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类

事情是这样的。我对他们说：你们看，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本书的。停顿。可是，假如你真的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你又能怎么办呢？我的学生们吃惊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睛像羊，痴痴的，也许在等一曲黄昏的呼麦、一个小小的奇迹。要知道人真的千奇百怪，特别是那些被关押在喘息的命运里的人、普通人、被囚禁在无尽的夏日里的人，野兽一样独自生活的人。他们就像一座座休眠火山，外表安然平静，而下面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疯狂冲撞：孤独、无聊、痛苦，所有的瞬间都在拼命堆砌，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土壤把它们埋起来，你就必须学会忍耐。或者，爆发。或者，你必须懂得浓烈的爱。爱，救赎，包容。爱那些会摧毁你的人，摧毁那些你爱的人。

是这样的，我必须承认，我还没从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里走出来。在大学里工作了六年以后，我终于学会如何迅速、敏捷、从容地在夏天开始以前及时消失。每年到了七月初，如果还没逃离上海，我就会开始感到窒息。我身边的同事都这样。在夏天消失这件事对于教师这份职业来说非常重要：想象一台运作了一整年的电脑，如果不在最热的时候关机，很可能永远都没法重启。所以七月，所有人都在发疯发傻，但只有真的疯子、傻子才会选择继续在原地发疯发傻。事实上，通常从六月开始，我就会格外地注意身边一切奔跑、飞翔、爬行的东西，我会开始向往切实的势能，关注世界真实的动态。我想跑、飞、爬。如果恰好此时，我不得不读一篇写得矫揉做作、虚伪浮夸、荒谬可笑的期末论文，把我固定在凳子上，我就会立即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痛恨，我会咬牙切齿。“说实话，AI 能写得更令人欣慰。”我会在电脑上敲这样的评语，然后再删掉。“以后别再写了，求你了。”删掉。“至少别继续念中文了，别占用保研名额。”删掉。等等，删掉。还是尽量别伤年轻人的心。

可今年夏天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是学校的政策变了，说是要淡化暑假的概念，可能跟糟糕的大环境有关，工作不好找，必须培养高校教师这帮闲杂人等的危机意识。我当然不干，屏蔽群，让他们吵去吧，哈哈！总之我熟视无睹，无休止地延长工作微信的回复时间，但偶尔也会被不能完全彻底在夏天消失这件事弄得很烦躁。更何况我其实提前好几周就已经消失了——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放假，而是因为从今年四月开始我一直在照顾我的母亲。咳咳咳咳。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母亲就忍不住想咳嗽。今年春天，我们把她从老家接到上海，做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肺部手术，切了一片不大不小的肺叶。手术以后我们一直希望她能多咳嗽咳嗽。

“要把痰咳出来。”医生说，“用力咳，对恢复很重要。”

“对，腹部发力，用力咳，像这样。呵！” 我的丈夫吴浩不止一次在我母亲的病房里双手叉腰，给她活灵活现地演示。吴浩也是医生，创伤骨科，正在做一项骨肿瘤的博士后研究，平时有空的时候在丁香医生平台线上问诊，偶尔拍科普小视频，什么都懂一点。我母亲其实不喜欢被这么指挥，但她很想快快好，所以认真照做，亦步亦趋地咳。

我挺相信那个医生的，当然也相信吴浩。加上我在小红书上刷了几十个类似的科普贴，都是说肺部手术以后要练习咳嗽：咳嗽能帮助清除呼吸道的分泌物，保持畅通；如果缺乏有效的咳嗽，呼吸道就会堵塞，肺泡内的积液无法排出，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等等。咳嗽至关重要。于是，为了让我母亲多咳嗽，我开始在她身边不定时地假咳，平时回家一看到她就咳几下，婉转地提醒她记得练习咳嗽。

我母亲一开始在我的督促与陪同下咳得不错，但后来她说实在太疼了，胸腔像撕裂一样，不想咳了。到五月底的时候，她的术后恢复情况变糟，胸腔里全是积液，粘连一片。我们只好去医院给她插上引流管，每隔两天去社区门诊挂水、注射白蛋白，期盼胸水能慢慢消褪。又过了一阵，她好一点了，医生说找个空气好的地方静养吧。吴浩说，要不就去乡下那个房子好好养吧。他指的是前几年我们在老家湖州的郊区购置的一套湖边别墅。我们一般不怎么提起那栋房子。因为买房子的事，吴浩和我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买房子是我母亲的主意。她自己付了首付，写上我的名字，接着装修，接着一直闲置，接着房价一直跌，接着我和吴浩一直还贷款。可现在好啦！房子总算有用了。于是六月中旬，我一个人开车把我母亲带到了乡下那栋房子里，周中的时候往返上海，处理期末的各种杂事。我的父亲也从市区的公寓里搬来了。他从法院退休多年，每年都在积极地谋取返聘的机会。可今年没人想继续聘他了，他有点太老了。我知道他很失落，把他一起接到乡下来解闷也不错。他跟我母亲性格不合，在一起久了容易吵架，但他向来很喜欢清净的田园生活。一起来这栋房子过夏天的还有我和吴浩在上海养了四年的一只萨摩耶，叫巴巴拉。

