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边的边上

老舍的另一面

陶亢德在《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版）里对老舍其人的记述，让我们认识了老舍的另一面。不过陶亢德的话只是孤证，也许有失公允，必须有另外的印证才行。

最近正好在读徐訏的《念人忆事》，里面有一篇《舒舍予先生》，因为徐訏和陶亢德都曾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做编辑，二人记载的事情时间上吻合，正好彼此印证。

徐訏在《念人忆事》中回忆说，老舍从英国回国后在齐鲁大学教书，他是在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写幽默小品后，文名才开始比较响亮的。林语堂很喜欢他的京味小品，所以陶亢德选用老舍的稿子最多，甚至打破了不登小说的规矩，刊登了老舍的《牛天赐传》。但徐訏对老舍故意“耍贫嘴”不太喜欢。当年文坛的门户观念比较强，施蛰存编的《现代》对老舍就不怎么重视。只有《论语》《人间世》以及后来林语堂和陶亢德创办的《宇宙风》把老舍视为主将之一。

老舍的第一本书《樱海集》就是陶亢德的人间书屋出版的，其后人间书屋又出版了老舍的《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和《骆驼祥子》。

陶亢德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的时候，老舍想做职业作家，想以《骆驼祥子》作为开头，如果打不响名声就彻底放弃此念头。陶亢德与老舍商量，让他每月提供四五千字，稿酬八十元，在《宇宙风》连载完后由人间书屋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率印行单行本，后来还加印了多次。

在这件事情上，陶亢德自认为“没有一丝半毫对不起老舍的地方”，可在1963年，他在西安看到新版的《骆驼祥子》，前面的序文中说此书“在《宇宙风》刊登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所以不知“《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后来竟然“不知怎的在上海出版了”。言下之意是陶亢德偷偷出版了，且没有给老舍付版税。

老舍真的不知《骆驼祥子》在上海出版吗？陶亢德提出的反证是，老舍想让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骆驼祥子》，曾给陶写信，希望借用《骆驼祥子》的纸型；陶表示可以分文不取完全赠送，只需对方出邮寄费即可。不知出版，怎么会要纸型呢？

另一个反证就是，《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一辑田仲济写的《回忆老舍同志》中，记述吴组缃的话说，他曾在抗战期间老舍留下的篮子里见到过人间书屋印行的《骆驼祥子》。

徐訏在《舒舍予先生》中回忆，上海成为沦陷区前后，徐訏来到大后方，先是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供职，后在中央大学和《扫荡报》任职；而陶亢德由于优柔寡断，陷在上海无法脱身。此前，陶亢德曾委托徐訏到重庆后找老舍帮忙“想想办法”（陶觉得自己与老舍关系很“铁”），为自己到后方做准备。徐訏辗转见到老舍，老舍则“非常虚骄做作”，只是“一味淡漠的敷衍”，直到徐訏说自己已有职业之后，他才略松口气；说到陶亢德委托的事，老舍说什么“出版不自由”，当初陶亢德办《宇宙风》全靠他和郭鼎堂才会成功云云，言外之意他并不欠陶亢德什么。这点可证之《陶庵回想录》，陶后来给老舍写过信，请他帮忙，老舍回信寥寥几字，口气冷淡，说是“无可设法”。

徐訏对老舍的说法非常反感：“如果老舍为亢德写稿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收到过稿费，老舍还有资格说这句话，而亢德之所以能请老舍写稿，是有使老舍满意的稿酬的，这种买卖性质的交易，是彼此合适的事情。”

陶亢德的“一念之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主编《人间世》《论语》杂志的时候，陶亢德是这两家杂志的编辑。陶亢德是编辑好手，跟各路作者都有良好联系，连鲁迅这样与林语堂颇有嫌隙的人也跟陶有书信来往。可是，两份杂志都是半月刊，陶忙不过来，后来徐訏过来做《人间世》的编辑。《人间世》停刊后，两人又同去编辑《人世间》。这个“人世间”就是把原来“人间世”的字换了个位置，一般人不仔细看还真分辨不出呢。

