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变革中的欧洲政党政治

【关键词】欧洲政党政治 右翼民粹政党 传统主流政党 政党格局碎片化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欧洲政党政治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其中，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引人注目，而左翼政党则影响式微。同时，政党格局碎片化特征愈加明显，传统主流政党与右翼民粹政党间的相互影响日益显著。经济和难移民问题积重难返，选民趋于保守内顾、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现象正在重塑欧洲政党政治。未来，欧洲政治或将继续“向右转”，政治氛围将更加保守，党派倾轧将更加激烈。

新形势下欧洲政党政治发展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欧洲形势复杂演变，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社会矛盾加剧，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危机延宕升级。在内外因素交织作用下，欧洲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经过2024“超级选举年”洗礼后，欧洲各政党在激烈的博弈竞合中力量此消彼长，并呈现出几大鲜明特征。

第一，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20世纪70年代以来，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历经起伏。近年来，尤其是2024年欧洲议会、欧洲各国议会及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右翼民粹政党已迎来新一轮高峰，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群体性上升。与以往右翼民粹政党仅在个别国家崭露头角不同，此次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均有所斩获，并且在多达16个国家的支持率突破20%。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史无前例地斩获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席，在720个总席位中占187席。[1]

二是部分右翼民粹政党成功踏入政府核心圈层，或成为潜在执政力量。意大利兄弟党早在2022年便已登上执政舞台，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更是收获高票，坐稳执政联盟头把交椅。荷兰自由党则凭借其在众议院的领先地位，成功跻身执政联盟之列。由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约31.7%的选票，跃升为法国第一大党，成为影响法国政治走向的主要力量之一。

三是右翼民粹政党在泛欧层面影响力提升。右翼民粹政党开创性地在欧洲议会组建了三个党团。其中，由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牵头组建的“欧洲爱国者党团”汇聚了法国国民联盟、匈牙利青民盟、意大利联盟党等13个颇具影响力的右翼民粹政党，共拥有84个议席，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团。[2]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泛欧层面凝聚合力，扩大了整体影响力。

第二，传统右翼力量持续巩固扩张。在欧盟层面，欧洲人民党作为中右翼阵营的核心与中坚力量，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88席，成功捍卫了其在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的地位。[3]该党团成员党在德国、西班牙、希腊、波兰、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中议席数均位列第一，彰显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在新一届欧盟机构组建与权力分配过程中，传统右翼力量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萝伯塔·梅索拉均出自欧洲人民党。在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中，多达14个委员来自欧洲人民党，还有个别委员来自右翼民粹政党。这种多元右翼力量的汇聚与融合，使得本届欧委会在整体政治倾向上被认为是数十年来最“右倾”的一届。

第三，左翼政党影响力整体下滑。社会民主党、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是欧洲左翼政党的主要类型，分别组成了欧洲社会党、欧洲绿党、欧洲左翼党等跨国政党联盟，[4]这类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社会党议席数量略有下降，同第一大党欧洲人民党的差距拉大。该党团成员党在欧盟核心大国和重要国家中表现不佳。例如，德国社民党得票率跌至13.9%，[5]创历史最差成绩。曾被誉为左翼中兴力量的绿党也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当前，欧洲选民关注焦点正从气候环保议题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倾斜，绿党的相关政策主张被认为过于理想化，与社会大众的实际需求脱节，难获广大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得票率与议席数均大幅下跌，与2019年相比，跌幅近四分之一。德国绿党、法国绿党、奥地利绿党在国内选举中支持率也持续走低。更为严峻的是，绿党内部还出现了严重党争。2024年9月，德国绿党领导层的集体辞职事件便是这一内部危机的集中爆发。

但也要看到，欧洲议会左翼党团的席位在2024年选举中增至46席，较2019年上升了21%。2024年7月英国议会下院举行选举，工党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在经历长时间蛰伏后，时隔14年重新执政。[6]这一选举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传统左翼政党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士气与信心。此外，一些国家的左翼民粹政党政治表现走强，如德国“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了理性与公正”党（简称瓦盟），法国激进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等。成立仅一年的瓦盟在2025年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选前民调中支持率已达7%，[7]而“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在2027年法国大选民调中居第三位。

第四，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近年来，欧洲政党数量持续增多，但各政党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政策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形成共识与行动合力。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导致政府组阁异常复杂且充满变数。在荷兰2023年大选中，有15个政党进入议会，因4个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内部意见不一，荷兰新政府组建耗时7个多月。比利时由于政党数量众多且得票率相对分散，组阁谈判持续半年。2024年11月，德国自由民主党决定退出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组成的 “红绿灯联盟” 联合政府。随后，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领导的政府在信任投票中遭遇惨败，“红绿灯联盟” 正式宣告解体，德国政治再添新变数。法国左翼、中间派、右翼“三足鼎立”格局替代了此前两大传统政党社会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的两极格局，政坛日益碎片化和极化，2024年换了四任总理。国家层面的政治碎片化辐射至欧盟层面，新一届欧洲议会中有来自27国的近200个政党，党团格局更加两极化和碎片化。[8]

