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苟言笑的良师益友

那是快四十年前的事了。1986 年，我考上华中师大文学院的研究生，师从王凤老师，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刚入学不久，就听说王先霈老师的课讲得好，于是就“潜入”助教班听课。果然，王老师走上讲台，没有讲义，也不带书本，手中就一张小纸片，上面大概就几行字，即开始侃侃而谈。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语录谈到文学批评写作，虽风格朴实，语调也平和，而且眼睛习惯于看着教室的后方，好像神游在那个浩瀚的世界中，却能让大家感慨：“王老师的记忆力真好！讲得真好！”印象最深的，是讲到艺术形式的重要，老师举的例子是京剧中水袖对于表达情绪的意义。对于当时特别注重文学的启蒙作用的我，的确开阔了眼界。下课后，他也不像黄曼君老师那样，笑眯眯地问我们读了什么新书，听说了什么新的观点，赶紧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和圆珠笔，记下来，而是飘然而去。后来，一位从华中师大文学院本科毕业，接着在南京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现在已是上海某大学教授的学者在多所名牌大学听过课后，很有感慨地说：“华中师大的老师在讲课方面，是可以进入中国高校‘四大天王’的。”的确，华中师大有好些讲课极佳的老师，王老师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

课余听了解王老师经历的同学说，王老师一家人曾下放农村。那时一家人生活艰辛，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半个月就用完了。老师之所以写作勤奋、成果多多，原因之一是挣稿费补贴家用。（“文革”中，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因此，这种传闻应该指的是“文革”结束后恢复稿费制度的那几年。）然而，我又觉得，王老师广博的才学、沛然的才情，却不是为了改善生活的动力能够催生的。为了挣稿费，完全可以去写通俗小说呀！事实上，王老师的著述，从《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与张方合作）、《文学评论教程》（与范明华合作）、《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民合作）到《文艺心理学概论》《小说技巧探赏》《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都是视野开阔、功力深厚、新见迭出的学术成果，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一次我在资料室翻过期刊物，偶然从《花城》杂志某期上发现了署名“王先霈”的短篇小说《辛弃疾挂冠》。不久路遇王老师时，一问，果然是老师的大作。我就说：“王老师，您可以再写几篇历史小说啊！”老师听后淡淡一笑：“写着玩的。”在文学院，不止一位先生常常强调，文学院是培养研究型学者的，而不是作家。每闻此语，我都会想到鲁迅、郁达夫、废名、老舍、沈从文、冯至、姚雪垠、施蛰存……都是一身而兼学者、作家二任（乃至诗人、收藏家……几任）的“斜杠”文学家。当代也不乏在大学任教的作家，像马瑞芳、曹文轩、格非、阎真、南翔……这些话当然不好对老师说。何况我知道，王老师是大忙人，写书、上课题、带研究生，参加全国、省、市的许多作协会议（后来还当上了省作协主席），显然分身乏术。

王老师的不苟言笑众所周知。记得有一次，老师约去他家书房谈话（好像是了解我的研究想法），我从书柜上贴着的一张有些发黄的白纸上看见了“先生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毛笔书法。那是陶渊明的诗句，显然也寄寓了老师的心声。那是一个忧道的时代。其实大家不也都一直在忧贫么？“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尽人皆知，其中的辛酸大多数人都曾体验过吧！有一段时间老师招了几位部队作家研究生。其中一位去过老师家后低声对我说：“王先生的生活还比较清贫呀！”那时已经到了90 年代。商品经济大潮高涨不久，社会上“下海”的喧哗一浪高过一浪，校园里老师们生活的点滴改善也才刚刚开始。所以，老师才不苟言笑吗？而那时的我们，既对启蒙话语有强烈的兴趣，也受当时风靡文坛和社会的“王朔热”的影响，开始以幽默、调侃的插科打诨去化解种种无奈。

还记得有一次，和老师一起去北京开会，被安排与老师一起住双人间。我当时就感到有点不自在，不知道如何与不苟言笑的老师交流。晚上熄灯后，我的习惯是早早入睡。我想老师也累了，应该早点休息吧，没想到老师过一会儿提起一个话题，再过一会儿又提起一个话题。我当然有问必答，而且尽可能简略，同时也感到，老师其实是很愿意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沟通的啊！

