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企座谈会的思考

2025年新年伊始，民营企业座谈会又一次召开。会后，媒体都有大量的报道和热烈讨论。对此，笔者有几点观感和思考。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2%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也在92%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达95%。这些数据表明，民营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力量，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一、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日益增多，各种问题纷繁复杂，交叉重叠。

从国际看，既面临着日本公司治理层面的微观改革竞争，也面临着阿根廷休克疗法的宏观改革示范，还面临着越南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模式的最新突破，又面临着美国提高政府效率的强烈示范，更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AI创新日新月异引发的激烈竞争。

从国内看，既有周期性问题需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也有结构性问题需要重构调整，还有阶段性问题需要转型升级，更有体制性问题需要加快改革。

在这纷繁复杂的种种问题面前，究竟应当先抓哪一个？哪一个问题才是既重要又紧迫的当务之急？从此次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来看，技术创新似乎成为一个重要主题——与以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不同，这次的与会民营企业家里，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新兴领域企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位置上都有着显著提升。这说明中央已经把科技创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因为随着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红利”（即所谓“年轻人口红利”“吸引外资红利”和“技术引进红利”）逐渐减弱，未来中国，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抓住了科技创新，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周期波动，促进结构调整，引领转型升级，推动改革开放。

二、加快科技创新主要依靠民营企业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突出科技创新主题，说明要推动科技创新就应当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本身是一种高风险活动。从政府层面看，民营企业是“拿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而且是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更重要的是自担风险，所以民营企业更会真正敢于冒科技创新的各种风险，并承担科技创新失败带来的各种后果。因此，更多依靠民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有助于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减轻各级政府的风险。

从企业层面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套利机会越来越少，正如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应当更多地从“套利型”转变为“创新型”。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认为，企业的利润来自不确定性。民营企业的利润应当更多地来自对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判断正确就会带来利润，判断失误就会带来亏损，无论是利润还是亏损，同样都要由民营企业自己承担。因此，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来推动科技创新，既是各级政府提振经济“增量政策”的主观需要，也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各级政府应为民企科技创新做些什么？

从“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经验看，地方政府助推民企科技创新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包容”、是“服务”，而不是“管死”，更不是“捕捞”。

此次参加座谈会的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中，来自浙江的最多，来自杭州的最多，于是引发了民间的广泛热议——“为什么是浙江？”“为什么是杭州？”甚至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反思。

在对比反思的讨论中人们发现，浙江省、杭州市的创新型民营企业之所以发展得相对比较好，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目前比较多的共识是，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是“有限型政府”和“包容性政府”，同时也是“服务型政府”。其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无事不打扰，有事随时到”；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不是依靠政府投资，也不是依靠税收优惠，而是提供制度上的安全保障和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提供民营企业所需要的及时服务。正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的“无为而治”“有限作为”成就了民营企业的“大有作为”。而这一做法是有历史传统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笔者曾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后到广东和浙江调研，主要是考察民营企业，和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有过许多座谈和交流。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许多地方的民营企业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如果人民币不贬值，中央政府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而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怎么做？”从不同地方的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意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鲜明的对比。

这场民企座谈会引发的社会反思和讨论还在进行中，期待有更多的宝贵经验能够总结出来。

四、科技创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抓紧研究？

说中国经济走向了正确的方向，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风险，也不是说今后会一帆风顺。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还引发了我们对于科技创新的深入思考——作为各地各级政府，应当尽快研究哪些问题？这里我们首先借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包容性——排他性”的分类概念来对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取向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如何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包容的舆论环境？

科技创新首先需要有思想市场。思想市场可以分为“包容性的思想市场”和“排他性的思想市场”。在一个“排他性的思想市场”里，某种观点主导一切，不包容他人观点的舆论环境下，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科技创新首先需要有一个“包容性的思想市场”，需要宽松的舆论环境。就像“清华大学第四弹（第四版《DeepSeek让科研像聊天一样简单》手册）”所提出的：“要让科研像聊天一样简单”，当然文章主要讲的是AI在科研中的应用，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应当是科研（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可以说，包容宽松的舆论氛围是科技创新必要的前提条件。更准确的提法应当是要“让创新像聊天一样轻松”。

（二）如何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包容的制度环境？

科技创新还需要包容性的制度环境。而包容性的制度环境首先需要有包容性的政府来提供。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各地各级政府应当尽快废除不利于科技创新的“红旗法案”。所谓“红旗法案”是指当年英国汽车开始出现时，由于马车夫们的强烈抵制，迫使英国政府出台了限制汽车在英国发展的“红旗法案”，明确规定汽车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马车，结果极大地限制了汽车产业在英国的发展。而美国由于没有类似的“红旗法案”限制，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甚至远远超过了英国。