我不得不说，我母亲的选择是明智的。这是一栋非常完美的疗养房，极适合度假、养老：大院子、湖景、配有家用电梯。房子是小区里的边套，南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很快就被我父亲改造成一片有生机的菜园。东面临湖，中间隔了一扇小区的金属栏门，门外是一条新修缮的步道，傍晚有不少附近的居民沿湖走路。我们一家三口一人一间房，保持着家庭成员之间理性而舒适的距离，相当和睦。我母亲雇了一个保洁阿姨负责每周大扫除。我负责网购生活材料，配兑药物和营养液，监测各种指标，日常的医务护理；我父亲负责买菜烧饭，修修补补；巴巴拉负责提供情绪价值，可可爱爱；我母亲负责慢慢变好。

“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她总是这么说，然后躺倒在沙发上，一个庞然大物。她有时候就这么躺着刷手机，或者看看窗外的树与湖，试图从美好的自然中提取本应普遍存在于人类世界的朴素与健康。

“你别忘了呼吸训练。咳咳咳。”我说。她其实已经不怎么需要咳嗽训练了，但是深呼吸练习依然很重要，我有义务监督她。

“你别忘了联系那个医生。”她的回答像是在抬杠，提醒我她才是发号施令的人。以前是，现在依然是。但她应该不是有意的。我知道她自从生病以来——更早以前，可能是我结婚以来，很久很久以来——整天思考最多的就是这件事。

“嗯。”

“而且你知道从今年开始，试管已经可以进医保了，对吗？”她又问。

我知道。当然知道，她前前后后已经说过十几次了。但我还是故作惊讶地问：“真的吗？”

“是啊，你们在上海很方便的。所以你记得联系那个医生，找时间预约一下。夏天过后就可以启动了。”她愉快地说，轻轻地梳抓巴巴拉肚子上松软的白色绒毛，“其实湖州也可以做的。我帮你去问问钱辰的妈妈。”钱辰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她联系过。我母亲和她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友好的利益往来。钱辰的母亲以前是中心医院的副院长，退休了，现在被另一家小医院返聘。

“好的，妈妈。”我点点头。

我很想变得像巴巴拉一样，温顺，可爱。

我记不得是哪天了，反正是七月初，闷热得连一丝风都没有的某一天，我母亲决定要在湖边散步。她在上海住院时和一个病友一直微信联系，那个病友说自己恢复得很好，秘诀是每天走八千步以上，慢慢地就把胸腔积液走没了。我母亲很振奋，她让我给她在手机里调出步数统计的功能，每天清晨和傍晚带着巴巴拉沿湖走。巴巴拉很胖，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动作迟缓，跟我母亲的步行速度差不多。巴巴拉这阵子吃太多了，因为我父亲正在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疯狂地投喂她。

“拜登把泽连斯基喊成了普京。”他一手捧着手机公放短视频新闻，一手抓一把狗零食塞进巴巴拉的嘴里，一边对我说，“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爸爸。”我说，“你别再喂巴巴拉了。”

“美国人脑子有毛病。”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巴巴拉的脑袋，再抓了抓巴巴拉依偎在他膝盖上的下巴，嘴角渗出一丝混杂着爱怜、嘲弄和幸灾乐祸的阴郁的怪笑，“真的有毛病。”

“是的，爸爸。你别再喂巴巴拉了。”我又说一次。我希望重复是有用的。

巴巴拉实在太胖了。我一开始不放心，怕尚未康复的母亲和肥胖的巴巴拉走路中暑，便陪着她们一起在湖边走。走了几次以后，我竟然渐渐喜欢上了在夏日的强光与热浪里散步的感觉。于是我摒弃了地下室的那台跑步机，每天傍晚在我母亲和巴巴拉遛弯的时候沿湖跑步。其实我以前不怎么做户外运动，平时除了遛狗很少出门，每周逼着自己去两次健身房跑步撸铁，最基础的意志力训练。室内空间恒温的确定性总能给我带来真实愉悦的安全感。有谁不喜欢在狂风暴雨的夜晚躲进温暖干燥的屋子，从精致的落地窗里观看外面失序的宇宙呢？没错，我早就和我的学生们说过，我这代人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是讲“深渊大酒店”，还是讲“颓废欣快症”的时候？我忘了——反正我说像我这样的人，终其一生，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在“深渊大酒店”订到一个长期有效的房间，住到阿多诺那种人的隔壁，跟尼采那种人一起发疯发傻。没错，甜蜜的折磨，绝望的奢华，我说。我说我只会在深渊边缘凝视深渊，在临湖的窗口观看湖面。我只会在健康的时候思考病痛，在青年的时候思考老年。因为很简单，坠入深渊的人无需凝视深渊。因为这样的凝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就像在健康的时候思考健康没有意义，在病痛的时候思考病痛没有意义，在青年的时候思考青年没有意义，在老年的时候思考老年更是毫无意义！我说我这代人，我这样的人，像我一样的这代人，只喜欢在光线完美而精确的日子里，把精心修剪过的生活放入一个方格，然后从方格的一头凝视生活，再等着生活从方格的另一头凝视自己。我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从不曾努力生活。因为我在过二手生活，我只能过二手生活，也许我只喜欢过二手生活！我受够了，我说，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新一代人身上了。

