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被误读得最严重的一篇？

距离第一次解读《野草·好的故事》已经二十余年了，但我并没有“昨非今是”的进步，一直维持二十多年前的一点学术史认知，即《好的故事》是被严重误读了的，这种误读——时髦地说，也许可以叫作自由的读者批评吧！数年前，有青年学子对《好的故事》的解读史做过颇为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思路。不过，我在惊服年轻学子的学术潜力时，也对她的所论有些许保留，然而，学术探索本身的价值即是真金吧！绝大多数研究者、阅读者都视《好的故事》为一篇美文，是鲁迅借故乡美景表达他对一美好境域的颂扬，一些论者还会同时指出：文末显示这一颂扬在现实中是落空了的，如此则《好的故事》也让鲁迅又完成一次对暗黑现实的批判。a但我要说的是，上述解读恐怕是远离《好的故事》的本意的——甚至是与其本意截然相反的。二十多年前，当笔者从少年鲁迅→留日鲁迅→沉默鲁迅→“呐喊—彷徨”鲁迅→“野草鲁迅”→“杂文自觉”“左翼文化自觉”中的鲁迅，一路历时观察下来，在《野草》里见到《好的故事》，顿感此文通篇都在呈现鲁迅质疑、否定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极为自觉的写作意图，不是普通美文，也不是借美景的最终破碎隐喻美好境域的幻灭，并随即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现实讽刺，不是这样——至少绝不仅仅是这样。

《好的故事》首段的核心句即“是昏沉的夜”b，其现实批判的意向确乎明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鲁迅笔下批判现实的文字比此处的朦胧书写辛辣有力、深刻彻底、辞章飞扬的太多了，这完全不是《好的故事》一篇的独到光芒。况且，第二段立马就出来细节性的紧要问题了：话语主体“我”（自然可以关联到鲁迅本人）在一个“昏沉的夜”（讽喻暗黑现实）捏着一本古旧的《初学记》做梦了——所做会是一个赞美、神往任何事物的梦吗？果真如此的话，就实在与一般常识中的鲁迅意向相距遥远：鲁迅对关联中国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诸如《初学记》之类的书籍及其所属的此类文化系统是存有好感的吗？不是吧？那么，做一个令话语主体颂扬、神往的美梦而捏着《初学记》之类的老旧书本，细节处的此种悖论提醒我们对于《好的故事》表面上所书写的美景要有点“凝视—怀疑”的目光。

“好的故事”，作为标题，就大有反讽意向：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騃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上引文字出现在鲁迅完成于1935年3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该序是重在总结新文学的成绩，细读之，我总感觉前面的肯定不乏勉强，“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一句则是对小说家黎锦明立意从对生活的灰色书写转向呈现“好的故事”（“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的写作路子的委婉而其实严苛的不满，甚至可以说否定。不难想象，1925年1月鲁迅本人用《好的故事》为标题作文时也是大有反讽之意的——并非真有什么“好的故事”。真实的是，鲁迅的小说（更遑论其他文字）第一就不以故事见长，极致性的代表则可推鲁迅最优异的小说之一《示众》；其次更不以所谓“好的故事”见长，连《药》中夏瑜坟头的花环、《明天》里单四嫂子的梦（梦里与死去的儿子相会）都是“写不由衷”的“听将令”的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可以说，“好的故事”作为标题也罢，一般行文也罢，皆为反讽。

