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中的奋斗与挣扎

时代如滔滔江水，奔涌向前。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沧海一粟，大部分只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少部分如投入湖中的石子，荡起层层涟漪，只有极少数的智者，能够立于时代的潮头，甚至左右和推动历史的走向……方远的长篇小说《大船队》以掖县方家组建大船队为主线，讲述了方家如何在方英典的带领下突破老一辈人的祖训，离开固守的土地，勇于走向大海，发展家族事业，并且在时代的动荡中秉持家国大义，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故事。小说以家族发展史的形式勾连时代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一群性格鲜明、在时代中奋斗和挣扎并且拥有各自传奇的人物。

仁义礼智信，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坚守

小说《大船队》的故事主线是围绕方家船队的从无到有展开的，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主人公方英典如何突破老一辈人对土地的执念，努力使得家族更加昌盛的过程。

作为方家的传承人、守护人、领导人，方英典一方面继承了儒家文化谱系中的君子品格：他诚信经营，与人为善，亲睦邻里，宽以待下，有不计前嫌、体谅他人的心胸，又有审时度势、救人于危难的魄力，能守成于方家的土地，又能践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条，敢于走向海洋，发展实业；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的大家长特征：在家里说一不二，为儿子安排一切，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乎自身颜面与家族的名声，因而有时也显得有些优柔寡断。

方英典的这些性格特征，在处理儿子方兴通和义子刘小虎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儿子方兴通，方英典可谓做到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方兴通自幼在方家学堂接受良好的教育，方英典既让他学习中国之传统礼教，又让他接受西方科学，后将其送到济南深造，学习经营之道，为的就是未来让儿子掌管自家船队和商业，甚至连儿子以后需要的帮手都提前为他选好了。比之宋占山对儿子宋家安的培养总带着些跟方英典较劲儿的意味，方英典对方兴通的“谋划”，可以算得上是符合家族利益和其自身实际的最优选项。然而水满则溢，看似完美的安排却也隐含着不利因素。方英典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将方兴通送去济南后促成了他和江秀芝的爱情，为任明凡和方兴通从小就定好的娃娃亲平添了纠结和悲剧色彩。事实上，并非方英典一人之过而造成了方兴通、任明凡、江秀芝三人尴尬且进退两难的关系。站在方英典的立场上，历来重信守诺的他，确实很难在方兴通即将结婚的当口成全其悔婚的决定，这不仅基于任明凡母亲即将离世的现实和与任明凡父亲长年的合作关系，还在于方英典在乎彼时周围人对方家的看法以及方家历来的口碑与声望。但客观来说，此事也并非只能如此解决，方英典大可认任明凡为干女儿，以平衡儿子的心意和与任家的关系；再退一步讲，娃娃亲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封建家长制遗留的产物。因此违背双方心意而努力促成此事的方英典，确实无法将悲剧发生的“锅”完全甩给与他人暗生情愫的儿子。这种典型的“一家之长”的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后期的父子不睦和方兴通多年的萎靡不振。

即便如此，方英典也绝不是一个只在乎颜面、只算计得失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君子品格一次次照亮了他人。最典型的，便是他并没有因为方兴通与任明凡婚后的貌合神离而迁怒于在济南的江秀芝，反而在江秀芝因共产党人的身份被抓后，敢于疏通关系搭救她。平心而论，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而言，此举于方家其实是有很大风险的，若搭救不成，则很容易受连累，而一旦被连累，整个家族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但他还是选择了伸出援助之手，即便彼时的他无法完全明白国民党、军阀、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更不曾听说过共产主义。

如果说在方兴通的婚姻问题上，方英典扮演着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封建家长角色，那么在义子刘小虎的婚姻问题上，他则是“保驾护航”的促成者。于刘小虎而言，方英典对其有知遇之恩；而于方英典而言，刘小虎对他有救命之恩。因此，对待刘小虎与宋家宁的感情，方英典始终站在努力成人之美的立场上，哪怕面对对手宋占山的一次次阻挠，为了促成二人的婚事，他甚至在宋占山困难之时而选择花巨资帮宋占山走出困境。两相对比，让作为儿子的方兴通自然心中不是滋味，但仔细分析，两段婚姻在方英典那里实则有着本质区别。违背儿子的心意，是为了坚守自己许下的承诺，是为了让任明凡的母亲瞑目，在道义和生命面前，方兴通个人的儿女情长自然要做出让步；而刘小虎与宋家宁的结合，却无关这么复杂的恩义伦常，只取决于宋占山的态度，方英典当然乐得成全。

综合分析，方英典此人各方面其实非常符合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一家之长的种种特征。不论在多么困难的环境里，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情况，仁义礼智信，一直是他坚守的道德标准，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影响他坚守这一标准。同时，他又能在守成前人之功的基础上奋斗不息，他在乎家族的荣辱与兴衰，在乎家人的颜面与名节，因此，对刘小虎而言，他是品格高尚的老爷，是有恩有义的义父；而于方兴通而言，他又是规划自己人生轨道、阻碍自己爱情的强势父亲……方英典身上注定有着很多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特质，但却有着在一代代人身上得以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格元素。

命运多舛，女性群像见温情

在反映家族奋斗与时代变迁上，小说《大船队》除了塑造了具有典型性的主人公形象，以映射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彰显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为读者呈现了一群拥有不同性格和人生遭际的女性，在观照她们命运多舛的不幸的同时，通过女性独有的温柔、细腻，传达了某种温情。

