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屏天下

大一统王朝为了维系“家天下”，催生出了宗藩制度。父与子、兄与弟、天子与诸侯，通过“宗”这一关键词维系到一起，形成一张相互有着紧密联系的关系大网。

或许，最早设计宗藩制度的人，只是想在维护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寻找平衡点，但人性复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宗藩制度往往成为影响封建王朝稳定与安宁的重要原因。

暗杀太子、政治博弈野心勃勃的朱高煦

1425年5月28日，明仁宗朱高炽突发重病，生命垂危，他临终前下诏，命还在南京筹备迁都事宜的太子朱瞻基回北京继承皇位。

明仁宗病重的消息传开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其中野心最大的要数“以唐太宗自比”的汉王朱高煦。朱棣还在世时，他就和朱高炽争夺过储君的位置，只是后来朱棣选择了朱高炽，这导致朱高煦的心里一直有怨恨的情绪，他私下豢养死士、招纳亡命徒，随时准备夺取皇位，所以朱高炽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朱高煦的封地在山东乐安，离京城的距离远比在南京的太子近，在他看来，只要在太子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到时候杀死太子，皇位便是自己的囊中物了。

然而，朱高煦虽然阴谋算计了几十年，却还是遭遇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变故：第一个是太子并未从他设伏的道路经过；第二个是朱高炽传令太子进京的第二天就“实无疾骤崩”。面对明仁宗骤逝，大臣夏元吉等人深谋远虑，选择秘不发丧，这让朱高煦一直以为明仁宗病重，他的重心就放到了暗杀太子身上，错过了第一时间派兵入京的先机。等朱瞻基抵达良乡，距离京城仅一步之遥，夏元吉才将明仁宗的讣告公之于众。朱高煦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彻底戏耍，但为时已晚，这也让他对朱瞻基及朝臣的忌恨愈发深重。

随后，朱瞻基顺利登基，成为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试图以宽厚笼络人心，因此他给朱高煦的赏赐远超其他宗室。然而，朱高煦并未因此收敛，反而愈发骄横，不断向朝廷提出苛求，朱瞻基虽一一应允，却始终无法换来朱高煦的忠诚与感激。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终是按捺不住，公然起兵叛乱。他联合山东都指挥使靳荣，煽动卫所士兵，四处散发刀箭旗帜，掠夺马匹，组建起五军，企图一举推翻明宣宗。为拉拢更多人，他还密谋勾结朝中重臣英国公张辅为内应，但张辅忠贞不渝，及时将阴谋告发。尽管朱高煦谋反一事证据确凿，但刚登基不久的明宣宗并不想轻启战端，只派宦官侯太携书信前往乐安，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然而，面对明宣宗派来的使者，朱高煦却布下重兵，公然向朝廷叫板，要求交出“奸臣”夏原吉等人，气焰嚣张非常嚣张。

同月，朱高煦的挑衅愈发升级，他派百户陈刚上疏朝廷，同时致信公侯大臣，言辞中多有不敬。朱瞻基终于意识到和平解决已不可能，决定亲率大军出征，誓要平定这场由亲叔挑起的叛乱。

征讨大军前锋抵达乐安，朱高煦下战书挑战。明宣宗却命大军疾行，包围乐安四门，以神机铳箭震慑叛军。他再次派遣使者入城劝降，朱高煦仍固执己见。此时，城内叛军人心惶惶，纷纷欲擒朱高煦以献功。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暗中派人求和，表示愿意出降。朱瞻基接受其投降，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囚禁于皇城西安门内。

然而朱高煦并未真正屈服。宣宗探视他时，朱高煦故意将其绊倒，使得宣宗勃然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扣住朱高煦。谁知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将铜缸顶起，宣宗又命人在缸外点燃木炭，朱高煦最终被活活炙死于铜缸内，其子亦未能幸免。至此，这场由藩王挑起的叛乱彻底平息。

朱高煦的叛乱只不过是明朝藩王之乱的一个缩影。从明初朱棣发起的“靖难之役”，到后来的宁王之乱，每一次叛乱都对明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使得明朝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

