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盛大的野外音乐会

黄帝以及与他相关的故事在《庄子》中所占分量不轻，出现过三十余次。在《庄子》中，黄帝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角色，他不仅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形象出现，还在庄子笔下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含义，象征着对自然、道、智慧以及超越权力和世俗欲望的追求。特别是有关黄帝登昆仑山丢失了玄珠的故事，黄帝前后派遣代表不同智慧与才能的四种人前去寻找，结果唯有象征着无心、无迹、忘我、内心一片混沌的象罔把玄珠找了回来（见《天地》）；还有黄帝前往具茨山寻找大隗的故事，尽管一行人个个顶着“圣”的光环，却全都犯了“迷糊”，最终迷失了道路（见《徐无鬼》）。这两则寓言都大有深意，反映了庄子对黄帝在历史转折时期试图采用“人道”与“天道”相结合的治国方法的思考。庄子的这一探索，集中体现在《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故事中。

宫廷音乐走进了民间

据文献记载，黄帝曾作过《咸池》乐。《礼记·乐记》给予这首乐曲“备矣”的高度评价。汉郑玄《疏》说后世的帝尧在演奏黄帝的《咸池》乐时还做过“增修”，可见这首曲子流传时间之长，受人之重视。不过，与儒家以及其他典籍相比较，最重视黄帝《咸池》乐的还是庄子。《天下》在列举“古之礼乐”时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黄帝的《咸池》乐被排在了首位。而且《天运》还对黄帝演奏《咸池》乐的过程以及听众的感受做了详细的描述。可见庄子对黄帝《咸池》乐的重视。

《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咸池》乐是祭祀地神的舞乐，《咸池》乐的作者又是天子黄帝，演奏的地方应该是在富丽堂皇的宫廷庙堂之上才对。可是《庄子》中的两篇文章都说到黄帝是在“洞庭之野”举办的大型演出。这样的话，《咸池》乐的听众观者就不仅仅是达官贵人，一定还包括普通百姓。以天子之尊离开宫廷庙堂亲自指挥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让天下人共同欣赏，这场音乐会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场盛大音乐盛会的叙事，是从一位听罢《咸池》乐后的听众畅谈自己的“观后感”开始的：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北门成告诉黄帝他在聆听《咸池》乐曲时内心所经历的三次变化：开始时惊惧，继而感到松弛，最后觉得心神恍惚，如同置身于广阔无际、幽冥寂静的境界之中一样，竟然不能掌控自己了。

《咸池》想必曾在宫廷庙堂之上演奏过多次，但《天运》记载的这次演奏地点却在“洞庭之野”。

著名的洞庭湖是春秋战国时才有的名称，黄帝的《咸池》乐显然不是在那里演奏的。太湖附近有座洞庭山。唐成玄英《庄子疏》特别指出这个“洞庭之野”不是太湖的洞庭，而是指“天地之间”，意思是说黄帝的这个演出地点实际上并不存在。后代学者承袭此说，甚至认为“洞庭之野”类似于庄子心目中的“广漠之野”。

除了《天运》之外，《至乐》也提到《咸池》乐在“洞庭之野”的演奏，并说演奏时“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人卒”就是普通百姓，就是说《咸池》乐在洞庭之野演奏时，来自各方的普通百姓听到乐声都聚拢在乐团四周观赏。这样看来，《咸池》之乐的演出之地究竟是在太湖洞庭山还是“天地之间”的什么地方，总之肯定不在宫廷庙堂，也不在杳无人迹的“广漠之野”，而是在一个有人往来的地方，除了北门成之外，还有其他听众，这充分说明这场“洞庭之野”的音乐盛会是为人举办的，而不是为了娱神。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寓言故事中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位自然是黄帝，另一位则是北门成。成玄英认为北门成是黄帝的臣子（见《庄子疏》），但如果北门成果真是黄帝的臣子的话，他不会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咸池》之乐吧？更大的可能，北门成应该只是“洞庭之野”音乐盛会的一名参与者，只是《至乐》所说的“人卒”之一。其实，北门成有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则故事中成了听众的代表。

