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到1984

一、樟木箱里的秘密

在我把摇滚当时尚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小子，我年轻时可比你时髦多了。

我不信，去问母亲。母亲是老公安，口风很紧，顾左右而言他，似乎不愿提起那些早已尘封的往事。我就更不信了，以为父亲是吹牛。

直到前年春天的某一日，母亲把一床旧棉絮拿到院子里去晒，我才明白父亲没有撒谎。棉絮放在阁楼上的樟木箱子里，我在最底层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相册，大都是父亲的照片，他穿着花衬衣、牛仔裤、白色回力球鞋，还戴了副蛤蟆镜，长发飘飘，够酷的！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发生得有点儿蹊跷。那天阳光并非很好，空气中还有一股潮味，长沙的春天一贯如此，像个皮肤娇嫩的小妇人，一掐全是水。那床棉絮家里早就不用了，晒完后又塞进了箱子里再没动过。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母亲是故意的，想让我看见照片上的父亲。

我早就说了，母亲是老公安，她把工作上的手段应用到生活中并不奇怪。让我奇怪的是母亲的动机，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父亲的摩登往事？我拐弯抹角地问了好多人，都是棉花街的街坊邻居，终于窥破隐藏在那些照片后面的秘密。

难怪母亲不愿直言，在父亲年轻的时光里，在父亲那把早已消失的吉他上，母亲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两人能把二重唱演奏到底，完全是个奇迹。

母亲很可能是想让我自己去还原往事的本来面目，有些细节通过父母之口说出来，难免有加工的成分，不一定就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也是母亲在长期办案中总结出的经验，当事人的口供往往掺杂了很多水分，不能全部采信，要查清一个案子，特别是复杂的案子，还需要若干旁证。重口供，轻证据，容易导致冤假错案。

母亲如此用心良苦，说明那些事在她的人生中非常重要，或者说在她心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能还有点儿疼痛。事实上，在我揭开父母那段封存的往事时，胸口也有点儿隐隐作痛。都说至亲之间有心灵感应，从这一点来看，我绝对是亲生的。

我之所以怀疑自己跟父母没有血缘关系，是因为我从小就被寄养在离长沙两百多里的外婆家——浏阳河边的一个小镇上，直到初中毕业才被允许回长沙。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和父母在长沙生活，那些年的寒暑假，他们都带着城里人的骄傲来看我，凭什么？

从小我的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被遗弃的孤独，尽管外婆对我很好。我现在动不动就喜欢用文字来记录生活，长吁短叹，这都是被父母害的，是被遗弃的经历养成了我神经质的臭毛病。

我一度认为自己是母亲在派出所门口捡的弃婴，为自己“悲惨”的身世，在暗夜里哭过许多次，甚至想过离家出走，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我一直没有勇气，主要是缺少路费。每个月外婆给我的零花钱只够买几支雪糕，在我的孩提时代，雪糕对我的诱惑远远超过了寻亲的渴望。

我很庆幸当年没有干这种蠢事，否则，我可能真的成了被人收养的对象。以我好吃的本性，我还没有走出镇子五里路，就会被人贩子用一袋杨梅骗走。杨梅是我的最爱，每次我都会连肉带核一块儿吃下去，幻想能从肚子里长出一棵杨梅树，让我吃个够。

你们说我这样的智商，人贩子不拐我拐谁？

正因为我长久地游离在外，所以对父母的过往知之甚少。我曾经有一种嫉恨心理，对我回城前的家庭生活故意忽略。我暗示自己，那些跟我无关，是他们的事。我对这个家庭的了解是从中考那年夏天开始的，在那之前，我的记忆里只有浏阳河、原野、麻雀和稻草人。哦，还有外婆住的那栋经常漏雨的石头房子，它总是爬满各种各样的青藤，有时是葡萄，有时是打碗碗花。

我曾经问父母把我寄养在乡下的理由，父母的回答很冠冕堂皇——你从小就体弱多病，有必要在农村接受锻炼。我的哥哥姐姐也证实，我出生时比一只猫还瘦。我将信将疑，很多年后才搞清楚，这都是借口，我的哥哥姐姐都作了伪证。

我很感谢那些帮我填补记忆空白的人，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我父母的往事，也是他们的往事，整条棉花街的往事，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二、新官上任三把火

