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学道校士拔真才”看院试阅卷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选拔出的人才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第二级是乡试，选拔出的人才称为举人。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选拔出的人才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这三个层级的考试，各有其命题特征和阅卷标准。院试由学道或学政主持，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场预备考试：第一场为“州县试”，由知县或知州主持，考中的称“童生”；第二场为“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这两场考试没有名额限制，知县或知府一般总是让考生通过，以便他们有机会参加“院试”。

院试是决定童生能否成为生员的关键一环，录取的比例极小，100名考生中通常只有1至2名。院试过关，考生便取得了生员或秀才的资格，正式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虽然秀才不能直接做官，但一方面，他们从此在经济上免于赋税和徭役，国家还给予一定的例银或其他津贴，在社会地位上高出平民百姓一等，见知县时不必下跪；另一方面，他们可参加举人等更高级别的考试，有希望跻身上层绅士的行列。

院试选拔生员，主要依据是考生正场制艺（俗称八股文）的得分。从理论上说，评分是有客观依据的，每一份试卷的得分，与其实际水准理当基本相符。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避免出现误差，其原因有三：一是考官的精力不可能总是饱满的。清代的纪昀，多次担任考官，每次阅卷之前，他都要拜文昌帝君，不求别的，但求让他一直保持良好的阅卷状态，以免因精神疲惫而判分失当。纪昀的担心表明，因阅卷时间太长，每一个考官都不免有疲惫的时候，甚至可能长时间硬撑着改卷。二是考官必须保持阅卷进度，不大可能对每一份考卷细加推敲。三是考官的水平和趣味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些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分。

《儒林外史》“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节，写考官评阅试卷，有助于读者了解院试阅卷的一般情形。周进做了广东学道，第三场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第一个交卷。周学道将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儿，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遂再次拿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看完，觉得有些意思。当他将范进的卷子看过三遍后，印象更好了，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

考生的中与不中，存在偶然性，于此可见一斑。假如周进只看一遍，范进岂不是还得做童生？而只看一遍的阅卷方式，在院试中才是普遍现象。清代流传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的说法。所谓快，即交卷越快越好；所谓短，即篇幅越短越好；所谓明，即文章的意思越明快越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共识，是因为督学使者按临各郡考试秀才和童生，每次须分十多场，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太紧，不可能从容评阅考卷。为了赶时间，录取名额一满，尽管考试还没结束，录取名单照样公布。有些写得不够快的考生，或因文章篇幅长而拖延了时间的考生，说来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他们正伏案苦思，或挥笔疾书时，忽然听到鼓吹聒耳，龙门洞开，才知道是公布录取名单，于是，不等写完考卷，便踉踉跄跄地走出考场。

“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出现一些失误是在所难免的。范进的运气好，他第一个交卷，占了“快”的优势，否则周学道连看第二遍都来不及，遑论第三遍？范进的文章是否“短”，《儒林外史》未作交代。但可以断定，绝对不属于“明快”一类，倒是写得相当含蓄，需要反复品味，才能体会出其用笔的高妙。

一般说来，以含蓄见长的八股文不适于应试。晚清宣鼎的传奇小说集《夜雨秋灯录》，其三集卷二《科场》记有吴兰陔的一段科场经历。“吴兰陔者，时文中之名手也。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惟先生落笔高古，屡困场屋，时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未几入闱应试，试题为《乡人皆好之》。吴兰陔早先作有此题，但入闱前已为本家吴生某抄去，兰陔不胜悔恨，说“得意之作既被人录去，谅天意终身不得售矣”，遂信笔一挥，交卷而出。录取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吴生归，不作第二人想，却居然落第；吴兰陔已不指望被录取，然“是科竟中”。吴兰陔带着旧作去见座师，说那篇信手写的考场文章实在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请求用旧作换下那篇。座师同意了，但补充说：“虽然，此文若在场中，未必中式，盖阅卷时走马看花，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此文非反复数过，不知其佳处，试官有此闲情乎？”座师的经验之谈，道出了考场阅卷与平时读文章的区别。

为了弥补院试中考官阅卷可能出现的失误，明清时代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生员的录取，可以不完全依据正场制艺，如果考生的平日声誉不错，或确有才情，学道或学政有权破格录取。比如蒲松龄的友人张笃庆，就是因为诗写得好而被录取的。“顺治十三年（1656）冬，施闰章奉使督学山东，翌年正月，试各郡所取童生，宣示：‘能作诗赋者，许各展所长。’年仅十六岁的张笃庆颇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按题作完八股文，于交卷后，请题赋诗。施闰章命以‘画牛’为题，张笃庆略加构思，挥笔而就。施闰章是位饱学之士，又是著名诗人，远非一般试官可比。他看出这个少年人颇有些诗才，连正场所作制艺写得如何都置之不顾，便‘面许采芹’了。”（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这样一种做法，兼顾考生的平日声誉和才情，保留了几分传统的“乡举里选”遗风。

兼顾考生平日声誉的做法也可能引发一些人的刻意“营谋”。比如明末忠臣祁彪佳在福建兴化府做推官时，曾向当时的提学道上过一道禀帖，举荐了林铭麒、陈笃士、卓朝日三名童生：“其一为粮道唐榖如公祖之婿，名林铭麒，又其门生绍兴许芳谷公祖所恳托。其一为金华林澹生公祖之婿，名陈笃士，又其座师系妻父，亦再四见嘱。而近奉漳汀朱老大人札示，亦令卑职转达于老大人。以上二童生，皆两公祖所最钟情，而托之卑职至再至三者。……又侍御卓真初之亲子卓朝日，礼垣彭让木之至戚，徐中玄俱恳恳致于卑职，其责望于卑职甚切。盖以荐贤之典，卑职或可蒙俯亮于老大人也。”（祁彪佳：《学道葛禀帖》）祁彪佳所谓“荐贤之典”，沿用的是与“乡举里选”有关的术语；而之所以有人托祁彪佳向提学道“荐贤”，是因为提学道有权根据平日声誉决定是否录取某一个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