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句”也有佳作

索居无俚，忧心如淡。借酒浇愁，牵萝补屋。奈何新亭之泣宛矣，山枢之吟，写示知交，或当破涕。壬申春暮，简庵自记。

近一个世纪之前，1932年的晚春时节，江西人王易在南京，将当年写好的十四首词作整理一遍，写下了上述一段小序。由于词作数量不多，加之当时正值抗战军兴，物资匮乏，王氏只草草地油印了几份，聊作备忘与馈赠友朋之用。

这本只有十一个页面的油印小册子，名为《藕孔微尘词》。卷首钤有一枚如豌豆大小的“简庵”小印，还有若干用红笔校改讹字的痕迹。册子末尾的一个段落，乃是著名学者黄侃（1886—1935）的题跋：“危城玉貌，有此高兴不难，难在驱使古辞，指挥如意。盖由咏叹淫液之久，乃臻斯境。云英化水，光采与同，斯之谓欤！若以为百衲衣，则辜负词人苦心矣。壬申五月朔，归自宛平后六日。简庵道兄令读，惊叹拜题。黄侃。”

原来，黄侃在逝世三年之前曾惊叹着读过这本油印小册子。“云英化水，光采与同。”“云英化水”的赞誉，出自翁方纲赞叹苏东坡的诗话中，翁氏认为苏氏承接李白诗风，将李诗的“仙气”很好地延续了下来，几乎到了融洽一体的地步。在这里，黄侃用来赞叹《藕孔微尘词》，除了惊异于作者词学修养之高，或许还另有喻指。

王易（1889—1956），字晓湘，号简庵，江西南昌人。其父王益霖乃晚清进士，曾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王易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正大学等校教授。与彭泽汪辟疆、南昌余謇、奉新熊公哲并称“江西四才子”，又与黄侃、汪东、汪辟疆、柳诒徵、王伯沆、胡翔冬合称“江南七彦”。著有《国学概论》《修辞学通诠》《词曲史》《乐府通论》等。

话说小册子印出十年之后，时至1942年，江西中正大学《文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全文刊出了《藕孔微尘词》。作者王易，此时已是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史季刊》主编，词集前的小序也重新撰写，更为详尽地叙述了当年境遇：

《藕孔微尘词》者，“一·二八”战时，简庵侨居金陵作也。维时淞沪战酣，首都风鹤，学校辍讲，索居无聊。适闻彊村先生之丧，因集其句为挽章；继乃推及柳、周、姜、吴诸家，日成一阕以自遣，收视返听，心转宁静。风烟荏苒，倏又十稘，倭祸弥漫，奚啻百倍？昔为楚囚对泣，今且反舌无声，间拂尘编，曷胜感喟！民国三十一年“一·二八”日自记。

果然，黄侃的言外之喻应验，也由作者本人在十年后道破，诚如黄侃所云“若以为百衲衣，则辜负词人苦心矣”。

原来，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际，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的王易，因战时辍课，遂居家填词自遣。词学大师朱祖谋（1857—1931）逝世的噩耗传来，使王易在忧国之际，又平添一番“天丧斯文”之痛。1931年11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王易所著《词曲史》，正是由朱祖谋亲笔题签的。此时孤居南京的王易，想到此书出版不久，朱老便遽然辞世，不禁悲从中来，万感泉涌。晚清以来，被视为词学复兴领袖的朱老撒手人寰，词学古典理论的继承发扬之路，无异于再入穷途末路。王易有感于此，除了集句作词，挽悼朱老之外，“继乃推及柳、周、姜、吴诸家”，“日成一阕以自遣”。

当然，自遣之余，还希望有友朋酬唱，或者还可以进一步共商古典词学振兴大计。然而，在那个战火四起、国难方殷的岁月里，友朋星散、穷困潦倒之际，苟活于危困之中的王易，只能是埋首书斋，独自浩叹而已。除了黄侃的盛赞之外，无论是昔日诗酒交游的友朋，还是同一时代的词学界同人，对此并无反响，更无酬唱。为此，王易十年后重新编印《藕孔微尘词》时，还“间拂尘编，曷胜感喟”。