关键是——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反讽呢？

即便极其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中诸如菊花南山、白云深林、村姑农人、田舍寺庙、僧人道士高人、小桥流水渊鱼等田园隐逸意象群，而但凡只要读过一点现代文学中的冯文炳即废名，熟悉《竹林的故事》一篇或诸篇的，或者沈从文的部分小说（《边城》就是最佳代表之一吧）的，也并不很难判断下文的意象群所自然引向的田园式“生活—文化”图景：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确乎是田园美景，再加以“伽蓝”（“僧众所住的园林，后泛指寺庙”）“和尚”以及“塔”，则东方隐逸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了。鲁迅用了两段极其相类的文字来反复渲染此种田园隐逸气——他是要颂扬此种田园山林隐逸气吗？一旦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上述的各种写景，并非真的在写景——故乡之美景，而是在极尽所能地调用诸如新禾野花小船流水、云天竹柳鸡狗茅屋、农夫村妇和尚蓑笠、古塔伽蓝寺庙等东方式田园语汇群，织成一幅贴切地传递古旧隐逸气息的符号谱系、隐喻图景而已，那么《好的故事》的真正意涵就容易言说多了。《好的故事》写于1925年1月28日，刊于2月9日的《语丝》周刊（第13期）；冯文炳（后笔名废名）之短篇小说《竹林的故事》作于1924年10月，刊于1925年2月16日的《语丝》周刊（第14期）——时空，都有点巧得很，是不是？博识的人们于此间或者可以考证出些许彼此之间的联系或者非联系，排成大作宏论的吧？但我更为看重的，是此中已经明显呈现的“文艺—思想—文化—精神”对峙意味：与冯文炳极尽颂扬态度中的竹林田园书写不同，鲁迅的此番田园书写（与隐逸气血肉相连）的意图却是讽刺的、质疑的，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批判的、否定的。那么，鲁迅与中国文艺、文化中的隐逸气的对峙看来是很早的，《好的故事》对田园隐逸图景的书写、暗讽，也许毕竟是隐喻性、象征性极浓的暗讽，为人们遗落太久。但鲁迅各种文本里的田园讽刺、隐逸批判实在是颇多的，《好的故事》之前、之后皆有。

《好的故事》在借前引两段文字反复渲染田园隐逸图景的同时，就多次反复彰显对该类图景的讽刺、质疑，或者简直可以说撕碎了此番图景：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前略）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

可以说，这里显露鲁迅之暗讽意向的“文眼”

就是“幽雅，有趣”诸词语，这类的表达在整个“鲁迅全集”中多数时候是贬义的。且看极为相近的二例：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野草·一觉》）

同处《野草》中的上段，用词里虽没有“幽雅，有趣”，但同质的图景及其隐喻意涵是在的，而行文对“名园”“奇花”“静女”“鹤唳”“白云”等词语所隐喻的隐逸习气的讽刺、批判，则已属直截了当！这就足可提醒我们，对《好的故事》所书写的一堆堆“美丽，幽雅，有趣”，鲁迅同样是讽刺质疑、否定批判的。可做补证的互文也还有：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如此征引对于敏感的读者其实很没有必要，鲁迅的暗讽、否定在《好的故事》中是完全能够直接读出的：“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明显的反语，其实是希望这类虚幻田园隐逸颂吟终结，庶几现代中国的社会化、介入性文艺、思想、文化、精神得以真正地、大量地出世，而非“永是”那种山林隐逸的旧态。鲁迅也果真是近乎明白如话地写出了的：“我就要凝视他们。”“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仿佛有谁”？又还能够有谁？不就是身为写作主体的鲁迅本人的精神意力吗？“凝视”即施压，即“怀疑—对峙—否定”，有青年学人征引新潮理论分析过的。i但我觉得，存在更直截了当的读法，不征引怎样的理论也一样可以读出：凝视者，不过是意欲直视——直面真相而已。鲁迅在《呐喊·风波》一篇里就有直接的明白话：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

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

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

田园静好并非真相，求生存、要温饱中的人在大小各样、本质抑或现象、历史抑或并非历史的种种冲突之间话语言行——正所谓“风波”阵阵！

反对传统山林闲适隐逸文艺，倡言“为人生”、改良社会的文艺（直面现实真相，介入你我他她之生活）是现代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动者们的心声，而这点新声于鲁迅而言其实不过老话，早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潮发生的十年前，他已经于大孤寂之中写过激情质疑古老中国的隐逸“文学—文化”的长篇文字了：

