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断众流达本源

莫砺锋先生著《朱熹文学研究》初版于2000年，读者求购不得，商务印书馆遂于2023年将此书选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以嘉惠学林。二十多年来，这部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常读常新，散发着无尽的学术魅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截断众流，绕开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论述，直接以朱熹本人的论著为研究对象，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朱熹在理学宗师光环下的文学家面目。全书将文艺学与文献学、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精密结合，精义迭现，在方法论方面颇具启示性。

截断众流：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相适应

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已得到了充分讨论，这一点，既可见之于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所载录的1900—1991年间两千多种与朱熹有关的研究著作，亦表现为学界对朱熹学术思想的不同层面如诠释学、知行观和易学等研究现状的总结a。然而，朱熹的文学家形象一直晦而不显。千百年来，由于程朱理学长期被尊为官方哲学，理学的非文学和反文学性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强化。于是乎，遮蔽朱熹文学成就的因素其实来自理学与文学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阵营：理学的提倡者以哲学眼光误读朱熹文学，理学的反对者则脱离历史情境苛求朱熹。因此，在现代读者和朱熹的文学面目间，横亘着一道由理学与文学的恩恩怨怨筑成的障碍。少数学者曾经尝试着肯定朱熹的文学成就，但因为难以摆脱理学与文学二元对立的思路，仍然未能正确认识朱熹的文学建树。

为了解决这一类似“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困境，莫先生决定搁置上述历史重负，“力图根据朱熹自己的活动（稍及其同时代人对他的评判）来复原他作为文学家的本来面目”，这一研究视角无疑具有截断众流的意味，为该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的做法，首先表现在该书的结构上。全书分为朱熹的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七章，前四章为朱熹文学总论，后三章分析朱熹文学批评的个案。显然，此书是遵循文学家研究的惯例，围绕朱熹的文学业绩展开论述的。从文学作品和论著出发的研究视角，不仅意味着对一切出于理学立场的偏见的颠覆，而且动摇了理学与文学的对峙状态。

其次，在考察朱熹的文学活动时，作者从时间跨度上证明朱熹对文学著作的喜爱贯穿其一生。换言之，作者不仅指出“朱熹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注释”，而且通过梳理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的成书过程，凸显了上述文学活动的旷日持久，从而以文学活动的时间跨度来体现朱熹对《诗经》《楚辞》和韩文的痴迷。具体说来，作者在以下三方面的论述值得注意：第一，莫先生论证《诗集传》的撰写大约始于淳熙四年（1177），而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即朱熹去世前一年。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反复强调朱熹从怀疑《小序》到公然抛弃《小序》的过程颇长，朱熹生前对《诗集传》的修订一直在持续。第二，该书又论述了朱熹《楚辞集注》动笔很晚而相关的《楚辞》研究早已开始，并且，在完成《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之后，朱熹又着手编撰《楚辞后语》和《楚辞音考》，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庆元六年（1200）还在与巩仲至的信中述及《楚辞音考》的撰述意图，朱熹对《楚辞》的关注可谓死而后已。第三，作者梳理《韩文考异》的成书，也提出了其“编撰过程长达四年以上”的看法。以上论述着力彰显朱著的成书时间之长，显然意在表彰朱熹治学谨慎、厚积薄发的学风，又在客观上勾画出朱熹一生钟爱文学、对《诗经》《楚辞》和《韩文》爱不释手的风貌，恰与该书聚焦于朱熹文学业绩的框架桴鼓相应。

再次，与重视朱熹文学活动的时间跨度相类似，作者还从诗歌创作的频率来分析朱熹的吟兴，比如，在南岳唱酬中，朱熹于二十天中作诗四十八首，其后的归途中更是每天多达三四首，且朱熹从幼至老都吟咏不绝，此类论述都着眼于文学创作的密度以凸显朱熹作为文学家的风貌。

最后，作者还从朱熹的形象气质中窥探其文学家面目。《朱子语类》卷一〇七载：“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据此，作者敏锐地体会到：“读了这段话之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正是一位富有文学情趣的学者形象吗？”的确，这一描述使人联想起明清之际的文学评点家金圣叹述及其友王斫山曾如是想象王羲之的生活状态：“斫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b朱熹目不转睛地观看山水草木的样子，像极了王羲之终日细数庭花的风貌，双方皆带有浓郁的文艺气息。