为此笔者建议，各地政府应当由“公平竞争审查”部门牵头，尽快组织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凡是（类似于英国“红旗法案”的）妨碍（好的）科技创新的，就应当尽快加以修改或废除。

有学者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间竞争，即所谓地方政府之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锦标赛”。那么，如果我们把新的一轮地方间竞争，转向科技创新的竞争、创新环境的竞争，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创新大国”“创新强国”。

（三）政府应当更多地鼓励哪一种创新？

当然，正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指出的，科技创新本身也可以分为“好的创新”和“坏的创新”，更准确地说是“包容性创新”与“排他性创新”。

从横向上看，有的科技创新是包容性的，一项创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可以带动同行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比如，电子支付技术的普及提高了整个金融业的服务效率和便利性。而那种“排他性创新”，则很容易“赢者通吃”，一家独大，形成垄断，阻碍新的创新。比如，搜索引擎一旦一家独大，就会出现垄断，就会导致对信息的垄断，阻碍信息交流，而信息交流是科技创新的必备条件。

从纵向上看，包容性创新是指那种能够带动全产业链提高效率增加收入的科技创新——比如，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就带动了从电池到汽车组装，再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而“排他性创新”则是指某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可能会带来上下游产业的消失——比如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对街头社区的小摊小贩和一些实体店铺带来了冲击。

从就业角度看，有的科技创新对于就业是包容性的，“新职位创出效应”大于“劳动力替代效应”；而有的创新对于就业则是排他性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大于“新职位创出效应”。“包容性创新”从长期看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体就业水平。

从消费角度看，有的科技创新对消费是包容性的，可以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刺激消费，比如电商平台以及电子支付的普及，使人们线上购物更加容易，对消费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但有的科技创新对消费是“排他性的”，容易抑制消费。比如，如果有些电商平台使用算法控制，只推销自营商品，排斥其他商品，或者在协议中规定一些排他性条款，就有可能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从而抑制消费增长。

此外，从他国经验看，日本专家在总结大衰退期间的经验教训时发现，在1998年-2023年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日本的技术创新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以单位时间计算的生产力还是提升了三成左右（河野龙太郎，2025）。然而由于这种生产力的提升是非包容性的，只有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并未得到好处：一方面，体制内（大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再加上体制外（中小企业）灵活用工的增加，结果导致以单位时间计算的工资收入水平基本停滞。收入水平增长停滞，收入预期得不到改善，必然导致消费疲软；在日本国内消费疲软的背景下，国内投资增长乏力，资金大量流向国外，海外投资增长迅速——海外投资增长虽然可以带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不能拉动国内就业增长，也不能提升国内收入水平，于是出现恶性循环，大衰退由此形成。

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尽快组织由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和居民百姓共同参与的评估委员会，深入研究评估各种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以及对于人民生活便利性的影响，以便能够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政策。

（四）如何为科技创新提供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与教育体系？

针对那些对就业会产生较大冲击的科技创新，尤其是AI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的失业浪潮，各地各级政府应构建内容更加广泛、制度更加包容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改革教育体系，并鼓励发展相关产业。

首先，推行社会基本收入实验，应对数字化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挑战。由于数字化技术对于不同技能阶层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高端技能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就业机会是增加的，收入也是增加的；但对于中端技能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就业机会是减少的，收入也是减少的；而对于低端技能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由于从中间阶层下来许多人，所以他们的收入反而是减少的。到了AI社会，各地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要确保所有失业人员，人人有基本收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住有所居。

其次，改革教育制度，使人生“三段论”，变成终生学习制，并给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免费教育。过去，人的一生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学习——工作——养老。但是，一方面人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而另一方面，知识的半衰期在不断缩短。以专业工程师为例，19世纪20年代：知识的半衰期是35年，到20世纪60年代缩短为10年，到21世纪10年代进一步缩短为5年；而软件工程师已经缩短为3年；现在恐怕就更短了。于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恐怕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要从人生“三阶段”变为终生学习制。为此，各地各级政府也应给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免费教育服务。

总而言之，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对于提振民企信心、提振各地经济，尤其对于引导各地经济走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更加依靠民营企业、更加依靠创新竞争，将起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作用。

（作者为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