在《陶庵回想录》里，陶亢德说，1941年中秋节，他从上海运一批书到香港，本来人也是要一同去的，可当他到旅行社拿船票时，旅行社的职员与他商量，有一个客人急于去香港，能否把船票先让给他。陶亢德想反正没啥急事，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换就换呗。这是改变陶亢德一生的第一次“一念”。几天后，日本对英美宣战，沪港交通断绝，陶亢德只能困于上海。

上海沦陷后，很多人撤往后方。当年黄裳拿在《古今》发稿子的稿费作为旅费就是个著名的例子。有一天，徐訏告诉陶亢德，自己也要到后方去，问他愿不愿同行。陶亢德表示当然愿意，但他说自己凑不够旅费（实际上陶亢德有钱，估计他有私心不想动用）。徐訏答应想想办法。过几天他说，已帮陶亢德借到两千块钱。谁知陶亢德“得寸进尺”，说能不能再帮他解决一千块钱的安家费。也难怪，毕竟陶亢德一家八口都靠他的一支笔养活呢。

等了几天，不见徐訏的动静。陶亢德就带着老婆找到徐訏的寓所。女佣正在打扫屋子，谁知女佣告诉陶亢德，徐訏已经走了。这是第二次“一念”。从此，陶亢德就安心待在上海，不做他想。

正是这两次“一念”，切切实实地改变了陶亢德的一生。

留在上海的陶亢德仍在发挥他的编辑专长，而敌伪政府在“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在网罗人才”（徐訏语）。后来他陷入《古今》杂志、太平书局和“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的毂中。抗战胜利后，陶亢德被作为“文化汉奸”抓进提篮桥监狱。

陶亢德坐了两年多监狱。被释放后，他在上海淮海路一间阔气的公寓里见到了徐訏，这才知道徐訏在后方《扫荡报》当记者，在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时还当过驻美特派员。抗战期间，徐訏出版过小说《风萧萧》，因而名声大噪，但见到陶亢德后他甚至都没送一本，弄得陶的老婆大骂徐訏小气。

这就表示徐訏从此与陶亢德“割席断交”吗？好像也不是。1980年，徐訏还转来给陶的一封信，据说“写得相当长”，后来陶也没写回信。这算是陶亢德的第三次“一念”吧。

陶亢德对徐訏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徐訏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这个文学门外汉不敢开口。我只感觉他的为人，能待人善接物，和他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他坏话，特别是女性。……他人生得颀长，背微佝，面色不大好，头发中分，穿的总是西服，但不讲究，总而言之，他并不漂亮，不过也不讨人厌。”

徐■在1979年给陶亢德的信中说：“我年已满七十，仍愿教书糊口，偶有写作，亦多不登大雅之堂者。现在斋名为‘三不足斋’，乃指钱不足用、精神不够用、时间不够用。或足为老友一笑也。”他委托黄苗子到上海时看望陶亢德，看来他还是顾念旧情的。

象棋起源于印度？

1949年10月29日，胡适写信给杨联陞，说自己病中无法看“正经”书，看了些杂书，顺带研究了一下象棋的起源。（见《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他查了《唐书》《周书》《北史》，说六世纪周武帝——一个毁灭佛教、提倡恢复中国古文化制度的宇文皇帝——制作的象戏是改变印度象棋而冒充中国新制作的一种“假古董”。胡适说，周武帝作《象经》，乃是中国第一次改造印度输入的象棋，是一个重要证据；牛僧孺的“用车马将士卒，加炮（砲）”，乃是中国第二次改造象棋。他虽然把棋子的名称全改换了，终留下了“象经”“象戏”之名，这是遗迹之一。周武帝改变的太多了，《象经》就不容易懂了。庾信、王褒都曾给《象经》作赋、作注，但他们都不敢揭破周武帝的新制作是南方民间久已流传的印度象棋。

“象”是最早的印度的“四部戏”（Chaturangae）的一部。四部即象队、车队、马队、步队；而“象”最可表示其起于南方“乘象而战”的民族。又，《佛祖历代通载》在唐文宗开成己未（839）之下，大书“制象碁”，原注云：“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