搁置朱熹文学的历史评价而专注于其文学活动，这一做法有助于避开理学宗师之桂冠的光环，因而最有利于拨开一直以来笼罩着朱熹文学成就的迷雾。寻求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是莫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尤其重视的层面之一。莫先生曾经指出：“关于方法的眼光，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要选择什么方法来解决。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与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研究题目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c与此相关联，莫先生常提及朱熹借用大慧宗杲的寸铁杀人之喻来“总论为学之方”。《鹤林玉露》卷七：“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莫先生曾从不同层面来论述“寸铁杀人”的含义，其中之一是从“只要击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发挥效用”这一本义出发，引申出“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对象契合、适用”的主张。莫先生对“寸铁杀人”之喻的这一解读，揭示了“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这一研究视角本身受惠于朱熹学术思想，因而与“朱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天然的贴合。

壁立千仞：发掘朱熹文学的独特性且攻克相关难题

从朱熹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该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揭示了朱熹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内在联系。同时，朱熹文学的独特性往往涉及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若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而作者凭借深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与敏锐的文学鉴识力，总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地将研究推向深入。

强调朱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是与朱熹文学的本质特征相一致的学术追求。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朱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已从多方面论述了朱熹善于独立思考、富于疑古精神的倾向。与此相适应，作者层层递进地阐述朱熹诗文的独特个性和文学批评的创新性。正如莫先生在《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像优秀的诗人总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一样，优秀的学者也应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该书揭示了朱熹将诗情与理趣融为一体、无意求工的清远诗风和平正畅达的散文等文学特征，着力论证上述特征都是朱熹文学戛戛独造的层面。就文学批评而论，作者一再阐明朱熹之说的独创倾向，比如，朱熹赞赏陶渊明诗，指出“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该书认为此说与苏轼“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有所不同，比黄庭坚“渊明直寄焉耳”更为清晰，又受到杨时“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一说的影响，但语意比后者更为显豁（第150—151页）。这段论述对比朱熹的“渊明诗平淡”说与苏轼、黄庭坚和杨时的类似说法之异同，揭示出朱熹之说既准确又显豁的优点。概言之，“朱熹此说与苏轼、黄庭坚对陶诗的推奖是分不开的，但朱熹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表述得更加明晰”。

在深入发掘朱熹文学独创性和个性的同时，作者不避繁难，对于朱熹文学中容易混淆、难以辨明的若干问题，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批大郤，导大窾，游刃有余地切中问题的要害。比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在阐述朱熹理趣诗创作的成就时，层层剥茧地阐明了朱熹理趣诗与其他理学家的区别、朱熹哪些诗作称得上真正优秀的理趣诗以及朱熹擅长写理趣诗的内在原因。其中最具启发性的论述有以下几点：第一，邵雍《闲行吟》、程颢《秋日偶成》等理学家的吟风弄月之作的主要宗旨是表达对某种人生哲理或道德境界的体认，朱熹对这类诗歌的欣赏并非从文学价值出发，而是品味诗中蕴含的圣贤气象。第二，朱熹《栖贤院三峡桥》等写景诗追慕苏轼相关诗作，已跳出理学家体道证圣的窠臼，转而表现审美愉悦。第三，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是擅长思辨，充分条件是诗人具备形象思维的高超能力。换言之，真正优秀的理趣诗必须“把精警、微妙的哲理寓于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实现哲学思考和文学表现的完美结合”，因而苏轼备受关注的理趣诗《题西林壁》和《题沈君琴》，只有前者堪称优秀。同样，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和《春日》通过展示生动的画像来启迪读者领悟哲理，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造成了所写之理的模糊性和无限性”。概言之，由于“含义如此丰富，表现如此蕴藉”，这两首诗洵为宋代理趣诗的上品。莫先生的这些精彩论述折射了理趣诗的境界也有类似“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还是山”的高下之分。由于作者确立了写好理趣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和《春日》等作的文学成就及其奥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论述。

