别感受，但他没有任何不乐意，他知道，自己也是母亲的玩具之一。

到了初中，不一样了，男同学接近他是犹豫的，是好奇的，可能还有恐惧，看着他跷起来的兰花指，表情是怪异的。女同学表面上接纳他，实际上她们是围观，是试探，她们的内心是防备的，是小心翼翼的，表情是暧昧的。叶一杰后来觉得，这事对他的性格形成应该有一定影响。不过，叶一杰也想不出来，如果父亲不做百货，母亲不给他化妆，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主要的是，他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他挺满意的，差不多给自己打了满分。

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很少在家。他读初中以后，更少见到他们。父亲已经不去广州“进货”了，他在信河街办起火凤凰服装公司，生产西装。他不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每天西装笔挺，都是他公司生产的，他说，要让别人爱穿，先得自己爱穿。父亲是公司的“统帅”，财务管理、后勤服务、服装设计、流行趋势分析包括布料剪裁和缝纫，都管，好像他无所不知，更是无所不能。这可能正是母亲去火凤凰服装公司上班的主要原因，要有人监督他，让他收敛一些。她不能让父亲无边无际地飞，还无法无天了？母亲要去管财务，她知道，抓住财务，就抓住父亲的出水口，他想乱来都不能。父亲是跑过江湖的人，哪能不知道母亲的心思？怎么可能将财务大权交给她？母亲后退一步，要求管销售。父亲也没有同意。他不可能同意。如果将财务比喻成一个人的双手，销售就是一个人的双脚，如果父亲将销售交给母亲，他以后怎么走路？寸步难行的。他太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了。母亲不乐意了，她的不乐意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而是在语气上：

“这也不让管，那也不让做，叶海鸥，你说句人话呀。”

“你去管生产。”

父亲胸有成竹地回答。生产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生产是服装公司运转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就像树木没有根，就像人没有空气。父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母亲，对她是天大的信任，她当然无法拒绝。但是，从对父亲的“干涉”角度来讲，又是不重要的。对于整个服装公司来讲，生产环节相对独立，经济上独立核算，上班地点在市郊工业区，几乎是个独立小王国。母亲去了工厂，可以说是委以重任，也可以说是“发配边疆”。

二

读初二后，叶一杰开始打扮自己。这跟以前被母亲化妆有本质区别，以前是被动，现在是主动，以前是无意识，现在是有意为之，以前是勉强，现在是自觉。

他每天早上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是四十五分钟。毫无理由，他觉得需要这么长时间，值得花这么长时间，也必须花这么长时间，否则出门怎么见人啊。他不会耽误上学的，七点钟出门，六点钟就会用闹钟把自己叫醒，四十五分钟用来梳妆打扮，十五分钟用来吃早餐。

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刷牙，必须三分钟。他刷得很轻，很慢，很温柔，好像用牙刷跟牙齿窃窃私语，这让他心情愉快，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刷完牙后是“拉大号”，这是每天早上“必修课”，没人要求他这么做，完全是生理需要，他觉得舒服，觉得踏实。坐在抽水马桶上非常有安全感，身体和精神都很愉悦，称得上享受。如果没有上学要求，他愿意一直坐下去。

然后就是洗澡了。晚上睡前洗一次，早上洗一次。晚上主要是洗灰尘和疲惫，是仪式，表示一天已结束。早上主要清洗身体排放出的东西，那是夜晚的东西，是“过期产品”。

拍化妆水是“基础工作”，再上一层薄薄的粉底液。上粉底液主要是为了遮盖脸上的瑕疵，叶一杰右上唇有个一厘米长的疤痕，那是学骑自行车时摔的。除了这个，叶一杰的脸称得上完美无瑕。其实，叶一杰也没觉得脸上的疤痕是瑕疵，他不这么认为，他不太信任完美的东西。有了这个疤痕，才是正常的，才是令人满意的。他涂隔离霜，上粉底液，目的并不在于遮盖疤痕（也未必遮盖得住）。意不在此。他是在享受那个过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生变化，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感受创造的快乐，那是成就感，是自满。上完粉底液后，叶一杰会扑上薄薄的定妆粉，若有若无，但肯定是有的，也必须有。上不上定妆粉是不同的，不上就是半成品，只有上了，所有工序才完整，才没有遗憾。

第二步是“画眉”，在叶一杰这里先是“修眉”，他的眉毛属于剑眉，又长又厚，如杂草丛生。他不排斥剑眉，但他不能让剑眉长得像杂草，得修整，他每天拿着镊子，将不听话的眉毛拔除。“修眉”完成后，叶一杰会用眉笔“画眉”，将剑眉拉长，使眉毛看上去油光发亮，有飞翔的气势和神态。

第三步是修容。先画出阴影和高光，再用海绵垫轻轻拍开。“拍”很重要，要“拍”得均匀，“拍”得有层次感，更要“拍”得不露痕迹，很考验耐心，也很考验水平。腮红是必须画的。画跟不画不一样。画上腮红之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了，饱满了，灵动了。而不画腮红，就会显得苍白、虚弱，显得没信心。叶一杰每次只画淡淡的腮红。周末不上学，他会在两腮和眼角撒上晶粉。效果立即不一样了，整张脸立体了，闪动了，神采奕奕了。

