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外贸：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下，2024年中国的外贸成功顶住压力，成为“三驾马车”中表现最为稳健、带动作用最为突出的“一驾”，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非凡韧性。

一方面，总量上取得新突破。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连续第八年保持增长，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进口18.39万亿元，增长2.3%。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推动2024年四季度外贸实现11.51万亿元季度历史新高，增速较三季度提升0.4个百分点，尤其是12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万亿元，增速提升至6.8%。

与此同时，出口产品品类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及机电产品合计占出口额比重逾八成，且出口额增幅高于纺织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贸易结构到市场布局，从经营主体到区域格局，2024年中国对外贸易亮点不断涌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超过6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大幅提升了1个百分点左右。世贸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对世界出口贡献率超过30%，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然而，在这份漂亮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亦暗藏隐忧。立足国内望世界，尽管2024年中国外贸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但从8月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并未有明显改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持续增长动能不足；二是供应链韧性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三是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增加。

站在世界看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之下，第三国的态度则愈显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欧盟、韩国等，既想要与中国进行电动车、芯片、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产业合作，又慑于美国和本国的产业保护压力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一些中等工业国出于转移关税成本和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对中国也开始加征高额关税。

展望2025年，中国外贸或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伴随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始，今年的出口将面临“大考”。

严峻复杂的外贸形势

从整体的宏观环境看，全球经济表现出趋于稳定但缓慢的增长节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第四季度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年和2025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3.2%，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压力趋于缓和。尽管全球通胀水平的回落为各国央行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有助于维持全球贸易温和复苏的动能；但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速仍处于低位和特朗普贸易政策2.0的冲击，这种复苏能维持多久、动能多大则有待商榷。因此，从今年中国外贸面临的外部大环境的基本面看，对于2025年的外需回暖应持谨慎乐观。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关系居于两国外贸的核心地位。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后，美国已从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下降为第三，居于东盟和欧盟之后；但中美贸易走向仍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风向标。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取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胜，不但拿下总统宝座，还赢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或将成为罗斯福以来美国权势最大的一位总统，这对于他的施政方针推行是极为有利的。而重启中美贸易摩擦，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60%及以上的关税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特朗普此次竞选纲领的主要部分，这无疑将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带来巨大冲击。全方位遏制中国是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因此，重启对华加征高额关税是确定的，不确定的是具体的幅度、方式和范围。目前来看，加税至少会带来三个层面的影响。首先是直接影响，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将进一步萎缩，萎缩幅度和速度要视加税节奏而定。

其次是对中美两国国内的影响。一方面，代价不会消失，只会转移。高关税成本造成的物价上涨最终仍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特朗普政府如何在加税和稳通胀间抉择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尽管从中国对美贸易的直接数据看，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依赖已大幅下降，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中美贸易额是被转口贸易所掩盖，国内的相关从业者无疑将面临较大压力。

最后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华逐步加征关税，并对其他贸易伙伴普遍加征关税；那么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无疑将面临反弹风险，这将影响美联储的降息节奏，进而拖慢全球的经济复苏步伐。倘若如此，外需回暖或戛然而止。

中欧贸易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欧盟内部利益分化，难以形成一致共识。以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展开补贴调查为例，在针对是否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最终投票中，欧盟成员国以10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未能阻止欧委会的征税提案。以德国、匈牙利为代表的国家反对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惩罚性关税，主张对华合作。而法国、意大利等国则带头支持。作为欧盟两大火车头的德法两国表现出的态度迥异，更多还是出于利益考量。一是德国拥有巨大的在华利益，汽车产业发达，具备与中国开展电动汽车合作的良好基础，而法国获利较少；二是德国忌惮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对其汽车产业的冲击，法国则无此顾虑，法系车在华市场占比仅为0.2%；三是法意等国汽车产业较德国更为脆弱，意欲通过高额关税保护本国汽车产业。

另一方面，在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美国政府开始重拾与传统伙伴的合作，与欧盟联合施行“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客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特朗普2.0的到来，这种合作关系能否维系也是欧盟所疑虑的。尽管从选前的民调看，特朗普与哈里斯两人不分伯仲，欧洲各国对于特朗普再次当选也有一定预期，但如此大胜应该还是打了一个猝不及防。因此，中欧贸易可能仍要视欧洲与特朗普政府的沟通情况及中美贸易情况而定。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其上一任的“六亲不认”态度，或将有利于中欧贸易的回暖。

