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

引子

梦到邬冬梅之前，警察蓝曾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梦到邬冬梅不久，我穿上了警服，警号是我爸曾用过的。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天国俯瞰我的此举，是同意呢，还是一副要发脾气的表情。反正那一身警察蓝，我穿着舒服，生活也踏实下来。

当警察是否一种情结，说不清楚，自然与那个梦是没有关系的。或许是因为考完试，等着录取时，才又一次想到那个梦中的女人，才想到了当警察的爸爸。这一切，都是参加了警察招考引发的连锁反应。

我要说，我去考警，是向一位牺牲在公安战线上的老警察致敬，既准确，也高尚。事实上，当警察的想法是我折腾了两三年社会工作后，觉得必须走的路。用我妈的话说，这就是宿命。我爸如果还在世，肯定是不同意的。

一

邬冬梅是上第二节课时被班主任叫出去的。那一走，再没回来。那一天，我看到我爸穿着警服站在学校门口，他身边是顶着警灯、喷着警察字样的小面包车。不过，当时警灯没有转着圈闪烁，也没有听到拉响警笛。

邬冬梅不见了。我爸也好几天没见，回家问我妈，她说，你爸出差了。我就闭嘴了。在我家，一般都是这样，一旦问到我爸的事，大多是提到出差就可以打住。至于去哪儿，干啥事，都是不许问的，更不可能问啥时候回来。放在其他小朋友眼里，警察只有抓坏人的这一个事。

打小起，我就明白，我爸的工作与众不同，自带保密性，不是啥都可以给家人说的。晚间我爸如果不回来，不过是给我妈说一声，要加班。至于为啥要加班，加到啥时候，我妈也不问，自然也不知道。我起初问过我妈，谈到我爸工作时，说话前，她会静静地盯着我停顿几秒钟，然后轻声细语说，不知道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明白妈妈的“不知道”里面包含着多少难言之隐。做一个警察的家属真的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光鲜。只要我爸一加班，我半夜醒来撒尿，总会看到我妈睁着的双眼……

我要当警察，是跟我妈开着玩笑说出口的。她不置可否，只是微微摇着头，紧抿双唇，然后说，你都大学毕业了，这个事，自己决定吧。

那时候，距我爸出警殉职仅过去半年。

我妈一直记得我爸那句话，这次出差回来，休息两天，咱一起去省城瞧瞧儿子。

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工作，一直没敢让他们来，主要是因为打工没底气。只要他们一提，我准会推说自己什么都好。当时我是跟别人合租的房子，是那种互相不认识的人，而且租房时签过协议，不带他人进来，当然不包括家人。只是住宿条件太差，简直是一蜗居，爸妈一旦参观了现场，一定会伤感的。不管咋说，我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当初锦衣玉食，现在工作了自力更生，却更生得如此不堪。

我爸一般听到我说都好，就会顺坡下驴，对我妈说，孩子说了挺好的，就别去打扰他了。其实，他是宽慰我妈而已。一是他工作忙，确实不便抽身，二是因为他知道，我既然不想让他们去，就是时机不成熟。不料殉职前，他却意外地主动给我妈提到了出差后要来看我的事，不知是否有某种第六感的预警？所以，面对我爸的遗体，我妈一直在追问，你说话为啥不算数，说好的轮休呢？说好的一起去看儿子呢？这么多年，你咋就没有说话算过数呢？

我报名参加招警考试，不是因为要继承我爸的遗志。准确地说，我爸去世前，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我妈见到他时，我爸已躺在太平间。我赶回来给他送行时，我爸已躺在了殡仪馆。

我当警察，是在接到叶惠娟那个电话时立刻便决定的。那一刻，我正在管城街头吃着一块钱一个的鸡蛋灌饼，就是那种边煎边翻的麦面薄饼，半熟时把饼的中间挑开一个口子，打个鸡蛋流注进去，然后边煎边翻直到全熟。这种街头犄角的快餐，一般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一人煎饼，一人夹菜，一个小推车就是全部家当，占地小，流动快，很方便。

大学都毕业两年多了，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却一直固定不下来，要留在大城市的想法渐渐有点儿动摇。何去何从？一头雾水。叶惠娟的电话恰逢其时打来。