最后是上唇膏。这是关键。关键在于上什么颜色的唇膏。叶一杰没有具体数过有多少种唇膏，他怀疑自己有唇膏收藏癖，看见不同颜色的唇膏，他就想买。每一种唇膏的颜色代表一种心情，代表一种态度，也代表一个姿态和决心。当然，他不会涂上大红或者大黑的唇膏，他倒是想涂，但那只是一个人在房间涂给自己看。他觉得很好。他曾经试过七种最夸张的基本色，当他将每种颜色涂上去后，心情和心态立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连看待环境的眼光也随之不同。平常，叶一杰只涂很薄的唇彩，薄到几乎不能察觉。但叶一杰的内心感受明显，有没有涂唇膏，对他来讲，几乎等同于对世界有没有态度。都快上升到生命和哲学高度了。

叶一杰左边耳朵打了耳洞。他不知道为什么右边耳朵没有打，也说不出为什么要戴耳钉，只是好玩，觉得很酷，跟别人有点不同。他喜欢。

他还喜欢穿奇装异服。不是花枝招展，他要的是“奇”和“异”，是别出心裁。火凤凰服装公司生产的衣服他看不上，因为正经又死板，他要的是独特性，要的是唯一性。只能去裁缝店订制，他会告诉裁缝什么样式，并且无师自通地画起草图，甚至自己裁剪和缝纫。他的衣服分两类：要么特别紧身，裤腿紧得像青蛙大腿;要么特别宽松，像和尚的袈裟。颜色倒是很素的，只有黑、白、灰。

三

叶一杰烫头发、化妆、戴耳饰、穿奇装异服，父亲和母亲不但没有制止，还提供经济支持。叶海鸥主要是无暇顾及，服装公司发展速度超出他的预料，他的“火凤凰”成了知名品牌，他还被同行推举为信河街服装商会会长。忙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叶一杰觉得，父亲对他是满意的，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排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每次考试成绩出来，父亲都会牛烘烘地对母亲说：

“黄素素，你看看，这就是老子的基因。”

“哼，你的？”母亲撇了撇嘴。

在母亲眼里，至少在母亲嘴里，她是没有将父亲放在眼里的，即使他现在成了大老板。母亲一直保持着百货公司柜台营业员的高贵和傲慢，她一直是盛气凌人的，一直高高在上。叶一杰觉得，母亲的气焰比父亲旺盛，她一直“打击”父亲。可是，这个家，最终还是父亲掌握主动权，还是父亲主导方向。所以，叶一杰有时也会怀疑，母亲的盛气凌人和高高在上是装出来的，是虚弱的表现，她更像在和父亲怄气，耍性子，甚至是撒娇。当然，这只是叶一杰的猜想，他不太明白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从表面看，他们是敌我关系，水火不容，针锋相对。而且，往往是母亲占上风。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叶一杰不知道，或许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谁知道呢。

叶一杰认为，父亲对他比较满意还有一个原因，父亲做服装生意，他儿子喜欢化妆和服装，这有错吗？没有嘛。更主要的是，在做服装生意之前，父亲是个裁缝，他们叶家是裁缝世家，是专做旗袍的裁缝。在信河街，叶家是专门吃女人饭的，会跷兰花指是叶家男人的标志，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基因。基因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不可能被制止的。叶一杰知道，父亲有隐隐约约的担心，儿子涂脂抹粉，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一次，父亲问他：

“儿子，你给老爸说实话，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叶一杰淡定地点点头：

“都喜欢。”

父亲看他一会儿，吐痰一样吐出一个字：

“。”

在叶一杰的记忆里，跷着兰花指的父亲，在生活中却是个粗蛮的人。叶一杰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会做旗袍的裁缝，都应该生得细长白净，动作轻缓，口气温软。父亲恰恰相反。当然，叶一杰从来没有否认父亲曾经是个裁缝的身份，谁规定裁缝就不能是父亲这种形象？父亲初中只读了一年，就宣布“老子毕业了”，他说自己的知识“够用了”。父亲甚至罕见地使用了一个成语：绰绰有余。对于传承叶家的裁缝技术来讲，父亲读的书确实“够用了”，叶家男人似乎一生下来就会做旗袍，读书是次要的。父亲的第一个特征是尖嗓门，介于男声和女声之间，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掐着他的喉咙，发出的声音是气急败坏的，一开口就像跟人吵架;第二个特征是脏话多，张嘴就是“”，对母亲更是如此。叶一杰发现，父亲跟他说话，是相对克制的，尽量不带脏字。但把他惹急了，照“”不误。

母亲嗓门不高，也不会说脏话。她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与父亲不同的路。但她说出的话，“打击”力度一点也不比父亲差。她去管生产后，父亲的服装公司去下订单，必须预缴百分之三十的订金，父亲一听就恼了：

“，老子自己的工厂，缴屁的订金？”

母亲不回应，但也不在生产单上签字。这下父亲急了：

“黄素素，耽误了老子的交货日期，你就死定了。”

母亲听完后，从鼻孔里发出两声冷笑：

“要死也是你死，轮不到我。”

父亲一听，骂了一句“”，乖乖让公司财务给工厂预付百分之三十订金。

交货时，母亲要求父亲将货款全部付清，否则不出货。父亲一听，跳起来：

“黄素素，你打劫呢？你去信河街问问，哪家公司不欠工厂货款？”

母亲不紧不慢地说：

“别人可以欠货款，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