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诗人与诗歌

艾青坐在对面长沙发上，前额宽阔的硕大脑袋懒洋洋地仰靠着椅背，目光投向天花板，他旁边挨坐着诗人徐刚。

我隔着茶几，恭恭敬敬端坐在旁边的单人椅上，开始采访：“艾青同志，我从初中时就喜欢您的诗……”艾青立马打断，拖长了声调：“都——这么说，都——这么说。”我不计较大诗人的不耐烦，自顾自表白，说自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怎样在农场的水车旁读他的诗，读聂鲁达和希克梅特的诗，并且背诵了希克梅特一首完整的四行诗：

亲爱的，不，这不是空谈：

我像一颗子弹似的穿过被俘的岁月，

就任凭在这途程中，我得了病吧，

我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

艾青似乎被枪弹击中了，一下从沙发靠背上抬起了头，移了移身子，用亲切的声调对我说：“你读了不少书。来，坐这边来。”一面示意徐刚腾出座位让给我。

大诗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聂鲁达、希克梅特都是他的好朋友。1957年，他到机场迎接他们，可他们离去时未见艾青去送行，他们敏感地察觉到这位中国同行倒霉了……

可今天，此刻，历尽苦难的艾青，与我这个同样历尽苦难的读者促膝长谈，凑巧我念出了“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这几句，岂非这位大诗人怀着他不变的诗心重见天日、重返诗坛的象征？

为何会蓦然记起这件我早已淡忘了的发生在1982年夏天的陈年往事？是因为昨夜整理书柜偶然发现破旧笔记本上的一段摘录：“土耳其政府有意迎回希克梅特遗骨。”——2017年1月15日是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nt）诞生一百一十五周年。《土耳其每日新闻》报道，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赞扬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养育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并表示将从莫斯科迎回他的遗骨以回葬的方式给予他荣耀。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迦、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云云。

访问艾青的细节虽已淡忘，但关于希克梅特我记忆犹新，他与聂鲁达、瓦普察洛夫的书一直立在我的书架上。

希克梅特，当年，几乎是与多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聂鲁达一起闯入我年轻的心的。他们一下子挤占了普希金、雪莱、海涅、施企巴乔夫等在我心中的地位。

但说来抱歉，我对希克梅特的了解，仅限于一本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克梅特诗选》和我随手摘录于各种报刊的零星诗行，加上附于诗集后面萧三的一篇关于希克梅特的介绍——这是1951年11月17日，萧三在布拉格由世界和平理事会等举行的授给希克梅特“国际和平奖”典礼上的讲话。

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希克梅特、聂鲁达、瓦普察洛夫，觉得他们有颇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仅限于他们三位，而包含了二十世纪全球有良知的知识者的共同命运：或为反抗强权制度与野蛮侵略，或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或为让百姓能在自由、民主、公平、法治中安居乐业而奋勇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希克梅特、聂鲁达都让我一见倾心。聂鲁达抓住我的是他那海涛般的狂野、浪漫、豪放。富有音乐性强烈节奏的诗行，似瀑布倾泻下来，激荡着，让人无法平静。而希克梅特的风格迥异。他的诗句，点射的枪弹似的，短促，有力，哒、哒哒、哒哒哒，一枪一个洞眼。比如：“十五处伤口在我的胸前，/十五把刀子，/十五个人的死。/但是我的心更有力量！/十五把刀子插在我胸间，/十五把刀子强制我沉默。/但是我的心在响，/在响，/它将不断地响，/响！……所有十五把刀子/在我的胸间弯曲，折断。/我的心不单是在跳动——/它在祖国的土地上/像深夜的警钟在敲响，/像红旗在飘扬！”（《我的心——纪念十五个牺牲的同志》）

又如：“我是一个诗人。/我的口哨，像钢一样，/把电光刺入/房屋的墙壁。……”（《诗人》）这有点像瓦普察洛夫的诗风，不妨相互对照一下。瓦诗：“生活和我争吵……说我蔑视它。/不，正相反！/虽然我将死亡……/我也还是热爱它！”（《信心》）再如：“春天到来了/……带着太阳/温暖的空气/和玫瑰。/清澈的天空/为我们带来/紫罗兰的香气。/但在我们却是黑暗……”（《忆》）不知他俩是否都受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关于诗风，聂、希、瓦三位各有异同，可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极为相似。三位都是共产党人，年岁也十分相近，分别生于1902、1904、1909年。他们为共产主义斗争的行为受到政府的迫害，不是遭受牢狱之灾就是被迫流亡。瓦普察洛夫更是为抗击纳粹德国侵略及反对保加利亚反动政权而献出了三十三岁年轻的生命。希克梅特，十八岁就用诗歌作为武器与帝国主义及土耳其独裁政府搏斗，不止一次被捕入狱，被判处徒刑乃至死刑，幸得正义人士大力声援，一次次获得减刑，先后累计蹲了十七年监牢。

人民大众始终和诗人血肉相连。聂鲁达在《逃亡者》中这样描述自己被通缉逃亡的岁月：“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浪，/度过寥廓的夜，经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在离别的眼泪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这个人的门口出来，走到别一个人的屋里，和这一个握手，/又和别一个人，再一个人握手……/他们是谁？今天，他们为什么要照顾我？/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却把他们的门儿打开，/来保护我的歌唱？”

诗人萧三说，在国际进步人士与知识界群众的抗议下，土耳其当局不得不释放诗人出狱。为了要求释放他，人们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就是以诗人姓名命名为《纳齐姆·希克梅特》。当时诗人七十多岁的母亲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大桥上，拿着一块写有“释放我的儿子！”的标语牌，没过多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了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而无果。土耳其政府虽被迫释放了希克梅特，但不曾停止对他的迫害，甚至图谋暗杀他。希克梅特被迫流亡异邦后，竟被开除了国籍，但土耳其人民永远承认他是自己国家的诗人，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而战的战士。

