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废名研究之路

作者: 梅杰

废名在黄梅不受重视

20 世纪90 年代,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高,这时他已经逝世三十年左右了。1994 年,废名归葬黄梅(湖北省),冷冷清清,跟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埋在了故土。墓地在废名祖居地苦竹乡后山铺,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跟黄梅乡间农民的坟墓毫无二致。经过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几乎快成了无字碑。2004 年,我曾陪同陈建军、张吉兵二位老师第一次访寻废名墓,这时的墓碑还能看清一些文字。到了2011 年,格非、吴晓东等学者来黄冈参加全国首届废名研讨会,我又有幸陪同与会专家一行四十多人重访废名墓,大家无不为废名墓的简陋而发出感叹。这时的废名墓已经看不清碑文。2015 年,我又陪友人第三次造访废名墓,沿途询问,竟然没人知道,百度地图也没有显示,路上更无标识,如果没有熟人带路,怕是不容易找到的。好在当地百姓知道哪里有名人墓,指了指,我们试着摸过去,还真是废名的墓。在几棵大树的掩映下,两座孤坟,并排而立,当地鲜有人知道这是冯文炳或废名之墓。

2003 年,祖父梅岭春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黄梅党史办主任黄石远先生。我跟他有一星半点的血缘关系,且他与我祖父很熟。他的外祖父梅远志还很可能即是为莫须有先生买飞机票之人。梅远志与我的曾祖父守海公是同一房的近支族兄弟,1946 年正担任国民党某部军需处少将,冯健男曾有回忆,却未点出姓名,但在一个县能担任将军的没几个人,唯有此人符合。废名在黄梅的学生翟一民还为此查过家谱,废名确有姑奶奶嫁到我们下乡新开镇梅家,废名或由此与梅远志为亲戚关系(当为第二代表兄弟)。当时,知道点儿废名的,也仅限于黄石远、翟一民这样的亲友、学生等老人了。要说废名在黄梅文化界、教育界尽人皆知是远不可能的,即便到了2011 年,格非到黄梅还诧异于当地的高中生、大学生没听说过废名。十几年前,黄石远先生说了一句可能要让我终生感慨的话,他说:“年轻人,你要研究废名?废名不是革命作家,在黄梅还不算一号人物呢。……领导恐怕都不知道呢!”他的话,或许有几分夸张,但在当时,县里不重视废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今天,县里也没有为废名做多少事,还把小南门街的废名故居拆了。不但如此,废名外家岳家湾,也就是史家庄的原型,近年友人开车带我去了一次,并告诉我,你肯定很失望,前几年这里因为城中村改造,已经全部拆迁了,现在只能看到那棵大枫树。

好几年前,我就从网上看到黄梅县政府的一些规划,废名纪念馆、废名广场等都有列入,然而多少年过去了都不曾实现,废名在黄梅最值得保留的故居以及岳家湾却消失了。废名留在黄梅唯一供后人瞻仰之处,怕也就只有废名墓了。当然,废名曾经在黄梅行走过的土地,仍然存在,比如五祖寺、后山铺、水磨冲等山区景物,甚至废名笔下的鸡鸣寺、多云山也陆续被挖掘出来,探访的游人也有一些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传播的高效与便捷,今天废名在黄梅的知名度不说家喻户晓,但至少当地领导、教育界、文化界还是知道他的。最近十几年,黄梅政协、黄梅文联各为废名出了一本书,新出的是连环画版《废名先生》,绘画不错,值得一看。

废名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

(一)我的祖父梅岭春先生

在我最初的废名研究道路上,有四位引路人不得不提。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的祖父梅岭春先生。我的祖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校长。我家世居黄梅,耕读传家,到爷爷这一代书香也不曾断绝。我和爷爷之间,有一些文化的交流,就是从交流家事史、乡史开始的。爷爷的性格完全受到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说话、做事不紧不慢,张弛顺其自然,而能在历史的动乱、危难岁月中安稳度过。这种人生境界,我常自佩不如。我把这种状态视为废名形容周作人的“渐进自然”,相比保守和激进,貌似近于保守,实是一种大智慧,不到老年,似乎很难领略其中的道理吧!我的祖父在政治面貌上是一名共产党员,究其本质实为传统乡儒。他的这种人生底色、精神追求,深深感染了我。我初中时代知道废名,也是他最早告诉我的,那时他发现我爱读文学作品,于是随口说了句“我们黄梅也有个作家叫废名的”。于他而言,是无心之举,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是记下这个名字了。