浏览一遍，不难发现，王氏这十四首词作全是“集句”而成，不免有“百衲衣”之嫌。因为所谓“集句”，乃是搜集前人词句，重新组合，按词牌格式完成词作。在读者看来，这种集合前贤名士文句精华的作词法，虽给人以华丽美艳、花团锦簇之感，但毕竟缺乏个性，没有鲜活创意，不能体现作者的功力、技法，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戏作”。王易的“集句”，恐怕也不能免俗。

然而，黄侃认为不能以“百衲衣”视之，自然有其独特眼光。须知，“集句”创作中，作诗、对联、文赋，虽需巧思妙构，但总体而言，并不算太难；而“集句”作词，却有相当的难度，与其他文体之“集句”创作，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填词”，即作词应按照词牌的句式、格律一一照填，不可逾越其常规定则，不可有任一“出格”之处。填词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律，其原理与古典音乐理论相呼应。王易的“集句”作词法，不但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词学修养，还集中体现了当时被奉为经典依据的填词法则，即“依四声”。

所谓“依四声”，即取宋人某家某词为范本，写作时非但要依原词每字之平仄，而且仄声字还需分清上去入。平声字虽分阴阳，然只作一个声调使用。这种填词法为晚清至民国间词坛的一种流行风气，尤为东南词家注重，被认为最为符合宋词规律。

早于王易《词曲史》十二年出版的，曲学名家吴梅所著的《词余讲义》提道：“近二十年中，如沤尹（朱祖谋）、夔笙（况周颐）辈，辄取宋人旧作，校定四声，通体不改易一音。如《长亭怨》依白石四声，《瑞龙吟》依清真四声，《莺啼序》依梦窗四声。盖声律之法无存，制谱之道难索，万不得已，宁守定宋词旧式，不致偭越规矩。顾其法益密，而其境益苦矣。”

应该说，吴梅道出了“依四声”的关键，即对古典规律的绝对遵循与服从。按照一个词牌填词尚且有诸多的限制与讲究，若要在一个词牌内选取某位古人词作中恰恰符合其格律、句式的句子，再一一合成一首符合词学标准的、严丝合缝的“新词”，其难度可想而知。

《藕孔微尘词》十四首词作中，有两首是集朱祖谋句、六首集吴梦窗句、两首集柳永句、三首集姜白石句、一首集周邦彦句。可以看到，集句中南宋词人吴梦窗之词数量最多，几占半壁。这位朱祖谋最为推崇的南宋词人，俨然成为王易追摹宋词品格的典范人物。

宋词中豪放雄阔者如苏东坡、辛弃疾，风流婉约者如柳永、李清照等，早已脍炙人口、风行于世。吴梦窗的价值，却不在坊间巷内的热卖场中；其人其作品的价值，大多体现在古典词学的标准格式、格调模本等各个层面，而这些层面的研讨与评判，乃是圈囿于学术场域之中的。这自然是内行人的热闹、外行人的冷落，一切皆应另当别论了。与之相近似，姜白石、周邦彦等人的词作价值，也是更多地体现在了学术场域之中。显然，《藕孔微尘词》的着力点亦正在于“学术”二字，而绝非纯粹意义上的赋事感怀文集之类。

以吴梦窗为代表的南宋词作，用现代眼光来品读，无论是字面还是发音，似乎都有些拗口与晦涩。这些“拗涩”是普通读者眼中口中的不爽不快，却是词学行家的心旷神怡所在。诚如吴梅所言：“拗涩不顺者，皆音律最妙处。……拗调涩体，多见清真、梦窗、白石三家。”这番言论与观念，出自吴氏1919年在北京大学所印的讲义之中，也同样印证于1931年的王易《词曲史》中。而1932年撰成的《藕孔微尘词》，更将这种观念以实证的方式推至前台，以十二首宋人词作“集句”，表达了词学行家之间的心心相念与默契灵犀。

无可否认，《藕孔微尘词》乃是以一位现代词人的追慕古典之情，开启了一场现代境遇与古典格调的合唱。情怀与情境在此无分古今，“穿越”式表达与“学术”理想之追求在此得以充分互动。简言之，《藕孔微尘词》乃是一部罕见的“集句”佳作，亦足可证明“集句”创作也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