母亲去派出所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被监视居住的流氓“小白鞋”。

母亲身穿簇新的白色警服，腰佩一把锃亮的五四式手枪，胸脯高挺地走在1984年春天的棉花街上。半条街的人都在看着她，看着这个年轻漂亮的派出所女所长，目光中有惊叹、艳羡，还有敬畏。

母亲很享受这种注视，她故意放慢脚步，就是要告诉所有人，这条臭名远播的老街的治安面貌，在她的任上即将焕然一新。谁敢跟她叫板，绝没有好果子吃！这一天，明晃晃的阳光照在母亲银桂芳身上，她如同披上了一套白金锻造的盔甲，看上去就像湖南花鼓戏里那个挂帅出征的穆桂英。

被监视居住的“小白鞋”就是唱花鼓戏的，还是个小生。母亲走进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流氓住的红楼。这栋红砖红瓦、巴洛克风格的房子是棉花街最洋气的建筑，“小白鞋”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买下的，当时花了五百块大洋。

母亲从没有住过这么气派的房子，她好奇地东张西望，还摸了摸一块彩色花窗，想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以至于母亲一时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任务。

当“小白鞋”把目光从正在阅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上移开，透过茶色镜片缓缓落在母亲身上时，母亲的脸微微一红，仿佛自己不是民警，而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小偷。

母亲对“小白鞋”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完全是一副不良青年的派头，叼着过滤嘴香烟，衬衣比女人的还花哨，头发比她的还长，特别是那条包屁股裤子，看得她耳热心慌。

母亲把视线往下移，他穿的那双回力球鞋白得晃眼，像初春下在浏阳河面上的雪……他的打扮跟我家老照片上的父亲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小白鞋”就是我的父亲，他有个很不光彩的过去，曾经是母亲看管的犯罪嫌疑人。那天，父亲问母亲找谁。母亲反问，你能摘下眼镜跟我说话吗？“小白鞋”笑了，母亲给他的第一印象同样很糟糕——严肃、刻板、凶巴巴。

哦，对了，母亲身上还有股很浓的土腥味，像是条刚从泥巴里钻出来的蚯蚓。

当父亲摘下蛤蟆镜，母亲对他的厌恶又增添了几分。他的眼神是挑衅的、玩世不恭的。母亲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轻视过，公安局长都对她客客气气的，一个臭流氓，凭什么如此看她？

父亲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见了她连屁股都没挪一下，烟照抽，腿照抖，音乐照听，身后的双卡收录机里放着嗲声嗲气的歌，像吊丧似的。母亲有种上前扇父亲两耳刮子的冲动，但她忍住了，刚走马上任就动手打人，影响不好，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他。

来之前母亲就看过父亲的档案，眼前的父亲完全可以跟档案中的那个流氓形象重叠在一起。

父亲出身花鼓戏世家，从曾祖父那一辈起就是唱小生的。特别是我祖父，人称“啸天虎”，曾红透三湘四水。祖父母去世后，父亲进了花鼓戏剧团工作。他并不热爱唱戏，经常提着收录机招摇过市，带着一帮小青年跳摇摆舞。父亲本名赵海阳，因为喜欢穿着白色回力球鞋，就得了个外号“小白鞋”。几个月前，父亲被人举报猥亵女青年，因为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他被监视居住。

母亲压住火气自我介绍，她叫银桂芳，是棉花街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长。母亲特意在父亲面前强调，她以卫生员的身份上过南疆前线，还亲手抓过敌人的特工。

母亲没有夸大其词，她的确上过战场见过血，她在部队还当了连指导员，转业后回老家担任乡武装部长。那一年，母亲才二十五岁，花一般的年纪，来提亲的媒婆踏破了外婆家的门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棉花街人口密集，街办工厂多，治安形势复杂，因此在这里新设了一个派出所，有作战和捕俘经验的母亲就成了棉花街派出所的首任所长。接到调令那天，母亲兴奋得跑到山坳里打了一下午的靶。她有制服情结，一穿上制服就像花木兰披上了战袍，眼角眉梢全是掩饰不住的英姿飒爽。

当初转业脱下那身绿军装时，母亲失落了很长时间，她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头发枯黄了，身材也臃肿了，脸上还长了许多雀斑。随着“严打”如火如荼地展开，母亲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夜之间她成了一名公安。

母亲穿上笔挺的警服站在镜子前时，又找到了上战场的感觉。每天睡觉前，母亲都把警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下面，只有这样她才睡得足够踏实足够香甜。