她说，你到底现在做什么工作呀？问你，也说不清楚。一会儿是在卖保险，一会儿又说是销售顾问。你不会还是流浪无着的浮萍吧？

她笑得很脆，很好听。

我说，除了不贩卖人口，我呀其他都想卖。什么是销售顾问销售经理？就是那种无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的人。要是炙手可热的东西，还用顾个什么问呀，经个什么理啊？

电话另一端又笑了，声音还是脆生生的，像被热醋杀过的黄瓜。

叶惠娟说，你呀，我看还是适合当警察。你爸就是警察，一般情况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不等我接话，她又说，我打你电话就是这个正事，我们市里招警，你要是工作还没着落的话，建议你先来试试这个，说不好就考上了。将来可以打仗父子兵，上阵亲兄弟。

叶惠娟是我小学至中学的同学，跟邬冬梅也同过班，上学时，很腼腆，没想到大学几年整个变了个人似的。我回家经过她生活的城市，她请我吃饭，喝起啤酒来，那叫一个猛。我说，你这丫头，果然是在长春上了大学，跟着东北人变成东北女人了。

她一笑，嘴里嚼着脆黄瓜，嘎嘣嘎嘣，说，咋的，这样不行啊？来，走一个……

看她一口喝干了那么大一杯啤酒，我也不甘示弱。没想到的是，她竟接二连三，很快，我只有招架之力。

她给我说了招警的事，是希望我认真地考虑一下。她大概没想到我会在电话里闪电般决定了，说，行，我去，考上考不上还不一定。考上了可以不去，但不考断然是没有可能去了。或许你会让我转变命运。

她又是一笑说，对头。快点儿回来，咱俩再哈几杯。

我回道，你都毕业几年了，吉林那儿不过才生活了四年啊，怎么就不会说河南话了？咱们河南话多好听啊。你这是忘本啊！

呵呵，也是奇了怪了。我咋跟你一打电话就唠起东北话。她笑。

是啊。我在沈阳上大学时，咱俩相隔不远。可惜当学生穷啊，也没能到长春去瞧瞧你。关键也不知道你这么个大美女在长春呀，要知道就是扒火车、炸桥梁，化身铁道游击队员也要去瞅瞅你。当然，还可以借机去参观一下长春电影制片厂。那可是我爸妈一代的文化滋养源呀，曾拍过许多黑白战争片。他们后来常常在电视上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反复收看这些老电影。

瞧你那点儿出息，她不屑地说，长春好玩儿的地方多了去了，只是遗憾啊，我当时还去沈阳看小故宫了，也不知道你在那儿上学呀，要知道肯定去你那儿混顿饭吃。弄不好，你还得给我买回程的火车票呢，这样可以省老鼻子钱了。

二

正是那次我回来参加招警考试时，叶惠娟提到了邬冬梅。

她说，你还记得你“媳妇”不？

我一咧嘴，刚想说话，她又说，听同学说，邬冬梅在国外发展得很不错，而且还嫁了洋人呀！你不会早把人家清除记忆了吧？

邬冬梅的信息，我还真没有。自从我爸的警车护送着她被别人接走后，不知道去了哪儿。我曾经试图问我爸，后来还是依着家里的规矩，憋着没问。当然，同学们有关她的传说却不断更新不断丰富，甚至都传起奇来。只是，大家传得都有些乱，毕竟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子，后来成年了对她的传说记忆则慢慢变得模糊一片。

直到叶惠娟那次提起，当年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而且那么真切，恍惚如昨。恰好那天，走在路上，街道的某个音响店里正在播放《昨日重现》。我禁不住也跟着唱：“When I was young，Id listen to the radio……”其实，这首歌，我根本唱不全，就喜欢跟着重复唱那句“Every Sha-la-la-la”，而且一遍一遍地“Sha-la-la-la”，也不见半点儿烦。想想歌曲中那个喜欢听收音机的少年，就是往昔的幸福时光，然而我的少年时光一去无返，突然还来了点儿莫名的神伤。

