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位与盛得水住

宋型文化作为高度繁荣与成熟稳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呈现出政术交争、学术抗衡、艺术会通等现象浑融一体的共生形态，身处其间的士大夫群体也被视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伴随唐宋儒学复兴思潮的兴起，宋代士人多被裹挟其中而纷纷推出自我的思想学说，而相互间的学术碰撞也促成文学旨趣的分途。基于重道与重文的显著差异，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士人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士人在学术立场上交相攻讦，程颐归纳当时的学术态势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已然透露出将文章与学术割裂对待的倾向。自南宋程朱理学定型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洛蜀两党便逐渐从宋代士人的多重身份中蜕变为单一型角色，即后世习见的道学家与文学家身份，这无疑是历史为他们遮上的模糊面纱。直至20世纪末，包弼德等学者方试图回归宋代文学生成的历史现场，重新考察宋代古文家的学者属性及其思想演进脉络。而聚焦在道学士人并系统性还原其文人身份与文学功绩的学术探索，则始于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是书选取理学士人的典范朱熹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其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作家批评与经典阐释等诸多方面，得出其足以在宋代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结论，从而恢复了朱熹久已被历史淹埋的文学家角色。

以往亦有学人注意到朱熹文学的艺术成就，却不免将其拘缚在理学范畴中，即认定朱熹先是理学家，而后方是“余事作诗人”，导致其文学解读常局限于理学视野的笼罩范围内。莫先生治学秉持文学本位，对于唐宋名家诸如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研究，均出于细致缜密的文本研读，一切从作品出发而不是理论先行，因此其结论往往坚实有力。莫先生着手朱熹文学研究亦复如此，其在前言中即指明“先绕开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诠释、评判，直接以朱熹本人的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如首章便采纳知人论世的态度深入考察朱熹的文学活动，发现朱熹少时即擅长诗赋、性喜吟哦，同时又喜与文学家交游，从幼至老都没有断绝吟咏之事，并非像他所自述的“平生最不喜作文”。有鉴于此，莫先生将文人身份视为朱熹整体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水到渠成地以文学视角探析朱熹的文学写作、艺术批评乃至学术事业，这在此书架构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首先，以文学思维解读文学作品。震于理学宗师的威名，朱熹诗歌常被过度阐释为理学语录，如带有民歌情韵与活泼趣味的《武夷棹歌》，陈普却将其归结为“纯是一条进道次序”。莫著不否认朱熹部分诗作仅为演绎道理、宣扬教化，与北宋理学家的诗如出一辙，但又指出朱熹的诗歌题材取向要宽广得多，一方面朱熹撰有许多关心国家大事与民生疾苦的写实主题，另一方面，莫著以南宋诗坛的流行题材为参照对象考量朱熹诗集，统计而得14首题画诗、5首禽言诗以及大量咏花诗和以诗代柬的日常化诗歌，而此类题材的诗作与理学诗大相径庭，反倒与南宋文人的创作习尚同声相应。即便是理学家所共同喜好的写景、咏物之作，莫先生也通过研读文本辨明朱诗大多“摆脱了体道证胜的目的，而注重于表现审美的愉悦感”。基于对朱诗文学性的体认，莫著更注重发掘其诗歌的风格特征、艺术渊源与审美追求。除却对诗句因袭模拟的表面化比照分析，此书倾向于从整体风格上探寻朱诗与前代诗歌的递承关系。莫先生历来主张读常见书，对魏晋唐宋等名家诗集浸淫尤深，由此对诸家诗风的甄辨往往深入腠理，借由其对朱诗写作趣向的溯源即能窥豹一斑。此书点明朱熹的古体诗“最明显的就是仿效陶、韦诗那种萧散淡远之风”，并举朱诗《客舍听雨》《试院即事》与韦诗《寺居独夜寄崔主簿》《新秋夜寄诸弟》两相参照，莫先生通过对诸诗艺术形式加以分析，得出“虽说朱诗的内蕴与韦诗并不相同，后者是历经荣枯者的归真返璞，而前者却是一位睿智的哲人对世俗的超越，但是那种淡泊而未至于枯寂的情趣却十分相似”，对于韦、朱诗风异中有同的概括可谓鞭辟入里，此种论断并非古人诗评的生搬硬套，而是深味诗歌内在情理与诗人志趣后的切中肯綮之言，因此足以厌服人心。同时，朱熹的近体诗风在书中被指称渊源于陈师道，而其论证同样取径于文本细读，莫先生指出两者诗歌的契合点在于“平淡的感情中渗透着沉雄之气，质朴的语言中暗含着凝练之美”，正是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本色当行之语。