母亲试图从气势上压倒父亲。她命令父亲每天写一份报告，把活动情况交代清楚。父亲轻飘飘地“嗯”了一声，然后继续看《约翰·克利斯朵夫》，把母亲当成了空气。母亲那个气啊，感觉不是她让父亲写报告，而是她在向父亲报告。

母亲以前听的都是《打靶归来》《军港之夜》之类的军歌，那些歌是雄壮有力的，朝气蓬勃的，跟父亲正在听的歌完全不同。

尽管母亲那时还不知道邓丽君是谁，但闻出了歌里面有臊气，她警告父亲不许再听这种靡靡之音，说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

父亲突然张嘴唱了一段花鼓戏《刘海砍樵》，他一人分饰小生和花旦两角，惟妙惟肖。母亲听得有点儿蒙，不知道父亲哪根神经短路了。

唱完后，父亲对母亲说，论格调，这些唱词比邓丽君的歌低俗多了，为什么《刘海砍樵》能唱，邓丽君的歌却不能听？母亲回答不上来，最后她恼羞成怒没收了那台收录机。父亲当场表示抗议，并且抱着吉他在母亲面前唱起了那种无病呻吟的歌。父亲的意图显而易见，你可以塞住我的耳朵，但不能割断我的喉咙。

父亲的声音很有磁性，是男中音，听得母亲脑海里像驶过一列绿皮火车。

从红楼离开时，春天的光影洒在母亲铁青的脸上，她意识到她和父亲之间将有一场持久战。

棉花街派出所警力不足，母亲发动治安积极分子轮流监视父亲，只要他有风吹草动，随时报告。母亲内心是很希望父亲有些小动作的，这样她就能找到把柄收拾他，出一口堵在心头的恶气。如果不忙，母亲就会到棉花街上溜达，躲在暗处窥视红楼里的动静，她一直没发现父亲有什么异常，这让她多少有点儿失望。但父亲如此老实，有可能是对母亲有所忌惮，这样一想，母亲又高兴起来。

街道办的同志每天都会把一份报告送到派出所，上面记载了父亲头天的活动情况，是他自己写的。父亲一手漂亮的柳体让母亲看了自惭形秽，跟父亲比起来，母亲的字就是春蚓秋蛇，是鬼画符。

父亲的报告并非记流水账，而是像日记，不，更像散文——有记叙，有抒情，有感想，就好像他不是被监视居住，而是在享受生活。父亲连日出和日落都会写进报告中，日出的大气磅礴，日落的悲壮苍凉都被父亲刻画得淋漓尽致。母亲严重怀疑这也是父亲勾引女人的一种手段，她在心里很不屑地说，会写有什么了不起，牛屎蛋外面光！

母亲到红楼突击检查过两次。

一次母亲刚到门口就听见楼板咚咚咚地响，她以为有什么突发情况，冲进去一看，是父亲在跳摇摆舞。那是母亲第一次看到男人跳这种舞，屁股扭得跟麻花似的，她的脸立即滚烫起来，心里咒骂父亲在抽风。

还有一次，父亲坐在窗前写报告，他身上有股淡淡的薄荷味。母亲提醒他以后不要写废话，要多做自我检讨。

父亲甩了甩长发，说他是被人诬告的，他没有犯罪，没什么好检讨的。母亲看过父亲的案卷，指控他猥亵的是三个本地女青年，只有口供，没有旁证。母亲坚信受害者的指控不会有错，一看父亲吊儿郎当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鸟。母亲要父亲从灵魂上拷问自己，说纸是包不住火的。

父亲懒得再跟母亲辩解，他空洞的目光穿透笼罩在湘江上的白雾，灵魂似乎飘到了对岸苍翠欲滴的岳麓山上，母亲却再次在这种目光中感觉到了父亲对她的藐视。

母亲终于找到了反击父亲的机会。

母亲上任两个月后，又有一名受害者来报案，这次不是猥亵，是强奸！受害者是幼儿园老师，因为跟男朋友吵了架，晚上独自在湘江边散心。一个留长发、背吉他的男青年走过来跟她搭讪。等她放松戒备时，那个男青年把她掐晕，强奸了她。因为害怕被男朋友嫌弃，她没有及时报案，只是把这段屈辱写在日记本里。后来日记被男朋友发现，她才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