我不知道希克梅特是否歌颂过爱情，但从我读过的他的诗作看，都是献给人民大众和和平事业的，就像瓦普察洛夫一样。他描述母亲妻儿的最温柔的诗章也都与人的苦难、抗争乃至世界风云密切联系着。《我的心不在这里——心痛病》很有代表性：“你错了，医生。/你的柔弱而苍白的手/不能够摸到我的心。/鲜红的血，我的血，/同黄河混在一起奔流。/我的心在中国，/……每天，当黎明将要降临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心/带出去枪毙。/每天的夜晚，/每天的夜晚，当囚徒在梦中喊叫的时候，/我的心，/像一位小小的客人，/向留在家里的母亲和妻子飞去。……/我的心/不仅仅在我身上……/我的心整夜地燃烧着，/它在同远方的一颗星谈话。”

1936年至1937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西班牙。瓦普察洛夫为之献上了深沉又激昂的《西班牙》：“以前，对于我，你是什么呢？……/一块被遗忘的、遥远的国土，/一块骑士和高原的国土。/……火炉，/那儿燃烧着奇异而残忍的爱情，/还有由鲜血，/闪光的利剑/和情歌，/……合成的狂野的烈酒。/现在你是我的前途，/现在我分享着你的命运。……”

聂鲁达则用一整组滚烫的诗章热烈颂唱《西班牙在我心中》，并且因这场悲壮的正义斗争改变了自己的诗风。他在《解释一些事情》一诗中宣告：“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不再说梦、树叶/和我的国土的巨大火山？/你们来看看，街道上的血，/你们看，/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一看吧，/满街是血啊！”

我不知道希克梅特曾否写过西班牙，但他同样热切地关注着世界风云。他愤怒谴责强权和战争对人民的残害：“当我的孩子诞生的时候，/也有孩子诞生在希腊的监狱，/他们的父亲被杀死了，/铁窗就是/他们在世界上能够看见的/……头一件东西。/当我的孩子诞生的时候，/也有孩子诞生在安那托里亚。/他们长着蓝色的眼睛，/黑色的眼睛，/褐色的眼睛。/但是，虱子立刻爬满了他们全身……”

1952春天，得知希腊和平战士尼古斯·帕洛扬尼斯被希腊法西斯杀害，希克梅特当即写下了激昂又深情的诗篇《拈着一朵石竹花的人》，献给了这位希腊英雄。

二十世纪是个灾难重重、纷乱复杂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侵略与反侵略，镇压与反镇压，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身处这样的时代，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寻找世外桃源，无暇哀愁感伤，躲进象牙塔里独自唯美吟唱。关注现实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浓郁的意识形态。就连超现实主义大师毕加索也义不容辞地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格尔尼卡》。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聂鲁达、希克梅特、瓦普察洛夫他们的“相似”之处。

作为阅读者，我深深为他们的作品所感动。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当然值得歌唱。哀愁是一种美好的情愫，当然也值得去抒发。但是文学艺术绝不应该局限于这两者。

曾读过一本《西班牙在心中：反法西斯诗选》（赵振江译，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它收集了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伟大作家和诗人参与保卫和声援西班牙共和国战争所写的诗歌。诗人吉狄马加为该书作的序言《为了人类的希望而反抗》，写道：1937年，各国作家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前线。这场战争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同时激发了他们火山爆发似的诗情。他列举了聂鲁达、巴列霍、纪廉、阿尔贝蒂、埃斯南德斯的作品，说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写作的。“我相信，如果今天的阅读者没有偏见，如果今天有良知的诗歌史家还认为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诗人不能选择躲避和沉默，只去写那种象牙塔里唯美的诗，那么这些作品永久的生命意义和经典意义就不容置疑。”他说，如果只知道这些诗人只写过爱情诗，那我们对这些诗人整体的诗歌贡献，在认识上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偏差，甚至会对他们的人品和作品产生荒谬的误判、误读。如果要吉狄马加站队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这一边。因为，在法西斯横行世界之际，首先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和正义这一边。他们是大写的人。我思忖，就希克梅特一生非凡的经历而言，他也应该属于这个行列。

2005年5月，我为本单位与市歌舞团携手举办的“勿忘历史——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艺晚会”策划欧洲部分时，从“上影”请来了著名配音艺术家童自荣登台朗诵希克梅特的长诗《卓娅》片段。舞台的巨大天幕上同步放映电影《卓娅》英勇就义的场景，取得了朗诵与画面交融的良好效果。我们还在舞台前沿高悬瓦普察洛夫和伏契克的巨幅画像，由本地著名演员分别朗诵两位英雄作家的作品选段，这是希克梅特、瓦普察洛夫、伏契克三位著名诗人，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第一次一齐出现在公众面前。

令人遗憾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土耳其当局迎回希克梅特遗骨的举措，由于希克梅特家属的愿望和其他原因未能落实。希克梅特被剥夺了的土耳其公民身份到2021年由政府予以恢复，希克梅特作为土耳其伟大诗人的形象则已不可动摇地树立在人们心间。这是一座非人为的纪念碑。值得欣慰的是，世界大幅度进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找到了契合点。更让人震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竟把瓦普察洛夫诞生一百周年的2009年定为“瓦普察洛夫年”予以纪念。

文化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这个星球上的文学艺术、英雄志士、道德、人性、人心，都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相通相融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