藩王之乱的破局之法？被“放养”的清朝宗室

史书记载，明朝王室对宗室是“高薪”圈养，而清朝王室对于宗室则是“低薪”放养。王公子嗣不仅会被“降等袭封”，考试不合格还会被褫夺爵位，成为闲散宗室。

对于清代皇族来说，因功劳、皇恩、亲疏等封出爵位，后代便可以袭封先辈爵位。只是与历朝历代封爵制度不同，清朝袭封时需要“降等”——每袭封一次，便要降级一等，举个例子，如果父亲是和硕亲王，世子承袭就只能封为多罗郡王。

可以说，降等承袭爵位是清王室的一招妙棋，充满政治智慧。明朝圈养宗亲，国家财政很快就入不敷出，甚至闹出藩王叛乱，如果像西汉用战争和严苛的刑法进行肉体毁灭，又会破坏“尊尊亲亲”的天家和谐，降袭不仅能为国家减负，还保证了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降袭并非一降再降，乾隆皇帝认为高等爵位的贵族降级过多也不太好，于是规定：亲王传到镇国公便不再降袭；郡王降到辅国公也不再降级，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最多降低四等就不再降级。这样的规定，保全了宗室起码的尊严。

另外，清代对于嫡出与庶出区别很大，庶子即便年长也需尊嫡子为“主子”，在承袭爵位方面，庶子也比嫡子艰难许多。宗亲嫡子可以直接承袭爵位，但是庶子想要承袭爵位，就只能通过考试上岗。承袭考试一般包括三项：马上射箭、步下射箭和翻译，成绩则分为优、平、劣三个等级，只有三项全优者才能获得爵位。若是一优两劣、一平两劣、两平一劣及全劣者，那是不可能承袭爵位的，只能称为“闲散宗室”。

从表面上看，清王朝对“皇亲国戚”似乎有些冷血无情，但这样的做法或许是藩王与皇权纠缠拉扯的破局之法，最大限度控制了宗亲藩屏，发挥了藩王拱卫帝室的效能。

三藩之乱藩王时代的终结

每个朝代设置藩王，都是为了借助其力量达到稳固边疆、拱卫京师的目的。清廷入关之后，八旗兵力尚显不足，面对农民起义军的顽强抵抗与南明小朝廷的威胁，清廷不得不倚重明朝的降官降将，让他们充当平定与镇守的前锋，以稳定局势。

在这批明朝降将中，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四人尤为出众，他们为清朝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均被册封为王，显赫一时。他们所统率的军队，逐渐成为八旗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八旗兵共同构成了清朝的军事支柱。经过20多年的发展，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三人势力迅速膨胀，在各自的封地上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

对于清王室而言，这些藩王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巩固统治的助力，而成为了潜在威胁，19岁的康熙意识到若不及时削藩，恐怕这些藩王会起兵造反。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希望其子尚之信能继续镇守广东，早已有削藩之意的康熙敏锐察觉到了机会，决定全面撤藩。但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吴三桂和耿精忠得知后，心中忐忑不安，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兵，试图以退为进。最终，康熙考虑到藩镇长期掌握重兵，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力排众议，下令三藩全部撤到山海关之外。

然而，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请撤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迫于形势。他们原本希望朝廷能够像明代让沐英世守云南那样对待他们，但康熙坚决撤藩的态度让他们意识到事情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

1673年8月，清廷派遣礼部侍郎哲尔肯等人前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等人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等人前往福建，他们各自携带敕令，与当地的藩王和督抚商讨撤藩事宜。到了9月，清廷又任命陕西总督鄂善负责云南的军务，宁夏总兵官桑额负责云南的军事指挥。此时，吴三桂和他的党羽们正日夜密谋，准备行动。哲尔肯等人到达云南后，开始催促吴三桂起程。吴三桂表面上接受诏令，暗中却拖延行期，加紧谋反准备。

1673年11月，吴三桂叛乱，杀害了云南巡抚朱国治，拘捕了不顺从他的官员，并发布檄文，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为了制造声势，吴三桂还佯称要拥立“先皇三太子”，打着兴明讨清的旗号，蓄发易衣冠，传檄远近，同时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旧将吏，企图联合他们共同反叛。此外，他还移会台湾郑经，邀约其响应叛乱，企图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只是，吴三桂曾经引清军入关，亲手杀害永历帝的行为，导致他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

康熙以雷霆手段，平定三藩之乱。此后，清廷开始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利用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来制约武将，使得武将专权现象不再出现。帝国的藩屏，至此化为齑粉。

（编辑 陈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