北门成是一位擅长在音乐中引起情感共鸣、对音乐的表现力与独特魅力有着高度鉴赏力的听众。

据北门成说，他初听黄帝《咸池》乐的第一个感受是“惧”。“惧”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突然迸发出的音响。《咸池》乐类似于黄帝时期的大型交响乐，在听众静静等待之时突然各种乐器齐鸣，巨大的乐声让听众一下子受到了音乐的感染。黄帝是天子，深谙新政发布时第一波反响的重要。因而黄帝也把这一招数运用到了他的音乐表现中，一开始便以听觉产生的效果牢牢抓住了听众。原因之二是乐曲所表达的内容。从北门成所描述的感受来看，他的“惧”并不完全是一种生理的反应，更多的还在于内心深处受到了音乐的震撼，使得他与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产生了某种共鸣，将他带入黄帝《咸池》乐的境界之中。所以说随着乐声的响起，《咸池》乐在音响与内容两个方面都触到了北门成的内心深处。

第二个感受是“怠”，这时北门成的心情由惊惧震撼逐渐趋于平静，身心产生了一种松弛感。这时音乐表达的是一种放开手、听任命运自然发展的自在惬意，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听众的心境从“惧”逐渐过度到“怠”，而对演奏或指挥者黄帝来说，在经历过乐曲震撼人心的开端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是舒缓轻松的自然旋律，目的是要把听众的情绪带入一个无拘无束、轻松自在的人生境界。

第三个感受是“惑”。这是黄帝演奏《咸池》乐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惑”是人的精神由舒缓轻松的“怠”进入一种类似迷幻的状态。当北门成沉浸在音乐所产生的“惑”的境界时，他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洞庭之野”，身心随着音乐飘移在一个广漠无极的空间，完全失去了思维与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产生了不能自我控制的恍惚飘摇、“荡荡默默，乃不自得”的感觉。

北门成在《咸池》乐中感受到的这样三种境界，特别是他最后体会到的“惑”，其实就是《逍遥游》中尧从藐姑射山下来后“杳然丧其天下”所感受到的“杳然”，《齐物论》南郭子綦所讲述的人籁、地籁、天籁的三重意境，以及《大宗师》卜梁倚由“守”到“外”最后“朝彻”的过程。由此可知，黄帝把原本是庙堂宫廷音乐的《咸池》搬到“洞庭之野”，正是为北门成这样的“人卒”演奏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北门成以及天下“人卒”受到震撼，将他们带到一个“惑”的世界。

由人到天再到“大清”

作为听众，北门成切身感受到了《咸池》乐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感受到了由“怠”被引入“惑”之后的一个虚幻缥缈的境界，但此时的他还只是处在知“惑”却不知所以“惑”的阶段，并不明白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北门成的这番经历，很像是庄子做的那个“蝴蝶梦”。庄子在“蝴蝶梦”中化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当他醒来时，“则蘧蘧然周也。”虽然庄子也感到吃惊，但他懂得这就是“物化”，就是现在与未来世界的区别。而北门成与“人卒”被黄帝的音乐带入了“惑”的境界，现在又回到现实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但也正是由于北门成的不知其所以然，才有了黄帝对这场音乐会的详细解说，也才使得庄子能通过音乐的演奏以及演出效果对黄帝的治国理念做一番考察。

黄帝是这么解释的：

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

你大概会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以人道演奏《咸池》乐的，效法的却是天道，又用礼义来推动，所以才能演奏出人道与天道相合的“大清”境界。

原来黄帝创作并将原本演奏于宫廷娱神的舞乐搬到了“洞庭之野”，让“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其意图就在于以音乐的形式对人进行教化，是要通过人事、天道、礼义的展示，最终达到一个“大清”的世界。