第五，主流政党民粹化与民粹政党主流化。面对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传统主流政党为挽救支持率，开始采取一系列策略性调整。他们借鉴民粹政党的部分政策主张与政治策略，试图在政治理念与选民诉求间寻求新的平衡。例如，有些政党近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包括加强对移民的管控，通过实施适当的签证限制来减少净移民，并在特定行业领域推行更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一些主流政党在领导人选拔过程中，也逐渐开始注重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与领导特质，通过塑造具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形象来凝聚党内力量、吸引选民支持。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的长期竞争与互动中，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激进主张与对抗策略难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妥协与合作，以更好地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与选民需求的多样性。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主动放弃了部分过于激进的政治主张。意大利执政党兄弟党党首焦尔吉娅·梅洛尼近年来声称意大利应留在欧盟和欧元区，这一立场与该党以往的激进主张形成鲜明对比。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2022年的竞选纲领中剔除了退出欧盟的主张。此外，民粹主义政党在政策主张层面也逐渐由以往较为单一的批判性立场向更为全面、系统的建设性方向转变。与过去侧重于口号式的宣传与鼓动不同，部分民粹主义政党更加重视制定完整、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纲领，力求通过展示其在治理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与责任感，赢得选民的信任与支持。法国国民联盟在其竞选纲领中，针对安全、民生、经济、外交与国防等多个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等民粹主义政党也纷纷效仿，提出了关注弱势群体福利保障、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等建设性政策主张，力求在政治竞争中展现出更为积极、正面的形象与姿态。

影响欧洲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

影响欧洲政党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复杂多样，其中，欧洲经济社会矛盾加剧、传统政党应变失能、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等因素加剧了欧洲政党政治之变。

第一， 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助长保守民粹之风。欧洲经济长期低迷是推动政党政治变化的核心因素之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意大利、希腊等国深受债务危机困扰。尽管欧盟出台多项刺激经济措施，但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能源价格波动，区域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持续承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需求疲软，欧洲出口呈现萎缩趋势，内外因素叠加致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难移民涌入欧洲，各国社会福利支出显著增加，财政负担加重。欧洲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冲突频发。许多欧洲民众深感身份认同威胁，对难移民稀释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忧虑上升。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传统政党应对政策成效不彰，民众失望和不信任情绪蔓延，右翼民粹政党乘虚而入，高举反多元文化主义大旗，宣扬本土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排外和反移民等保守政策迎合选民关切，极端主张甚嚣尘上，加剧欧洲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助推欧洲政党政治民粹化、保守化态势。例如，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和德国选择党，都通过民族主义、反移民和反欧盟的立场吸引了大量选民支持。

第二，传统政党应对失能加速右翼民粹政党崛起。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科技不断发展，欧洲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呈现选民结构复杂化、家庭结构多样化、人口老龄化、年轻群体“向右转”等特征。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愈发凸显，同时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对政府施政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传统主流政党决策施策僵化，领导阶层精英化，未能及时调整战略政策以适应选民需求变化，导致其与民众诉求脱节。

年轻群体的政治倾向变化尤为显著。法国广播公司BFMTV的数据显示，法国18—34岁之间的年轻群体中，32%的人支持国民联盟。[9]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称，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仅获得年轻选民5%的选票，而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年轻选民16%的选票。[10]年轻群体“向右转”突出反映了欧洲选民对传统政党应对能力的不满，以及对新兴政治力量的期待，推动欧洲政坛“向右转”。

第三，地缘政治危机加剧政党间的分裂冲突。近年来，欧洲深受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影响，如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这些危机不仅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和矛盾，也加速了欧洲政党政治分化。一方面，在危机面前，不同政党可凭借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来裹挟民意，从而推动政党间力量对比变化。秉持实用主义原则的右翼民粹政党有效利用地缘政治危机，挑起对立，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11]

乌克兰危机是近年来欧洲面临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不仅威胁欧洲安全，也引发关于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争论。右翼民粹政党多倾向于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而主流政党则主张对俄采取强硬立场，这一分歧加剧了欧洲政党间的对立。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亦推动欧洲政党政治朝极化方向发展。许多欧洲国家有大量穆斯林和犹太裔人口，巴以冲突激化使这些群体间的矛盾加剧。部分右翼民粹政党利用地缘政治危机扩大自身影响力，通过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立场，吸引了大量对穆斯林群体不满的选民。

地缘政治危机还暴露出欧洲协调机制的深层缺陷，民众对欧盟决策迟缓、领导层权力分散、传统政党外交短视的批评持续升温。部分民众开始质疑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可持续性，为右翼势力“强化主权、弱化联盟”提供了口实，欧洲政党政治愈趋碎片化。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催化了欧洲政党政治之变。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使政治动员和宣传更加便捷高效。民粹政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绕开传统媒体审查，直接与选民互动，迅速扩大影响力。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也助推了政治极化和信息茧房效应，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