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智慧：王先霈先生门下求学有感

二十多年前，作为一名刚入职地方师范院校的文艺理论教师，从偏远的赣南，奔赴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师从王先霈先生。先生学养深厚、博闻强记，无论传统还是新知，皆有兼容消化之功。加之谨细求实、精凿不移的一贯学风，于中西文论会通、文学批评学理论建构、文艺心理学本土化等方面，各有建树。忝列王门，先生言传身教，学生唯有汲汲以求，以期学问长进。苦三年时短，而后又重回赣南，加之转战地方文联工作，虽还关涉文学，却与先生指引的学问之路渐行渐远。唯一自慰，便是没有脱离“批评”底色。若言尚有一技傍身，何尝不是受益于先生之“批评的智慧”所启迪、所引领。

“细读”：批评的基础和起点

先生作为学者、理论家、批评家，他在文艺学体系建设、教材建设，特别是文学批评学学科建立上的贡献为大家所言甚多。而他深耕教苑讲坛，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致力于训练学生对于具体文本的感悟能力和分析文学现象的操作能力，致力于培育学生观察并参与当前文学批评的习惯和兴趣，对一向不大为高校文艺学教学所关注之处，补阙挂漏、俾臻完善，恐怕只有亲历课堂的受益者，才能深谙其意义和价值。

初入王门，先生亲授的第一门课即为《批评实践·文本细读》。乍一听说，我还颇为诧异，精深奥妙的理论问题、新变不穷的学术前沿，不才是文艺学的专业期待视野？而在先生看来，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专业的教师、文学研究者，最基本的、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要学会用自己专业的方式面对文本，感受它、领会它、理解它，独立地对它做出判断。关于文学的一切精彩见解、高深理论，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从大量的文学文本中概括出来的，最终又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文学文本。概出于此，王先生煞费苦心地引领青年学子，着手批评具体层面的教学训练，开启我们的批评之途。

正式开课是博士一年级下学期，而谋划布置则早已开始。其一，让同学们从细读理论和细读示范上有所准备。先生所强调的“细读”，一方面是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而言，其理论底色主要来自英美新批评，但又远不止于此一家，而是涉及古今中外许多文学批评流派的不同细读，并要求展开说明我们自己对文本细读的理解。《新批评文集》所收“新批评派的细读式评论”五篇文章、哈里·列文《文学批评何以不是一门精密科学》、马克·斯毕尔卡《“太阳照样升起”中的爱情的死亡》以及俞平伯《读词偶得》，是先生开出的阅读参考。其二，参与课程的同学对某一具体文本解析做专题报告，先生特别要求我们要提前确定细读文本，精心校对后再发给他及同学们。先生将课程目标锚定为，课程参与者掌握从接受主体自己的文学理念出发，对文学文本细腻、深入、真切的感知、阐释和分析的模式及程序。

第一课是先生细读杜甫《登高》示例。先生设置了几个开放性话题直接引导大家进入文本。“登高”“猿啸”“鸟飞”“落木”“长江”“悲秋”等都属于陈词，意象并不新鲜，可是全诗却有气势，有强烈感染力，这是什么缘故？有人说“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两句无力，也有人说这两句有余韵，你同意哪种意见？有人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中“落”字与“下”字重叠，你怎样看此句？此诗与多数律诗不同，八句皆对，首联当句对，用在这里有什么效果？……先生以流畅而不急切、精细却不烦琐、理性但不艰涩的语言娓娓道来，偶有停顿，必然是深思回味之处，此时往往两眼微微仰视，睿智的目光看至很远很远。

恍然间，“文本细读”于我，似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不同于本科时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不再从作者、时代背景等先入为主，相反，作为细读者，要尽量减少干扰，不畏作者盛名，不受环境牵扯，竭力养护自己面对文本的纯真艺术感受。也有别于硕士阶段的文学批评课，那也是训练，但更侧重用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如文体学、心理分析等），从专门的角度对文本做剖析。现在我们更强调以纯粹之心，保持在艺术之美面前的惊异感、新鲜感，火静而朗，水停以鉴。

细读课堂饱满而富有张力，每一位参与者要紧紧追随专题报告人的步伐，进入文本世界，寻找、放大各自的审美感受，在细读主体与文本的双向奔赴中，不仅完成对文本的品鉴，更进入小径交叉的花园，苦心触摸，探寻文本细读的路径所在。