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己身以隐逸终。思士如是，社会善之，咸谓之高蹈之人，而自云我虫兽我虫兽也。其不然者，乃立言辞，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老子之辈，盖其枭雄。

那么，20世纪30年代年过五十的“战士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各色隐逸徒孙们的恶斗苦战是有其由来已久的“性命—精神”根源的，是切切实实的文艺、思想、文化、精神公仇，远非“你我他她”之狭隘私怨可以释其皮毛。但这是后话，1925年1月末写《好的故事》的鲁迅对于自己近二十年前的生命初梦——可以说是未曾真的忘却的，但是否一定可以重拾此种其实事关生死存亡的生命初梦，恐怕连1925年1月的鲁迅本人也还未敢定论，但是某种自我解剖、反思、警示的生命潜流是有的。而此种反思一旦并不私藏于密室而是写出来公布在天地人间——有心的人们会拿了带着体温的钱币痴痴购读，就不独独是个人间事了，那自我警钟的敲击至少也是冀望传至同道、同类中人的吧？精神抱团、彼此取暖，此之谓也。往重处说，则是所谓朝向整个中国知识群体的警钟了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故事》是《野草》暗暗敲击在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头上的一丝警钟，恐怕这才是此篇散文诗的独到光芒，甚至唯一光芒？而笔者所用的生死存亡恐怕也并没有言重，梦也就是理想，人及其理想可以相互拥抱而活，而现实则可以让人及其理想皆亡——或慢或迅疾。《好的故事》出世九个月之后，鲁迅写《孤独者》，就果真将那位在对理想、对生命初梦的坚守与背弃之间往来回环的魏连殳悲痛地写死了。但深刻、透彻、真实、悲哀，也还并非生命的至上，鲁迅是知道这个的，他在魏连殳的沉沦路径上创造了一个似乎可以走向伟大之境的“我”。到今天，人们往往依旧随波逐流，说“我”有可能反抗绝望，依旧未能深知，绝望源自何处？有所望而已经注定不能至，是为绝望——阿Q、陈士成、祥林嫂、子君皆有过，那么，《孤独者》之“我”的绝望及其反抗绝望又有何不同？如果“我”愿意，人间的一切黑色可以与“我”不相干，则绝望何来？不妨记忆一下《祝福》中那位“明天”就要回到城里、独自一人亦可享受一元一大盘之鱼翅的暧昧、灰色之“我”？必须意识到，在更深的、更为根源的处所，有一种黑色是“我”与生俱来就不得不面对的，一旦悟到就无所可逃（各种逃避，也不过自欺欺人而已），那就是虚无——一己自我的虚无。自然的，与虚无体面相处（相与游戏，抑或断然搏击）的方式当然不是一种，但有一种方式是鲁迅式的，是趋向伟大之境的，即将抵抗、超越自我虚无的生命之路与介入、改良人间世界（改良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人的意愿合二为一，这或者是一切伟大生命境界的存在论深根吧！鲁夫子得之，幸矣！就是这样的鲁夫子在他最为深度的“战士真我”生成之路上，经由《好的故事》暗讽、质疑、否定了他所不愿意抉择的“文艺—思想—文化—精神”之路——以闲适、趣味为核心的隐逸境状。隐、逸，就必然能够雅，在今天仍然是中国多数知识人士借各种堂皇方式营苟其间的稻粮身心吧？此种路上的人会越来越多吗？则鲁迅式的现代幸存之路愈发珍贵、紧要，愈发不能过时了，悲也幸也，幸也悲也！

当代的隐、逸、雅，已经不需要去田园山林——至少的，不仅仅在彼处。

写出《好的故事》将近一年后，《野草》里出现了一篇《这样的战士》，当然可以说绝非偶然，但人们面对1924年9月的《秋夜》就大呼“战士鲁迅”云云，是有失释读的精准的，这不科学，我以为。顺便说说，绝大多数成人误读了《好的故事》，然后这故事是可以送给小学生们阅读的（《好的故事》是入选小学生语文课本的）了？

2024年7月下旬定稿于大罗山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