2000 年入读废名母校,也是废名任教过的黄梅一中,这时我才开始真正关注起废名来。当时黄梅一中有一个废名文学社,成立了有四五年,当时加入废名文学社的同学有好几个,但我颇清高,见此数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便誓不加入。高中三年,我不曾参加废名文学社的活动。当时的黄梅一中,虽然师生们或多或少知道废名这个人物,但我总觉出一股异样的氛围,大家似乎并不推崇废名,不少师生认为他只是一个小有名气、不大入流的作家,所以很多人宁可说他是北大教授,也不说他是著名作家。黄梅一中的认识尚且如此,对黄石远一类人的评价也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2001 年,废名诞辰一百周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而言,这是个重要的日子,然而全国丝毫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我此时仍然没有见到一本废名的书,只是在一些选本里,发现过零星的散文、诗歌或小说,那时常见的是《竹林的故事》《十一月十九日夜》《五祖寺》等名篇,但我从介绍中,以及与他等量齐观的同时代著名作家的评价中,断定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称得上是历史人物。废名诞辰一百周年的当天,也就是11 月9 日,我特意在领导办公区来回走动,想看看有没有活动。那天中午,当我走过校团委会议室,赫然见到“纪念废名诞辰一周百年座谈会”字样,并第一次见到悬挂着的废名照片,现在回忆起来,是废名晚年的那张照片。可惜,这种会议是封闭式的,校内没几个人知道,只是校方的一个小型会议,其影响可想而知。

这时的我已经是理科班的一名学生了,但我那时已经熟读何其芳、郁达夫的著作,并开始涉猎废名的作品。2001 年元旦,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从今天起,我要成为一名作家。”从那时起,我的文学梦在生长,而我的现实却是被家人逼迫读了理科,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我的现实与我的理想开始撕裂。在当时所有人的意识里,读理科好找工作,可以挣大钱,读了文科考不上好大学,毕业就下岗,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死活不让我读文科。尤其像我这种正规考取黄梅一中,且排名靠前的,正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说就你这入校成绩上个武汉大学不是问题,一旦读了文科,只能上普通本科。就这样,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他们的所谓成功,要牺牲我的个人前途。这种矛盾贯穿于整个2001 年。

我喜欢废名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时常可以听闻同学的嘲讽声,顺带也嘲讽了废名。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我获得了启发,我当时就认为这一年是我的沉沦之年。郁达夫又在另外一篇作品里说:“沉索性沉到底吧!我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这句话让我知道,要见“佛性”得自己拼个鱼死网破。废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我为了转到文科班,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叫我去找年级主任。我怕年级主任不搭理我,就告诉他班主任是我姑父,他这才听了我一番陈述。接下来,我又对家里说了非文科不读,甚至说出休学到五祖寺读书的话来。经过一番折腾,学校终于答应我转到文科班,此前有几名要求转班的理科生,也因为我的成功,他们也就抓住这个缺口转入文科。2001 年12 月30 日晨7 时,在同学们诧异的目光中,我将自己的课桌搬到了高二(13)班,开始了我的文科生涯。

对于我从理科转入文科,对于我的研究废名,尤其在入读文科以后,依然继续沉沦,直至以荒废高考为代价来搜集有关废名的资料,祖父从未厉声斥责,总是一副和善、慈祥的样子。然而,我又何尝不知在其他亲人的眼里,我已不可能有出息了(黄梅话叫“废了”)。祖父对我的宽容,也让我感到压力,因为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他。真正让我感受到祖父对我的鼓励,是2003 年高中毕业,他带我去见黄石远先生,他觉得黄先生能帮我找到废名的亲友,或许对我有帮助。结果,黄先生把废名在黄梅的学生翟一民老先生介绍给了我。

(二)废名的学生翟一民老先生

2001 年,不仅黄梅一中举办了废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而且北京大学提议黄梅当地也要召开,于是废名在黄梅的学生们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召开纪念废名的座谈会,但北京大学没有派人参加。当时北京大学的王风老师正在主编《冯文炳全集》(后改名《废名全集》,最后以《废名集》之名出版),他还提议黄梅当地抓紧编出《怀废名》,这其中的组织者正是废名的学生翟一民先生。用废名儿子冯思纯先生的话说,翟老是废名在黄梅的得意门生,由他担任组稿人是合适的。所以黄石远先生叫我来找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关于我与翟老的交往过程,曾遵陈建军老师之嘱,写过一篇《翟一民先生印象记》,这里不妨念一段:

我因爱好废名的缘故,写了一点浅薄的文字,六月里,在祖父的介绍下,去拜访黄石远先生。然而,黄先生并不怎么了解废名,他却向我指引了一个人,说他是废名研究在黄梅的中心人物,这个人便是翟一民先生。那是第一次拜访他,我很拘谨的样子,只是听,不敢多说话。我尊他为“乡之先达”、长者,我岂能不认真地听?更何况他那热忱认真的样子,也不能教我感到厌烦。他边说,还时常叫我坐,我只能唯唯,终究没有坐下来。就是那一次谈话,我才知道学术界兴起了“废名热”,我们家乡也要出版关于废名的书了。北京大学王风先生正在编《废名(全)集》,黄梅文史委员会在编《废名先生》,都是为了纪念废名诞辰100 周年。他还告诉我,武汉大学的陈建军先生对废名也很有研究。而我,早就觉得自己的文章捏在手里汗颜了,他却说这是他在黄梅一中发现的最早的废名研究的文章,并且说我作为一个垦荒者不容易,要我继续努力,好好地学。

这里提到的一点浅薄的文字,是指我在读文科班期间,写的一篇赏读废名的新诗,以及废名诗歌、小说的仿作。这些作品在毕业时已经收入废名文学社自印的《废名文苑精粹》里,作为我的专辑呈现,只是当时还没有印出来,我是带着打印稿给翟老看的。这就是我最初的废名研究文字,或许没有什么新意,但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写出的文字。2002 年我买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小说》、沈阳出版社出版的《禅悟五人集:废名集》,这才第一次见到废名的著作。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熟读安徽文艺版的《废名小说》,写下了一篇读后感,又拿给翟一民先生审阅,《翟一民先生印象记》里这样写道:

暑假的两个月,我除读了朱光潜的美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有古典田园诗歌,再就是通读了废名的小说。那些读书经历的产物便是一篇心得《一个风格卓异的小说家》,约有四五千字的样子,在一个深夜里,独自摸索写完的。第二天就打印了出来,顺便给相关人士看了。翟一民先生自然在这“相关人士”之列,只是我已经担心他早把我忘了,有点犹豫,就先去找文史委员会的负责人石雪峰先生。结果我见到了《废名先生》一书,里面有翟先生的一篇文字,大略看了看,唏嘘不已——文章作得这么好!

走进城关原农业局的旧门,往左走,上二楼,靠右就是翟先生的住处了。我不敢无礼,在敞开的门口连喊几声“翟先生在家吗”。先生抬了抬头,又抬了抬头,似乎听到了,原来翟先生有点耳背。不一会儿听到翟先生的笑声,起身叫我进来,还拉我坐下。那一次谈话,很舒适,我是大声说话,先生是边说边扼要写在纸上给我看,再就是大家一起会意地笑了。一切拘谨和严肃的气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还说,他很理解我的心情,已经和冯奇男先生一起向冯思纯先生专门提到我,说我是年轻的好学者,应该帮帮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原来他最能体谅人,并不是简单的不顾别人感受的“直来直去”的人。先生还说,你在武汉,应该拜访武汉大学的陈建军先生,虚心向他学习,并说此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这时,我真真觉得翟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热忱的仁者。

去武汉上学后,曾在一段时期我郁闷过,彷徨过,在精神上没有着落,就在那时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文辞含蓄委婉,担心他老人家不会回信。其实我也没有打算他回信,真的,我把写信的事都忘了。突然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了!一惊,熟悉的信封,陌生的笔迹,落款是“翟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拿出来就读。我仿佛看到一个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的长者在对我说话,我的大脑嗡翁地响,信是看了又看。原来他一直在等待思纯先生的回复,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其实我哪里要什么答复! 他给我的信大意是,他总算做了一个搭桥人,勉励我继续前进!

当年翟老花了很大气力来做《怀废名》一书的组稿工作,联系了多年的老同学,为研究废名在黄梅积累了不少素材。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文字的不少作者,在创作完后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去世了。就连翟老,都未见到这本书的出版。幸运的是,当时黄梅政协文史委正在编选《废名先生》一书,把一些文章先用在了里面(后来《怀废名》一书始终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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