记得当时我选读的是王安忆新发表的短篇小说《喜宴》。我竭力向课程要求的技术路径靠拢，按两步走的模式开展细读。第一步，紧紧抓住自己在美的对象面前“情绪的轻微颤动”——先生所特别看重和强调的——然后沿着“轻”而“圆”的审美初感，继续做一种格式塔式的感知、放大、探寻，人物、结构、情绪、故事等，无一例外强化了这种浑圆自成的审美快感，而且随着阅读的纵向推进，愈发明了清晰。第二步，实证的分析，即将妙不可言的审美感受化作“可以言说”之物，开始做理性思考：不同于惯常的叙事文本，有人物群像但无中心人物，也不着力刻画人物性格；有情节却又漫不经心，似乎无意构塑精彩故事；亦不同于一般抒情体小说，情感抒发并不明朗强烈。此时，另一种解谜式的、更为理性化的审美愉悦开始浮出文本地表。人物性格不是中心，但文本刻意近乎琐屑地交代人物关系，这种关系构塑的张力取代了人物塑造。同时文本选择了类似传统说书的“讲述型”而非“呈现型”叙述模式，特别是段落上有意为之的匀称和谐，回环复沓、前后呼应的流动的“圆”叙事造型，正是如此这般叙事特征，带给阅读者“轻”“圆”的审美印象。总之，要把捕获到的文本审美信息、信息和作品语言形式的关系，也就是审美信息怎样被文本表达出来，又怎样被接受者感觉到，条分缕析，并用批评话语把“妙不可言处”加以陈述。

当时课堂上我做的是偏向技术性、实证性的解读，其实还是留有诸多不足，譬如形式和形式背后的问题，特别是形式究竟赋予了文本哪些丰富而不一般的内涵，未能更进一步发掘。但先生一再肯定鼓励，要我们敞开胸怀去感受，大胆地推想以至猜测，坚实地推理求证，感受、体验、剖析、推论，他称其为“文学文本面面观”：上下左右，里里外外，文体分析、新批评的细读、印象派的涵咏加技术化的分析，审美性与实证性并重，理性的甚至有些机械的分析也可以尝试，只是一定要落实到文本。先生反复强调，我们的课程本身就是探索，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念都要有信心，彼此在争辩中互相启发、互相吸收。

那年，选修这门课程的有文艺学专业文学批评学、美学方向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选来作为细读对象的文本，自然多种多样，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都有。而这也正是先生所期望的，我们要逐步培育起宽泛的审美感受力和精细的审美辨别力的恰当结合。传统的和现代的、象征的和写实的、现实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各色各样，批评者可以有偏好，但不要排斥其他；在丛花的背景上，最爱之花的色与香的独特之处更鲜明。

一个学期的训练下来，游走于各种类型的文学文本之间，我感觉到内心有一种生长的力量，不断拔擢着自己文本审美感受的获取、提升、实证、传达的能力，并养成了一种文本在先的批评习惯。正如先生所言，一个人在文学专业念了好多年书，学了许许许多多的名词术语，熟悉不少的理论经典，对一个新的没有别人的现成评价的文学文本，却不能判断它是好是差，好在哪里，差在哪里。而他从问题关键处着力，认为对文学文本做出正当反应的能力，可以在接受的实践中经过长久积累自然而然地养成，但这方面成熟、稳定的能力，更需专门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训练。科学的训练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门课程就是帮助我们养成细读的习惯和能力。“细读”在这里，不再只是学界惯常认定的一种批评的方法，而成为批评的题中应有义，是批评的基础和起点。由此，我仿佛触摸到了文学批评的些许脉络，细读课程实乃“授人以渔”，在我们未来面对文本时，能从容而坚定地找到批评的出发点和方向。

“实践”：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

博士阶段的学习，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自然是第一位的。先生一再教导，做研究要“抓住头脑里闪过的吉光片羽，经过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轮回反复”，但他特别强调“在思考遇到困难，脑子累的时候，也可以放两三天，写点小文章，再回到学位论文上”。“写点小文章”，这里指的是参与当代文学批评活动、撰写评论文章。所谓“小”，主要是就学位论文的体量比较而言，实际上先生从不轻视这样的“小文章”。或许出于治学由衷之感，以“小文章”为研究之余，从而使学术研究张弛有度、乐而不疲，亦是学问之道的总结和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在“小文章”中包含着他对文学批评的大用心、大智慧。