我的学生们觉得我疯了。但没关系，他们喜欢发疯。他们都渴望疯狂的人生。我每学期的评教结果都还不错，我也从没因为教学活动中过于激烈疯癫的言辞而受到过任何警告。可困扰我的不是这个。困扰我的是，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真的没有希望了。也许我应该听从母亲，我想，因为她总是正确的。赶快生一个，正常生，试管生，找人生，或者先存着，冻胚冻卵，至少给自己留一个可爱的小希望，代替自己，代替这副注定要沉重衰老的躯壳。下一代就是新一代。真可笑。可这些可笑的想法总是有办法钻进我的脑子，膨胀。尤其是在那些重复的傍晚，当我在闷热潮湿的气浪中移动——奔跑、飞翔、爬行。

是的，我在户外跑步时的思绪越来越混乱——成千上万的词句。有时候词句积多了胸闷，像我母亲的肺部积液，需要及时引流、外泄。没过多久，我发现我开始在沿湖跑步的路上气喘吁吁地跟栈道边的树木交谈。我是说，我开始回应从树丛里扑面而来的蝉鸣。我开始向枝头那些被烈日晒得脱水热得蜷曲的叶片喋喋不休地吐露心声。我的独白原始粗暴，如果记录成文，叨叨叨，我的学生们应该会喜欢。他们把这样的东西归类为发疯文学，咿咿咿咿呀。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绝对有利于精神稳定，心理健康。于是我越来越热衷于在盛夏的户外跑步这件事，从每天傍晚一次进阶到早晚各一次，从按照我母亲和巴巴拉的散步路线来回跑，进阶到沿湖跑一整圈。

什么时候进阶到沿湖跑一整圈的？我还是想不起来。但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要沿湖跑一整圈，有一段路是不沿湖的。让我再描绘一下地形：湖是个椭圆，东西长弧。西面是我家所在之处，新盖的一排湖景房，新修的步道，大约一点五公里，什么都是新的。我母亲和巴巴拉的散步路线就是沿着家门口这条沿湖的长弧来回走一趟。我一开始的跑步路线也是这样，来来回回，哈哧哼哧，热得像条狗。南面是农田，沿湖的部分有不到一公里的步道，几座小石桥。如果从我家门口的步道开始逆时针跑，就可以沿着湖和农田绕到东面，这时候沿湖的公共步道就结束了。因为东面还有一大片更古早的社区，临湖处都被一群土红砖墙的老别墅填满了，没有留出步道，那时候这儿还没有绿水青山服务民众的公共意识。老别墅外面裹着好几圈层高相仿的矮楼， 过去建起来的那种四层洋房，白墙黑瓦，重重叠叠。如果非要绕湖一圈，延续椭圆的轨道，此时就必须穿过这个老旧的社区，然后再拐到北面的公路上，跑上尘土飞扬的一公里，最后再转回西面沿湖的步道。

你们现在能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户外跑了吗？假如我能按照既定路线，就在家门口这条崭新的小路上来回跑，发泄我的情绪，劳筋苦骨，大喊大叫，一次又一次地跑过我母亲和巴巴拉，露出胜利而愚蠢的笑容，那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跟在跑步机上模拟外景差不多。毕竟这条路是空旷的，只有听我说话的植物、湖水、知了、各种鸟，偶尔还有从湖心飞来的几只焦躁的白鹭，拼命地扑腾翅膀，仿佛在试图摆脱永无止尽的白昼。当然，在这条道上总会遇到三三两两散步的人，大多是附近的老人：女的脖子上佩戴与她们的身型、年龄、服饰完全不搭的珍珠项链，男的都穿得灰蒙蒙的，在斜落的日光下看起来单薄脆弱，好像只要轻轻一碰，就能从他们身上剥离出一缕烟的外观。每次跑过他们的时候，我总能闻到一种淡淡的、类似小时候用的雪花膏的气味。我知道那大概是老人的气味，没多想——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无法满足于家门口的来来回回，终于在我浮士德式的进取心、好奇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之下决定超越既定路线，向绕湖跑一整圈进阶。我终于冲过石桥、跑过农田，然后，穿越一整个老旧的社区！是的，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理应留在室内、酒店里、一扇扇窗户里、我的二手生活里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旦出去，走出去，掉下去，飞出去，我就会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我会无法抑制自己走得更远、落得更深、飞得无踪无影。 “为什么你的心惶恐不安地紧缩在你的胸中？为什么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阻拦着你所有的生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