2024年，在美欧等传统出口市场不振的背景之下，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崛起对中国稳外贸形成了有效支撑。但考虑到美国、欧盟在中国出口份额中占比约三成，是东盟的2倍；加之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利润更高，发达经济体的最终需求是拉动全球贸易的主要力量，发展中经济体能否持续消化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份额的转移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宣称对所有国家普遍加征关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为了转嫁关税成本和保护本土产业也开始对电动汽车、纺织服装等加征关税。尽管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仍会给中国稳外贸带来一定压力。

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025年，中国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依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出口信用保险、外贸融资以及海上运输等领域，企业的困难尤为突出。政府虽然出台了若干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但实际的执行效果有限。

一是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不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企业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主要为大型外贸企业提供保障。然而，中小微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较大困境，保险产品的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并未能有效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商务部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4年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风险指数（SMERI）报告》显示，虽然近年来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所面临的整体信用风险在最近三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主要受累于国际贸易环境和企业付款风险的上升。部分中小微企业表示，它们无法充分获得针对高风险市场或高价值订单的保险保障，而这类市场正是许多中小企业尝试拓展的目标市场。

二是中小微企业外贸融资困难。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外贸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外贸融资领域。外贸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小微外贸企业资产规模较小，缺乏足够的抵押物，融资难度较高。2023年，中国外贸中小微企业占比约90%，且这些企业的进出口总额占外贸总值的一半左右。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如《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但中小微企业依然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和较长的信贷审批周期。其次，外贸企业面临的风险比国内企业更为复杂，国际市场波动、汇率变化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难度。最后，融资流程复杂，即使企业能够找到融资渠道，审批和放款周期仍较长，且部分融资需要国内外银行的双边验证，这对于小微外贸企业来说尤其困难。因此，尽管政策上有支持，但中小微外贸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仍面临较大挑战。

例如，浙江省的一家小型电子产品出口商，在2022年尝试通过银行获得一笔短期贷款以应对生产周期和出口支付的资金需求，但由于其年出口量相对较小且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银行对其贷款申请提出了较高的担保要求，并且贷款利率较高。最终，该公司未能顺利获得融资，导致其在出口周期中出现了资金短缺，延误了客户的交货时间。

三是海上运输瓶颈。近年来，全球航运市场的瓶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贸企业的运营压力。根据国际海运研究机构Alphaliner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航运市场的运输能力出现了大规模短缺。尤其在2021年和2022年，全球集装箱运输成本飙升，许多航线的运费上涨超过70%。尽管2023年有所回落，但2024年又开始大幅上涨。这一现象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尤其棘手，因为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流资源和谈判能力，面临着高昂的运输成本和延迟交货的风险。航运能力是影响贸易便利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贸促会和毕马威的调研结果，72%的企业认为物流运输费用较高是当前货物贸易的首要障碍；其次是货物通关时间长、清关效率低，近60%的企业受到此类因素影响。此外，40%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物流基础设施运输水平和效率有待提升。

急需“组合拳”政策和金融支持

为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当前的困境，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系列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政策组合，尤其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和融资渠道。中小外贸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因此金融支持至关重要。中国人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出“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政策，以减少汇率风险。中国进出口银行要加强外贸领域信贷投放，更好适应不同类型外贸企业融资需求。鼓励银行机构在认真做好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在授信、放款、还款等方面持续优化对外贸企业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同时，推动金融创新，开发专门针对外贸企业的金融产品，如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以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和风险。

二是优化税收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外贸企业的财务压力。展望2025年，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可考虑进一步提高退税比例，简化退税流程，确保资金及时回流。同时，针对高科技、环保等产业，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绿色转型的投入。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对环保要求日益严格背景下，这类政策不仅能缓解企业负担，还能推动产业升级。

三是推动市场多元化，开拓新兴市场。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外贸企业的市场多元化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1月-10月，中国对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出口分别增长16.6%、22.3%、23.5%、26.2%，远高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应进一步鼓励外贸企业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加强与这些新兴市场的合作，通过外交和经贸途径降低市场风险。同时，应支持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国际展会等新型贸易方式打开市场，为企业提供多渠道的市场准入机会。

四是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外贸企业适应全球竞争的关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特别是在跨境电商平台建设、数字供应链管理等方面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能够帮助外贸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要推动数字贸易规则的完善，为企业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五是加强外贸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汇率风险对冲等方式，帮助外贸企业规避可能的风险。此外，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提供更多的风险预警信息和市场动态，帮助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市场策略，降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稳外贸，推动外贸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外贸企业急需政策支持与金融助力。各方应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克服困境，稳步提升竞争力。只有在政策和企业共同努力下，中国外贸才能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健增长，进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

（张建平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董建业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助理；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