以上论述不仅层层深入地揭示了朱熹理趣诗的本质特征，而且向读者阐明了如何鉴别理趣诗的高下这一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此类当行本色之论，若非对诗歌艺术有敏锐的感悟，是不可能说得如此亲切的。

每射破的：精准把握朱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莫先生曾经评述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两次赞誉其结论的准确，如云：“无论是撰写完整的文学史论著，还是进行个别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都不能离开史的意识，否则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更不能准确地揭示所论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又云：“在弄清从‘体物’到‘禁体物’的发展过程以后，论文便对‘禁体物’的意义和局限做出了准确的评判。”由此可见，在研究文学史论著和作家作品的历史意义时，“准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鹄的，而追求“准确”的主要途径不外乎实事求是地加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与客观公允地揭示研究对象的得失尤其是局限。莫先生在《朱熹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版）的《重版补记》中自谦云“（拙著）对朱熹学术精神的归纳尚称准确”，从其对已有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的评骘来看，对于“准确”的追求也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对于清代王懋竑认为朱熹《韩文考异》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或庆元四年（1198）之说，作者指出“王懋竑的两种说法都欠准确”，因此，莫先生依据朱熹《与方伯谟》等书信及相关的疾病和科举信息，得出了《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五年（1199）的结论，可为定谳。

在力求结论准确方面，莫先生的别具手眼之处在于始终采取多维而非单一坐标来对朱熹文学加以定位。“要相对客观准确地评价历史事件，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将各种可能的因素全面地、合理地分解为一些基本维度，形成一个多维网格系统，或多维坐标系统。”对于朱熹的文学气质、风格和成就，作者虽然推崇备至，但始终将评价建立在尽可能精确的多维坐标之上。

第一，从文学成就而论，作者设立南宋理学家之文和文学家之文两重坐标，既申论朱熹文学优于其他理学家，又承认其文学创作和理论难以摆脱理学家的局限。具体说来，一方面，作者认为朱熹在南宋理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因而他赞誉朱熹“是宋代最倾心于诗歌美的理学家，是一位真正合格的诗人”（第65页），又云“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人”（第31页），还称赞朱熹《栖贤院三峡桥》等作云：“朱熹此类诗作的价值在宋代理学家诗中是卓尔不群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作者将朱熹的文学成就与宋代文学大家相比较时，作者的分寸感尤其恰到好处。比如，在论述朱熹的感时抚事之作与陈与义、陆游等人的爱国主义诗歌的成就相当之后，作者话锋一转，非常审慎地承认此类诗作在朱熹只是一度为之：“可惜朱熹后来日益沉潜于诚意正心之学，不大再写此类题材了，但是这一度出现的慷慨激昂之音毕竟是不容忽视的。”（第50页）又如，作者比较朱熹《栖贤院三峡桥》与苏轼同题诗作云：“也许朱熹的诗在艺术水准上尚与苏诗相形见绌，但在美学意味上则甚为相近。”（第58页）可见，即便赞誉朱熹的诗作与苏轼桴鼓相应，作者也缜密地将“艺术水准”和“美学意味”分而论之。另一方面，莫先生多次论及朱熹文学作品和观念的不足之处，比如，承认朱熹《困学》《克己》等诗作体现其理学思想而文学价值不高：“然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第48页）又如，作者批评朱熹有关苏文的看法云：“如果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说苏文‘华艳’‘伤于巧’是不合分寸。这是朱熹所不可摆脱的理学家思想的局限所致。”（第144页）值得注意的是，以朱熹散文而论，莫先生虽然援引清人洪亮吉“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一说，指出后人将朱熹散文的成就与陆游诗歌等量齐观，但作者仍然公允地承认朱熹《宁庵记》等文“是理学家所认可的载道之文应具的风貌”（第102页），因而篇末得出“他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古文作手”的结论，可谓顺理成章。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先生对朱熹散文的评价甚至比清人洪亮吉更为谦抑，这不仅是对于研究对象“爱之深责之切”的表现，更是由于作者为讲求立论精准而有意识地适当克制自己对于朱熹散文的好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