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庄周”学者的康有为研究

单演义先生的治学生涯可以清晰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专治庄学，著有《庄子天下篇荟释》《庄子通论》《大学语文》等；新中国成立后改治鲁学，著有《鲁迅讲学在西安》《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与郭沫若》，整理出版《鲁迅小说史大略》。因此，单先生哲嗣单元庄以“半世觅庄半世周”来概括其父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知父莫若子”了。

研究庄子，单演义先生得到前辈学者萧一山、高亨、唐兰等人的认可，可以说已名声斐然。但是，“在学生强烈要求，军代表一再动员下”，新中国成立后，单先生“割爱于自己的专长，改而研究鲁迅，从此转入新的学术道路”。

《康有为在西安》是单演义先生“为改写《鲁迅讲学在西安》而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过程中的‘副产品’”，也是一部以述史为主的著作，“记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煊赫一时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片断——1923年来西安游览讲学的情况”。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鲁迅是二十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基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发展的。故而，鲁迅的西安之行被学界研究得相当深入：前有单演义先生的《鲁迅讲学在西安》，近有王鹏程《1924：鲁迅长安行》，另外还有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8年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六辑《鲁迅在西安》，以及以此书为基础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中的《鲁迅在西安》。而康有为的西安行则关注者寥寥，除单演义先生这本《康有为在西安》之外，似乎尚无研究专书。

但是，在当年，康有为的西安行实在比鲁迅的西安行热闹得多、隆重得多。鲁迅当年应西北大学之邀，赴西安为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之暑期学校讲学，同行者有十多人，而且，“在当年的暑期学校讲师团中，鲁迅作为‘小说大家’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并非领袖群伦的人物，也非‘明星’一般的存在”，“鲁迅并非当时陕西文化新闻界关注的中心，也不是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人物”。而康有为则是由当时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推荐、由陕西省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专门邀请而来陕。鲁迅仅在暑期学校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另在讲武堂对士兵讲小说史一次），纯然是一位专门之学的学者；康有为则先后在督署、易俗社、青年会、孔教会、万国道德分会、女子师范、佛教会、文王陵、董江都相祠等九处地方讲演十一次，内容则“上自盘古开天，下至当今政局，从自然科学的声光电化到社会人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几乎无所不包揽，无所不涉及”，俨然一代宗师的“圣人”气象。至于讲学内容，鲁迅及同行之其他学者（陈定谟、王桐龄、陈钟凡、李干臣、蒋廷黻等）数人的讲稿后汇编为《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康有为的讲词则汇编为一册《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由西安教育图书社铅字排印出版。

讲学之外，康有为此行还畅游了陕西名胜。康有为1923年10月30日到达陕西，即在刘镇华的安排下由康有为门人张鹏一等伴游华山。至其11月6日抵达西安，刘镇华亲率陕西军、政、学、绅、商各界名流恭迎于城外，城内更有市民夹道欢迎，令康有为发出“敬若神明共祈禳，传呼圣人何以当”的感慨。其后，康有为又由门人陪同游览了西安城南名胜和渭北诸县，当然也是因为刘镇华的安排，到处受到热情招待。

正如单演义先生所论：“三个月的游览名胜，观赏古迹，吟诗题字，访友谈天，讲演人生，康有为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强烈的爱国热情，忧国伤时的真挚感情，处处溢露。但是，谒吴访刘，借重军阀势力以求‘复辟’，毕竟是西行的主旨。”因此，离开西安之后，康有为又立即奔赴华中重镇武昌、长沙，至除夕（1924年2月4日）才回到上海家中。1924年2月16日（甲子年正月十二），康有为写信给清逊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请其“以所历代奏，先慰圣怀”：“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此行陕、鄂、湘江皆得同意，即未至之安徽、江西，亦已托人密商，亦得同情。黔刘（显世）在沪，时往来至洽，亦无异言。滇唐（继尧）向多往来，今惟歌舞自乐，则亦可传檄而定。惟有浙不归款，只此区区，不足计也。洛（吴佩孚）忠于孟德（曹锟）。然闻已重病，若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鄂萧〈耀南〉云，一电可来。）”可见，康有为游历各省，“主旨”非常明确，就是以“复辟”运动游说各地军政要人。当然，正如溥仪晚年所说，“康有为在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变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

不知康有为写信时有多少真诚，事实上，到1924年，应该很少中国人对帝制复辟还有热情。1924年11月5日（甲子年十月初九），刚刚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派兵将溥仪驱出紫禁城，康有为曾寄予厚望的在9月8日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吴佩孚也从此失势，从而再一次毁灭了逊帝复辟的可能性，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事实上也彻底幻灭了。其后，尽管康有为还继续为时有作为的吴佩孚出谋献策，甚至多次提请吴佩孚和公众“虚君共和”“复辟救国”，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各地军阀正忙于占据地盘，已很少有人再关注康有为的言论了。单演义先生在本书中特辟《鲁迅论康有为述略》一章，基本也写出了时代主流思想对康有为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确已失去复辟帝制的社会基础，康有为的种种复辟言说，的确成了溥仪所说的“梦话”，他的种种政治努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无效挣扎。

《康有为在西安》一书，不仅全文附录《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在第三、四、五章又从九个方面梳理了康有为“在西安的讲演”之具体内容，实际上完成了对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系统总结。这是全书在详细记录康有为西安行程之外更具有学术价值之处：康有为是一位相当复杂的思想家，其理论专著体大思深，但学术讲演要通俗易懂，多次讲演正好又各有侧重，因而成为理解其思想的方便之门。

《康有为在西安》1990年4月出版，印数一千五百册，而单演义先生已于1989年4月14日去世。世事白云苍狗，学界潮起潮落，单演义先生身后以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备受学界称扬，但《康有为在西安》一书似始终少人关注。

固然，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政治生涯的峰巅”，戊戌之前的言论是康有为思想中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部分，甚至也不妨说代表了其思想的高度。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之后近三十年的社会巨变，以及康有为“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康有为晚年所用私印上文字）的个人经历，不可能不对其思想产生影响。因而，对后期康有为的研究，不仅必要，也很重要。单演义先生在“庄周”之外的康有为研究因此也具有十分可贵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甚至思想史意义。学贵创新，也贵传承，相信《康有为在西安》一定能得到学术界的重新发现与重视，单演义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一定能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与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