其次，以文学范畴看待文道观念。自周予同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朱熹对于文学的根本观念是“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文道关系便被此后学者视为探讨朱熹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由于先入为主地对道学家标签带有成见，长时期内的研究都将朱熹文论斥为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典型范式，进而多持否定态度。影响较深远的如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言朱熹“是宋代道学家之权威。宋代道学至朱子而集其大成；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他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无疑是将朱熹与古文家的文论判如水火。80年代之后，学者们开始从重道轻文的价值评判转移至文道一贯与文道分立等话题，但总难以理清朱熹言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不免治丝益棼。莫先生敏锐地发现朱熹在谈论文道关系时，“道”与“文”分别蕴含着相异的内涵指向，甚至其中有些言论其实并不属于文学范畴，而且“由于朱熹实际上把不同含义的‘道’看作是一个复杂概念的多种含义而不是名同实异的几个概念，他在论述文道关系时就难免使人产生郢书燕说的误解”。为避免概念混淆而产生歧义，莫先生将朱熹错综复杂的文道关系分解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天道与典章制度、儒家学说与一切文化学术、人伦秩序与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与文学形式，在此框架中便不难推知真正涉及文学理论的实际上只有朱熹文道观的第四层次，而唯有在文学范畴里考量朱熹话语方能将其与同时代作家文论加以比量。莫著先指出朱熹文道观中存在重道轻文等因袭北宋理学家的倾向，但又进一步标举朱熹的文论精华实是在于对文道一体的表述，即所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此譬喻意味着根本与枝叶必然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将文道轻易割裂开来。因此，莫先生以为“由于有了‘文道一体’的观点，朱熹的重道轻文就与二程等人的重道轻文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后者把‘文’与‘道’视作势不两立的事物，从而根本排斥文学。而前者认为‘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虽然‘道’比‘文’更为重要，但‘文’也即文学仍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朱熹的文道一体观念是否渊源有自？朱熹对于韩、柳、欧、苏等古文大家不时有讥讽嘲诮之言，乃至批判他们将文、道割裂为两物，莫先生却指出这是朱熹出于矫枉过正的意图而不免言过其实，“因为无论是唐代的韩、柳还是宋代的欧、苏，他们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主张‘文以贯道’或‘文以明道’的，也就是主张文道一体的”，而朱熹的文道观念正是汲取了古文家文论的述演结构。基于重道轻文与文道一体的巧妙结合，莫先生推导出“朱熹的文道观实际上是调和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学家两派的理论而形成的”，此种论述显然更切合朱熹会通北宋诸家的学术路径与集大成形象，也就更为学界所认同，如张毅先生撰写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便采纳此说并由此阐述朱熹文道观的理论意义在于“既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功用价值，又不完全排除文学创作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主张善美合一的价值观，不仅较易为作家所接受，而且也符合中国人重伦理的民族性格和审美心理，其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最后，以文学立场阐释儒家经典。朱熹《诗集传》作为《诗经》学史中的经典注本，历来为士人所青睐。近代学者如周予同、钱穆等先生已抉发出朱熹虽仍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但其研究角度却接近于文学立场，而破除《诗序》、以诗说诗便是其主要贡献。但此类研究多为只言片语，并未以整部《诗经》为考察对象全方位辨析《诗集传》与《诗序》的异同关系，故而其结论仍稍嫌空阔。莫先生则将《诗集传》中每首诗的主题解说与《小序》逐一比照，进而就《诗集传》305篇诗的具体情况归纳出五种关系类型：29篇采用《小序》说，53篇不提《小序》而全袭其说，89篇与《小序》大同小异，126篇与《小序》不同，8篇《诗集传》认为应存疑。以此统计而知《诗集传》与《小序》同者占27%，持有异议者占70%，莫先生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得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此种信而有征的推论无疑较前人研究迈进了一步。在朱熹对《诗序》的辩驳中，莫先生又着重拈出“最为惊世骇俗，同时也最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莫过于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了”。“淫诗”即《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的诗篇，自朱熹毫不犹豫地将此类诗歌主题解作男女自述其事、自道其情之后，千百年来的经师大儒对此群情激愤，从而反过来依据《小序》来驳斥《诗集传》的阐说，莫先生考证“即使到了清代，《诗经》学在整体的学术水平上已有了突飞猛进，学界对所谓‘淫诗’的理解却仍落在朱熹之后”。因而莫先生力求为“淫诗说”正名，他统计《诗集传》而得“淫诗”共30篇，并按照《小序》的解说分为两类：一是《小序》认为与男女爱情毫无关系的而朱熹却解作“淫诗”的，二是《小序》承认所咏之事与男女之情有关，但认为诗人之意识讽刺当时不良风俗的，朱熹却解作男女自叙其事或自咏其情的“淫诗”。莫先生通过对“淫诗”文本的细致分析，得出所谓的美刺之说纯属捕风捉影，其实质一如朱熹所解读的恋情主题。莫先生亦不掩饰朱熹站在理学家立场而将爱情诗称作“淫诗”，“当然是出于否定的态度”，但朱熹的释读“拨清了千余年来笼罩在《诗经》上的经学迷雾，这就为后人正确地认识《诗经》中的爱情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我们只需在朱熹解读的基础上转变一下价值判断即可”，而此“淫诗说”的功绩借由《朱熹文学研究》的推介已为现今学界所普遍接受。与之交相呼应的是，莫先生指出《诗集传》关于赋、比、兴分析上的学术贡献在于《毛诗》标明是“兴”的章节，《诗集传》时而归入别体，尤其是赋体一类。同时，莫先生计量朱熹在《国风》中全首标“赋”的诗篇近于半数，由此推知“朱熹对《国风》民歌性质的认识与其对‘赋’体的认识是互为表里的”，而此论恰为朱熹能正确辨认“淫诗”主旨的行为本身做一绝妙注脚。