不苟言笑，自有威严。有一段时间，王老师当上了文学院院长，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讲学科发展，仍然是全局在胸、侃侃而谈的风格。不久他就成立了“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集合起一支队伍，开学术会议，报课题，一时风生水起。后来，他又去了出版社当社长，也是很快就带去了一股新风，如编《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我的第一本书《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就忝列其中），就颇有影响。再后来就任省作协主席，大力扶持青年作家，给予他们言简意赅的点拨。记得当时邓一光在《芳草》杂志发表了一篇回忆父亲往事的散文，王老师看后，建议他可以写成小说。不久，邓一光果然写出了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小说选刊》首届最佳优秀作品奖）。开研讨会时，他特别感谢王老师的点拨，使他茅塞顿开，获益匪浅。王老师还长期担任《文学教育》杂志的顾问，给各种文学教师培训班开讲座……由此可见，他不仅在学术上收获丰厚，也对学科发展、出版规划、文学创作多有创新之思。这与大学教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著书立说的风格有些不同。大家也对他十分敬佩。

相处的时间久了，慢慢发现老师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有时，大家在一起聊聊有趣的段子，老师听后也会开心一笑。有时开会时，谈到某个话题，老师也会冒出几句幽默的玩笑。记得有一次在市作协开完会回学校的出租车上，黄曼君老师开玩笑说：“王先霈，我就不相信没有女生向你表示过……”王老师是黄老师大学毕业留校后教的第一届本科生，所以黄老师可以言无禁忌。而王老师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那你给我介绍一个咧！”那一刻，我感到十分有趣。时代在变，生活也变得五光十色了起来。所以，一向不苟言笑的王老师也与时俱进，变得有些幽默了起来。只是，他好像很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

该严肃的时候，王老师还是非常正经的。那一年，为黄曼君老师做六十大寿，已是满头华发的王老师作为黄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代表，发言时站立着，表达了对黄老师的感念之情，也给喜庆平添了一些肃然之气。那一刻，我想到了“师道尊严”的传统。老一辈学者常常特别令人感动，就与这些已不流行的言行举动、礼数讲究密切相关。还有一次作协开会，大家谈到了现在有些作家只听得进表扬和奉承的现象，王老师认真地说：“从现在起，得立个规矩：评论家不能随便写评论。今后写评论，得有报酬。”那意思是，得抬高一点门槛。尽管这个规矩不一定得到了大家的严格遵守，开起会来，大家还是表扬居多（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气。谁愿意把研讨会开成一个不讲情面、气氛压抑的批评会？）。但是，我还是注意了表扬，但不说过头话；有意见也委婉地提，而且尽可能提出建设性的想法。即便如此，也仍然有作家（包括已经成名的作家）感到不满，甚至当场表示不接受批评。这时，我的态度就是：不争论。各行其是吧！今后写文章时，绕开这些自我感觉太好的人。也因此，每当我读到一些言过其实的溢美之作时，我会想到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那些不唱高调、谦虚自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大师们，并将他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评论界也常有“一般的评论文章，其实进入不了高校的评价体系”的说法这说法也成为一些评论家尽量少写一般性评论的理由，但大量的一般性评论仍然以看不过来的频率激增，因为一般性刊物的存在总有市场。如此看来，王老师很少写应景之作可能除了忙，也是一种姿态吧！——一种不轻易表扬的严肃姿态。开研讨会，我注意到他的发言也很少溢美之词，而且常常由一点感想谈开去，谈到许多文坛轶事，对于文学的独到见解，乃至关于社会、时事的看法，是可以使人感到弦外之音的。有时，我会很认真地建议：“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可以写写这方面的见闻，一定对于后人了解那些往事很有帮助的。”而王老师的回答是：“那样弄不好，会得罪人呐。”想想也是，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够嘈杂的了。

生活中一直有不可承受之重！不管时代怎么变，活着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是的，我在这篇印象记中不止一次用到了“不苟言笑”这个词。这四个字中包含了我对于王老师的一个基本印象，而从这四个字中，我觉得是可以感受到那一辈人在风风雨雨中生活、工作、小心谨慎、严于律己的种种克制、压抑与默默打拼的。其中，有令人感动的坚忍，也有许多深藏心中的隐秘吧！谁又没有一些不宜明说的生命感悟呢！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近年来，与王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了，即使只是几句问候，仍会感受到第一次听老师讲课时的平实、淡定、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