黄帝对《咸池》乐的演奏效果是相当自负的。“汝殆其然哉”透露出的不光是音乐家的自信，还有着天子的霸气。而北门成为什么会产生“惧”“怠”以及“惑”这三种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黄帝在他的音乐中加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内涵。首先，从“奏之以人”的“人”到“征之以天”来看，这个“人”指的是人事、人道，也就是现存的由天子制定的百姓所要遵守的各种社会典章制度。而“行之以礼义”是说所谓人道的内容就是“礼义”。换句话说，“奏之以人”的乐声传达出来就是“礼义”。“天道”指的是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当黄帝《咸池》乐的“礼义”与天道相融合的时候，人道的“礼义”就具有了“天道”不可违抗的神圣意义。天下百姓或许可以不服从“礼义”，可是不能不顺从于天道。黄帝这几句对《咸池》乐的解说清楚地表明他举办这场“洞庭之野”音乐盛会，就是要用音乐将人道所实行的“礼义”纳入“天道”的范畴中去，将“人道”与“天道”融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建之以大清”的理想，让所有“听众”都进入“人道”与“天道”合一的“荡荡默默，乃不自得”的境界，以证明“礼义”原本就合乎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是人性所固有的成分。而人们最后所进入的那个“荡荡默默”的“大清”世界，在本质上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古之人”时代的“至德之世”，是“骷髅梦”中骷髅所描述的那个理想世界。

由此来看，与其说黄帝是在谈音乐，倒不如说他是在探索他所推行的“礼义”之道的施政理想。庄子在《在宥》中曾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就是说，人心原本淳厚，“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只是因为黄帝“发明”了“仁义”才扰乱了人心，扰乱了“至德之世”。这也说明，“仁义礼乐”最早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是从黄帝开始的。

“至德之世”代表了庄子的理想盛世。按照庄子的描述，人类是从“古之人”的“至德之世”发展到人心不古的“是非”时代的。在这个历史拐点，社会现实向人们提出了设立一个新的维系人心的游戏规则来替代“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任意而为的自然体系的要求与需要。黄帝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于是，“仁义礼乐”应时而生并逐渐成为教化百姓、确保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工具。对黄帝来说，新的维系人心的理论要想让天下百姓自然接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但黄帝同样重视教化的作用，他也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至德之世”那样的太平社会。所以，他在“洞庭之野”演奏原本在宫廷庙堂娱神的《咸池》乐，就是想以天子的地位与威力演奏音乐，达到震撼天下、教化百姓的作用。

雷霆惊醒了蛰虫

宋陈旸《乐书》说：“盖五帝之乐，莫著于黄帝。”就是说，黄帝是中国礼乐体系的创建者，也是先王之乐的集大成者。对黄帝来说，音乐的作用是巨大的：

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作为天子的黄帝，他所做的一切都以治理天下、统一百姓思想为第一要义，音乐创作也不例外。《咸池》乐是黄帝政治理念在音乐领域的实践，也是他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之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娱神或者自娱，更不是为了娱乐百姓。在黄帝心目中，最完美的音乐，首先要与人事相应，依从人间的道理，要顺应天道的自然法则，而后用五德来推动乐曲的发展，并且与自然万物相协调，调和四季的变化，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一起。

这段话既是黄帝对音乐如何发挥巨大社会作用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为音乐设立的最高标准。这就是说“至乐”首先要表现的是“人事”，反映的是人间的事理。而所谓“人事”，就是黄帝在人间“行之以礼义”所从事的一切。而且，黄帝所实施的所有“人事”都要与“天理”相合。“天理”不可违背，顺从黄帝的“人事”就是顺从“天理”。黄帝相信，《咸池》乐所体现的“人事”与“天理”相合，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北门成等“人卒”的意识，使他们像顺从“天道”一样顺从“人道”，自觉将原本强迫百姓接受的“经式义度”，也就是所谓“人道”，自然地融化在对“天道”的顺从之中，从此在百姓的潜意识中认定“人道”如同“天道”一样不可违逆。黄帝还明确地指出，“五德”要在音乐中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顺应“自然”变化的节奏，然后才能确保人道与天地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

此时的音乐听起来犹如春夏秋冬相互更替，万物顺应自然生长，有时盛有时衰，就像是文武之道交替使用一样。乐声时而清时而浊，如同阴阳和谐运转，像流光一样飘转到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