对于文本的涵咏精读是莫先生学术研究的特色，也是此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文学发生与滋长的时代土壤与文化背景。恰恰相反，莫先生极为重视朱熹创作批评及其读者接受的文化生态。朱熹博览群书而又好学深思，就古今文学作品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言论，莫先生以时代顺序逐次分析朱熹对于历代文章及诗歌的价值评判，并在这些零碎意见之中归纳出内在线索：“朱熹的诗文批评都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换言之，朱熹以为文学技巧的演进反而造成文学自身的萎靡不振。此种复古观点由来已久，士人若以儒家理论为学术旨归，便容易推导出崇古尚质的文学思想，而朱熹的文学史观也能轻易被纳入理学家的文论共性之中。莫先生却主张通过当时文坛风貌的历史演进路径去发掘朱熹文学批评的特殊意义，两宋之交的文风历经北宋末期的妩媚柔弱到绍兴年间的刚健浑朴，再到绍熙年间的颓然复衰，可谓与赵宋的国家形势、士人心态桴鼓相应，而朱熹对雕琢技巧等软媚文风的批判，正是欲图重振士风、针砭时弊的药石之言。莫先生又将朱熹与同时代陆游的文学批评倾向相互参照，推证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旨趣，从而还原了朱子文论中浓烈的时代精神。

莫先生指导门下学生撰写学术文章，常将“盛得水住”作为目标期许与衡量准则，此语实即出自《朱子语类》，朱熹屡次用以褒扬前人文章，如“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不难见出盛得水住便是缜密而不疏漏，亦即八面受敌而不露破绽。这分别意味着文献材料的考证无误和立意阐论的自圆其说，而以此标准考量《朱熹文学研究》，大可称之为“盛得水住”的行文典范，具体而言呈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此书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程千帆先生晚年讲学时提出真正好的文学研究应当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而其中第一步骤便是“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莫先生早年亦深受程门研究传统的浸染，所以开篇在进入朱熹文学研究之前，对于其著作的成书经过与版本系统考释得尤为详尽。朱熹《楚辞集注》一书并未题写成书年代，宋人已言及此书因赵汝愚遭贬并暴卒一事而编撰，莫先生依据朱熹门人杨楫的跋语确证此书应出于庆元党禁之后，且同时朱熹仿照屈原《橘颂》所作《梅花赋》正与此书同声相应。此年代判定和编撰原因似已严丝合缝，并与宋人成说相互契合。但莫著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力图将朱熹注释《楚辞》的前后历程贯串成线，进而发现编撰工作虽始于赵汝愚事件之后（1196），但其研究早已开始，如绍熙元年（1190）便有对当时《楚辞》注本的订正。莫先生又据庆元五年（1199）三月朱熹《楚辞辨证》的题记推知《楚辞集注》已然成书。更可关注的是，莫先生考证发现朱熹在此书竣工之后并未停止《楚辞》的整理工作，包括编写《楚辞后语》，对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中所录作品加以增删，又动手编撰《楚辞音考》，甚至到临终之前仍在从事此项工作。如果统观朱熹的《楚辞》事业，不免疑问这恐怕不单是赵汝愚事件的激发结果，而若非捋清其编撰脉络便可能轻易略过朱熹从事《楚辞》研究的深层原因。莫先生指出朱熹门人提及在赵汝愚事件之后朱熹释有《楚辞》一篇，却仍对乃师举动表示不解：“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基于此，莫先生深入探寻《楚辞集注》中的价值取向，抉发朱熹对于扬雄的评价一反前人论断而对之大张挞伐，由此提出朱熹编撰《楚辞集注》是有着更为深广的时代诉求，“主要是为了寄寓他要求抗金、反对卖国的政治态度”，所以朱熹大力发扬《楚辞》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其批判色彩并不拘泥于庆元党禁的派系之争，而是扩大到南宋朝廷抗金派与投降派的国策之争。简言之，此类研究正有赖于对作家生平、著作年代和时代背景等史实与材料的缜密考辨。另外，《朱熹文学研究》正文的页下注释中，带有考证性质的作者按语俯拾皆是，具体涵盖：作品、书信或相关言论的系年考订，文献材料的真伪、版本甄辨与字句校勘，士人生平行迹与大致生活年代的判定等。考据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却是必要的手段与基础，而此书便可推为佳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