胡适说，《玄怪录》中有“天马斜飞度三强，上将横行击四方，辎重（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他很希望杨联陞能从《玄怪录》考证出牛僧孺与象棋的关系。

胡适的这一说法与通行的说法不同。查通行的说法是，《楚辞·招魂》中就有“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说苑》中有“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这无疑表明象棋起源于中国。在此姑存一说。

周谷城不行，范文澜没新意

《罗孚友朋书札辑》（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收有曹聚仁的一封信。曹聚仁曾向罗孚推荐钱穆的《国史大纲》，同时对其他通史有个评论：“谈新史观容易，写新史都很难。因为重新把史料找起来，便非易事。周谷城兄的便不行，范文澜的也没有新义，简（翦）伯赞的，毛主席也不满意。说来，还是吕思勉的、陈登原的和这部钱氏史不错，至少史料是重新找过整理过的。”

我们知道，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上、下卷）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通史著作，他独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所以开明书店在广告语中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

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1941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后将其扩充为《中国通史》前四卷，至隋唐五代；1969年，全书未竟他即逝世，后由蔡美彪领衔完成后续六卷的写作。范文澜的通史为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通史著作。

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他计划写作一部八卷本的中国通史，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所写的历史学专著。

曹聚仁推重的吕思勉著作，当是指其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此书以进化论的观点划分上古时代，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史，第二部分是中国政治史，特点是摆脱了过去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叙述模式，着眼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顾颉刚评价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

陈登原的四卷本《国史旧闻》类似读书笔记，具有通史性质，于1958年后陆续出版，在史料的收集、分类、编排和评说方面都有特点，资料丰富，别出机杼。

这几部通史著作，我翻看过范文澜和翦伯赞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前几年则细读过。曹聚仁的上述评价，是他看完上述几本书后得出的结论，还是耳食之言，不得而知。至于哪一种能流传得更久，只有让时间来做结论了。

梁鸿志咏荔枝

唐大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知名的报人，他的专栏风靡一时，可惜大都随风散落了。好在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了十二卷的《唐大郎文集》，尽可能搜罗汇集其文章，让人读了大饱眼福。

1947年7月，唐大郎在《高唐散记》专栏里引用了两首梁鸿志入狱后写的诗，查《爰居阁诗》中未收，当为佚诗。

一首是《家人馈荔枝批把为赋绝句》：“轻红晚翠杂然陈，食罢临风一欠伸。万事饱经惟欠死，未须明岁定尝新。”

另有一首，也是咏荔枝的：“不与杨卢共一邨，绛襦白袷玉无痕。老饕未忍尝尤物，女手亲持到狱门。风味旧供妃子笑，温柔疑返婕妤魂。东坡为汝甘南窜，待与朝云仔细论。”

梁鸿志在狱中有《入狱集》《待死集》两集，1946年11月9日他被处死后，有人曾打算帮他印出来，后未果，谁都不愿背负骂名。

梁鸿志被捕后，先是关押在上海福履里路楚园，后被关在提篮桥监狱直至执行死刑。朱子家（本名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说，在楚园时，梁鸿志就关在他隔壁，还送给他五律、七律各一首。他凭记忆记下了梁鸿志的“七无诗”，说除个别字词会有鲁鱼亥豕之误外，大致如此：

高大禅床佛所诃，只今寝处似头陀。泥涂已辱心无滓，酣睡从人笑老坡。（无床）

隐几纷纭况据梧，了无依傍是吾徒。不须更袭龚开法，儿背图成汗血驹。（无几）

不爱长檠爱短檠，谁教驼坐数鱼更。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无灯）

旧时端歙几云腴，片罐亲磨墨亦濡。莫道砚田无恶岁，今年穷到砚全无。（无砚）

手挈方壶日乞浆，茶点风韵已全忘。纵教留得龚春在，狱吏前头不敢尝。（无茗器）

北海尊前亦屡空，放言吉利论英雄。余生似酒从渠泻，拼付穷中更病中。（无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