一个电话进来，立刻自我意识到，都这年龄了，没时间神伤了。生活开始一步步逼迫，工作，成家，两项都迫在眉睫。我妈一提，眼里便泛起泪光。

只是，我想到这两项，其顺序与古代的应该有所不同，现在必须调整前后秩序，你不立业，谁跟你成家？没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钱和工作连贷款买房的资格都不具备。人家女方说的也没错呀，娶了我总要下蛋吧，你没房？蛋往哪儿下呢？这是一个非笑话。

于是，我想到邬冬梅，是与以前不同的一种回想。因为这次涉及我的童年、少年，那种男女懵懂时代。同学们虽然习惯于称她是我媳妇，如果她与我真的一起上学到高中毕业，是否会在未来成为我媳妇？如果一起上了大学呢？我俩是否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青梅竹马？或许成了兄弟关系呢，也不好说！

那一天，因为叶惠娟提到邬冬梅，因为路边音响店里传来的歌声，我突然安静地坐在马路牙子上，专心回想起邬冬梅与我的童年。

她可是我童年中最重要的回忆啊！因为，在她走了以后那几天，我简直神不守舍，天天望着那个她曾经的座位发呆，还想着这是要空到啥时候人才能回来？忽然，课堂上老师提问，是后排同学用笔连续又戳又捅我的后背，并小声提醒，我才急忙起立，四顾茫然，咋啦？引发哄堂大笑。

也奇了怪了，那以后好像我被提问的频率竟然不断增加，而我的洋相随之倍增。比如另一次，老师问我一个什么诗句来着，我回答的是前一天数学课要求背的公式。

结果可想而知，这样几次答非所问，在同学们的爆笑声中就有人起哄，瞧这人，媳妇一走，人整个傻了两圈半。

当然，这个事，并没有延续很久，另一个女生从倒数第二排被老师调整过来。她的名字叫吴静。别提了，本来我跟她还是好好的，却因为她坐了我的同桌，占去了邬冬梅的座位，我从此对她爱理不理。甚至还发生过欺负她的小动作，比如，我在桌子中间画过一道线，严格不让她的肘部过界，否则，我的肘尖会撞过去。她当时生气极了，可是，好像她也没啥好办法，只能狠狠地瞪着我。是的，你不会想到，我有时故意过界，也不理会她的抗议。她只好把身子侧到桌子另一头，甚至一只胳膊置于桌面之外，桌上仅留下那个写字的右臂……

忘记说了，那时，我们正上小学五年级。慢慢地同学们传说，邬冬梅是她爹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

据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有板有眼地讲，冬梅亲生爸妈后来跟警察一起来了，她亲爸穿西装、尖头皮鞋，开的车真叫牛哄哄，比镜子都光，锃亮锃亮，能照人的影子，她妈穿旗袍的影子映在车身上，时而拉长时而缩扁。她跟她亲妈长得那才叫像，眉毛鼻子嘴简直一笔勾描出来的。送她走时，老师还对她亲爸亲妈说，冬梅再不用遭罪受苦了。邬冬梅也很决绝，连回教室拿书包都没有。

我一撇嘴，胡说八道吧，那天的警察是我爸，我咋不知道邬冬梅亲爸亲妈来的事？

自打记事我便与冬梅住一个院。我家在楼上，她家能住在两栋楼间依一面墙而建的临时铁皮屋，听说是因为她爹给院里打扫卫生不要钱而特许的。平时总见她爹捡破烂收废品，或在附近工地搬砖扛水泥之类，挣钱供冬梅上学。印象中的他，脸好像总洗不净，手也灰黑，却常在院里摆两盆水，给冬梅洗头。那头发乌黑乌黑，又长又滑，洗了擦拭后，她便一边瞧着小人书一边晾干，她爹用一把梳子慢慢地梳，再编两个麻花似的大辫子。院里的那个场景，一直在我成年后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年龄更小时，我俩“过家家”，她当我媳妇，掏个小土坑，弄些草梗、木条做饭给我吃，烤得黑乎乎的土豆，吃得我满嘴满脸满手黑灰，但很香。若遇有人欺负她，我也会挺起小身板去保护。记得有一次，她讲故事“刘糊涂断案”，把“断案”发音为“端儿”，引来小伙伴嘲笑。见她气哭了，我立刻冲向那笑声最大的男孩儿，结果被对方一拳打得鼻血直流，回家还挨了爸妈一通狠训。但我从来没听过她爹哪怕大声说过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