在小说中，江秀芝虽不是主要人物，却在很多时候对主要人物和故事主线产生了影响，同时其本身又极具传奇色彩，为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江秀芝的原生家庭其实是非常普通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母亲依靠父亲留下来的一点家产把她养大。母女俩虽没有温饱之忧，但自古“寡妇门前是非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多为不易。这种原生家庭，造就了江秀芝那种腼腆、敏感的性格。后来，在母亲的撮合下，她与方兴通暗生情愫，后又被告知方兴通必须娶自幼与之定下娃娃亲的任明凡。但经历了种种感情挫折的她并没有“黑化”，她不曾抱怨自己普通的出身，没有埋怨横刀夺爱的任明凡和软弱的方兴通，更没有愤恨命运的不公，而是跳出了儿女情长，成长为一名不畏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转变或许正应了那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相比方兴通到了最后才懂得向前看，才真正振作起来，才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江秀芝的觉醒反映出这个人物身上通透的一面。因为她最先发出了打破旧时代桎梏的呐喊，于是才有了在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抓又因方家的“疏通”被解救后，她与任明凡之间的推心置腹，也才有了她对任明凡、范小娆、方兴逦的激励。这种意志使她迸发出男人般坚定、强大的气质，为她最终的牺牲平添了“英雄死得其所”的壮烈。

如果说，江秀芝的转变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如何从家庭走向革命的人生历程，那么任明凡则是传统家庭伦理桎梏下的典型女性代表。论出身，任明凡家境殷实，父亲与方英典既是朋友，又是长期的合作伙伴；论家庭，任明凡是家中独女，父母关系和睦，且都对她宠爱有加；论自身，任明凡自幼读书识字，不能说才华横溢，也是诗词女红样样拿得出手。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任明凡都符合传统文化语境下对大家闺秀的定义。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定义，才注定了任明凡最初的屈从和听天由命。与方兴通婚姻的不顺和母亲的离世，仿佛带走了她对生活所有的期待，让她失去了精神支撑，但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成的善良纯真的品行，使她既不会怨怼江秀芝，也干不出用阴私手段拉拢方兴通的事，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任明凡内心滋长着一种强烈的认命感。与江秀芝的转变不同，任明凡再次被激起的人生期盼，并不具有什么时代性，而依旧是生活化的。她用自己“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一点点打动了方兴通，最终让自己的婚姻破镜重圆。

方兴通、任明凡、江秀芝，传统设定中一男两女三人行的感情纠葛，因为任明凡和江秀芝两位女性的美好品质而最终并没有走向“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故事窠臼。相反，她们最终成就了彼此：江秀芝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于她而言其实是死得其所；任明凡最终与方兴通“守得云开见月明”，也实现了其贤妻良母的自我身份认同。女子，自古便被赋予勤俭持家、孝顺公婆、养育子女的内宅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拥有选择各自人生走向的权利，也并不能完全限制她们自己人生华章的书写。

因果轮回，反派的注定结局

如果说，方英典身上具备十分鲜明的君子品格，那么其对手宋占山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则是完全与之相反的。

宋占山此人，不能说没有商业头脑，也不能说缺乏谋事能力，否则他也不会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在虎头村站稳脚跟并能与已繁衍传承几代的方家分庭抗礼。但他的格局非常有限，为自家富贵而去拓展产业，大有和方英典较劲的意味，因此他很多商业上的决策总让人感觉到是在被方家牵着鼻子走。更为重要的是，宋占山唯利是图，既没有为人处世的底线，也没有所谓的道德操守。从企图放火烧方家的货船，到一次次阻挠、反悔宋家宁与刘小虎的婚事最终逼得女儿自尽，再到为谋求暴利开烟馆，可谓为了一己之私欲无恶不作。于方家，他诡计多端，不择手段；于儿女，他以错误的“三观”将宋家安教成另一个自己，将女儿视为与方家争斗的工具；于邻里，他大发烟土横财，不顾百姓安康，全无气节大义。凡此种种，宋占山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忠不义、不慈不善的小人。

与很多表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文学作品不同，小说《大船队》对宋占山的结局设定，并不全然是让一个全能的、代表正义的人物出场，然后一举将坏人歼灭的模式，而是带有很强的因果循环的味道。《周易》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现代人也常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表面上看，宋占山是被已成为共产党的刘小虎所杀，但实则是此前种下太多“因”而造就的必然的“果”。当初，若不是极力反对宋家宁与刘小虎的恋情，刘小虎也不会入方家做事，若不是逼死了宋家宁，刘小虎也不会对他恨之入骨；若不是非要与方家争出高下，就不会有靠烟土生意发家的主意，也便不会让村里百姓对他怨声载道、大为不齿，进而失了人心。

比起其他反面角色，小说对宋占山的刻画其实是最立体的，其“恶”的属性也最为极致。他与方英典围绕商业发展进行的每一个回合的争斗，既反映出自身的贪婪与不择手段，也折射出方英典形象的高大。自然，宋占山最终的结局是大快人心的，但这何尝不是他此前种种恶行所结的必然恶果？

或许，在时代的舞台上，每个人都不过是临时的舞者，“你方唱罢我登场”，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履行着属于自己的使命。因此，不论是如君子般端庄方正的方英典，还是如毒蛇般狡诈冷血的宋占山，抑或是呼民族之声的江秀芝……那些儿女情长，那些恩怨情仇，都会随着人物的离场而逝去。然而，大浪淘沙，时代奔涌向前，新的人物会有新的故事，我们看到，小说《大船队》的结局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结局，那些仍立在舞台上的“角儿”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