先生治学从文学而国学，从文艺而文化，重心落于“文学批评学”建设。尤令人慨叹之处，在于他理论研究中鲜活的当下现场感，与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实文学语境时时关联，从不脱节。在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包括大量的当代文学评论，他甚至把兴趣和精力集中在一些尚未功成名就的新人新作上。这固然与先生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一职，身体力行地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地域性文学的积极介入有关，亦是职责所在；但恐怕更多还是蕴藏着对批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良性互动的深长用意。无论是近些年以课题为中心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还是历来只将理论研究作为学术主业，文学评论事实上并不为学界和高校所重视。先生作为有专门成就的学者，却并不忽视批评实践。他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在意文学的生命力；既将理论研究之光投射进现实文坛，更以当下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之观照赋能理论研究，突显其中的问题意识。

先生作评论文章，一方面以理论家之功底，将文艺理论、批评理论研究与文艺作品鉴赏、评述融会贯通，看似印象偶得却深藏理论的奇妙点化，触角敏锐，视野开阔；另一方面却无“学究气”，大都是有感于阅读因心之触动而发声，谈及理论观点绝不脱开文本而生搬硬套、自说自话。他一直强调评论者对于被评论的作品应认真阅读和细心体察。照说，这本是文学评论写作起码的前提，可是，若干年来，在作品讨论会上常常有人说：“最近很忙，来不及细看，匆匆翻阅了，谈一点感想吧！”作品没有一字一句地看过，感想从何而来？这样的情况多了，人们也见怪不怪。但先生坚持认为，即使评论的意见，听者不完全赞同，也往往不由得认真严肃对待，作家和读者也会从这些意见中受到激发、受到启示。极而言之，一个从真实的、深刻的感受出发的偏激之见，比之四平八稳的永远正确的套话，对作家、对读者，以至于文艺科学，都要有益得多。因此，先生不惜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联手高校、作协和媒体，跟进研读新近作品，组织评论研讨对话。

先生既为当代批评发声，又着力于批评学理论的建设。或许正是在两个场域的碰撞和对话中，他对于批评学本身、批评方法等更有切身体味和感悟，所以治批评史，不囿于传统国故文献之学；批评理论研究，不流于浮泛架空之谈。他特别看重并有意发掘研究理论材料中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现实激发力，关注对现实的审美和文艺创作的影响力。先生坚持认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如果对当代巨大而深刻的文学变革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不能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怎么能指望他为阐明这种变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呢？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实际的碰撞中，拓展思维空间，也许比单纯形而上的冥思苦想、比单纯形而下的实际操作，有更多接触、发现新知新见的机会。在文艺学建设上，先生旗帜鲜明地赞成多研究问题，不轻言重建体系；同时，在文艺学内部，把理论的抽象同文学史的总结、批评实践的深化更紧密地结合。体察当下文坛、关怀现实创作，成为先生学术之途的鲜明特色。

作为先生门下文学批评学方向的弟子，耳濡目染，参与当代批评实践，便是自然。如今想来，收获又岂止几篇评论文章？感同身受的批评实践，反哺于批评学理论研究，实在是大有裨益。这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可谓感触最深。论文选题以京派批评为例，谈及中国现代批评的转型与建构，对当代文坛的关注和对文学创作及批评现状的在场体会，反过来促使我在史的研究中注入当代批评建设的问题意识，在思路上始终坚持寻找历史和现实的勾联之处：京派批评家的思考求索，他们的成败得失，包孕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因子。他们遭遇的困惑，依然是我们今天要突破的难题。例如，如何面对强势的西方理论范式，如何面对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社会实际、文学实际的扞格；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如何摆脱古代传统中保守力量的控驭，而充分发掘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成分；如何处理现代化过程中，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文学生产对文化商业的依赖两者之间的关系等，京派的解决思路值得我们反思。如先生一开始所要求的，不是就囿限于京派而谈京派，不是就文学史而谈文学史。在理论研究中张扬时代性和当下性，这应该是先生在学术传承中给予后学者弥足珍贵的治学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