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工作中不断成长

王大明，1929年12月生于北平。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起担任北平高等工业学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1948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系。建国后，历任北京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北京市政治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第八届政协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中：作者的革命引路人何平；右：王蒙（著名作家）

写在鞋底的介绍信

1946年暑假，我在张家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为祖国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终生。7月底，结束了在张家口的学习和培训后，我被派回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我剃了光头，身着一套中式裤褂，脚穿一双平底布鞋，化装成学徒的模样。我用钉子蘸上药水将与组织接关系的介绍信写在鞋底内侧，这些字只有抹上碘酒才能看到。火车上，特务走来走去，有时会突如其来地喊一句“同志！”此时如果有人抬头或是一愣，他们就会过来盘查。有个特务围着我转了好几圈，还摸了摸我的头，见我确实像个小学徒，就没再找麻烦。

父亲得知我去了张家口时，曾因担心我有危险，与母亲大吵一顿。他不知道，这次回北平后，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见父亲马上要去石家庄工作，我请求他带我一起去，他高兴地同意了。在石家庄，我给同学发了很多信，让他们都知道暑假我去了石家庄，这是我的一个策略。

开学后，我见到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同学夏继增，他忽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暑假到张家口去了？”我答：“没有啊，我去石家庄了，我不是还给你们写信了吗？”他没再追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做星星点点的火种

在北平市立高工（以下简称“高工”）读书的学生大多是立志工业报国且家境比较清贫的青年，大家生活俭朴、学习刻苦、作风务实。因此，这里是共产党和三青团争夺的一块阵地。抗战胜利时，高工只有三青团的组织，还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张家口回来后，上级指示我和高工读书会的其他3名地下党员组成市立高工地下党支部，接受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我们的党支部成立后，纠正了一些以前工作中“左”和幼稚的做法。比如以前办《晨光》壁报，因为内容比较“红”，使得一些中间同学不敢接近，而一些党员和进步同学自认为思想先进，因而和中间同学联系较差。我们决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首先通过选举，争取到学生会的自治权；办识字班，参与民众教育，扩大影响；发展社团组织，出壁报。此外，注重与中间同学平等沟通，交朋友，以理服人。维护同学切身利益，争取自费改公费，博得全校师生的拥护。通过这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工作，到1948年我毕业离开高工时，高工地下党已从最初的4人扩大到25人，还发展了23名民主青年联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简称民联）盟员。

父亲得知我去了张家口时，曾因担心我有危险，与母亲大吵一顿。他不知道，这次回北平后，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家人、邻居、朋友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崔昆是我在高工土木系的同年级同学，我常去他家找他聊天，还注意做他家人的思想工作。后来，他的弟弟崔震、妹妹崔瑞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家在卧佛寺街的房东女儿赵葳（新中国成立后，赵葳成为同仁医院的专家）和我妹妹王玉明是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俩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家搬到广宁伯街后，邻居傅彤和傅祝安两姐妹经常来问我数学功课，我给她们讲我在张家口的故事，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后来她俩也入了党。傅彤所在的妇女职业学校原本是“白”点，她在那儿建立了党支部，“赤化”了一大批同学。我家外院儿住着一个名叫赵秀波的社会青年，曾找茬与我作对，我就主动和他交朋友，还教他跳新疆喀什喀尔舞蹈，后来他也加入了民联。渐渐地，我母亲也接受了我的思想，还被我发展成地下交通员。我们共产党人就像星星点点的火种，走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

危险的经历

在做地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有过一次比较危险的经历。当时，我的同学肖鸿麟攒钱买了一个短波收音机，我们经常到他家听延安广播，然后由何平和肖鸿麟的弟弟肖鹏麟将广播内容刻成蜡版，印成小册子，在进步同学中传阅。肖鸿麟的祖父肖绶臣是个民族工商业者，因年年战乱导致破产。老人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同情共产党，对我们在他家开会是心照不宣的。

19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黎光（我们的上级领导）在肖鸿麟家开支部会。那天的会开到了凌晨2点，由于外面下着大暴雨，我们准备留宿在肖家，等第二天早晨再走。刚要入睡，突然听见外边有卡车声，紧接着就是急促的敲门声。要知道，我们床底下就有一些新买的铅字和印刷用品，最危险的还是我俩放在走廊里的自行车上挂着的书包，我的书包里有一本《列宁论知识分子》，属于违禁书。黎光是职业学生（即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他没有身份证，就在黎光准备躲起来时，特务们已经进院了，我们只好在屋里听着外边的动静装睡。

没想到，特务进门后，直奔肖鸿麟父亲肖书棠那屋，径直把他父亲铐了起来，并在屋里非常仔细地搜了个遍。肖的祖父去求情，特务只说了一句“你要明白，这是立场问题”，就把人带走了。路过我们这屋时，特务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问是谁，肖鸿麟答是他母亲睡在里边，特务就没闯进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肖鸿麟的父亲是晋冀鲁豫那条线的地下党员，因为出了叛徒，特务按照名单抓了他。我们是属于晋察冀线，与晋冀鲁豫线没有横向联系，所以并不知道肖父也是地下党员。虽然特务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但如果他们稍有一点儿“责任心”，我们就危险了。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已到末路，小特务们只是应付差事，我们这才逃过一劫。第二天天刚亮，肖鸿麟的小弟弟肖俊麟先出门转了一圈，确认没有特务蹲点后，黎光才离开。他走后10多分钟，我才走的。黎光当天就作出决定，这个开会地点作废。这一次经历，让我亲身领教了什么是危险。

去张家口前，我只是个进步学生，经常骂两句国民党，觉得是在自由表达，这在当时颇为时尚。从张家口回来后，才知道做地下工作是有危险的，随时有可能被捕甚至牺牲生命。正是在高工做地下工作的那两年多时间里，我逐渐地从一个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和爱国心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有信仰并有一定组织觉悟的职业革命者。

责任编辑：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