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废名研究之路

废名在黄梅不受重视

20 世纪90 年代，废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高，这时他已经逝世三十年左右了。1994 年，废名归葬黄梅（湖北省），冷冷清清，跟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埋在了故土。墓地在废名祖居地苦竹乡后山铺，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跟黄梅乡间农民的坟墓毫无二致。经过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几乎快成了无字碑。2004 年，我曾陪同陈建军、张吉兵二位老师第一次访寻废名墓，这时的墓碑还能看清一些文字。到了2011 年，格非、吴晓东等学者来黄冈参加全国首届废名研讨会，我又有幸陪同与会专家一行四十多人重访废名墓，大家无不为废名墓的简陋而发出感叹。这时的废名墓已经看不清碑文。2015 年，我又陪友人第三次造访废名墓，沿途询问，竟然没人知道，百度地图也没有显示，路上更无标识，如果没有熟人带路，怕是不容易找到的。好在当地百姓知道哪里有名人墓，指了指，我们试着摸过去，还真是废名的墓。在几棵大树的掩映下，两座孤坟，并排而立，当地鲜有人知道这是冯文炳或废名之墓。

2003 年，祖父梅岭春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黄梅党史办主任黄石远先生。我跟他有一星半点的血缘关系，且他与我祖父很熟。他的外祖父梅远志还很可能即是为莫须有先生买飞机票之人。梅远志与我的曾祖父守海公是同一房的近支族兄弟，1946 年正担任国民党某部军需处少将，冯健男曾有回忆，却未点出姓名，但在一个县能担任将军的没几个人，唯有此人符合。废名在黄梅的学生翟一民还为此查过家谱，废名确有姑奶奶嫁到我们下乡新开镇梅家，废名或由此与梅远志为亲戚关系（当为第二代表兄弟）。当时，知道点儿废名的，也仅限于黄石远、翟一民这样的亲友、学生等老人了。要说废名在黄梅文化界、教育界尽人皆知是远不可能的，即便到了2011 年，格非到黄梅还诧异于当地的高中生、大学生没听说过废名。十几年前，黄石远先生说了一句可能要让我终生感慨的话，他说：“年轻人，你要研究废名？废名不是革命作家，在黄梅还不算一号人物呢。……领导恐怕都不知道呢！”他的话，或许有几分夸张，但在当时，县里不重视废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今天，县里也没有为废名做多少事，还把小南门街的废名故居拆了。不但如此，废名外家岳家湾，也就是史家庄的原型，近年友人开车带我去了一次，并告诉我，你肯定很失望，前几年这里因为城中村改造，已经全部拆迁了，现在只能看到那棵大枫树。

好几年前，我就从网上看到黄梅县政府的一些规划，废名纪念馆、废名广场等都有列入，然而多少年过去了都不曾实现，废名在黄梅最值得保留的故居以及岳家湾却消失了。废名留在黄梅唯一供后人瞻仰之处，怕也就只有废名墓了。当然，废名曾经在黄梅行走过的土地，仍然存在，比如五祖寺、后山铺、水磨冲等山区景物，甚至废名笔下的鸡鸣寺、多云山也陆续被挖掘出来，探访的游人也有一些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传播的高效与便捷，今天废名在黄梅的知名度不说家喻户晓，但至少当地领导、教育界、文化界还是知道他的。最近十几年，黄梅政协、黄梅文联各为废名出了一本书，新出的是连环画版《废名先生》，绘画不错，值得一看。

废名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

（一）我的祖父梅岭春先生

在我最初的废名研究道路上，有四位引路人不得不提。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的祖父梅岭春先生。我的祖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校长。我家世居黄梅，耕读传家，到爷爷这一代书香也不曾断绝。我和爷爷之间，有一些文化的交流，就是从交流家事史、乡史开始的。爷爷的性格完全受到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说话、做事不紧不慢，张弛顺其自然，而能在历史的动乱、危难岁月中安稳度过。这种人生境界，我常自佩不如。我把这种状态视为废名形容周作人的“渐进自然”，相比保守和激进，貌似近于保守，实是一种大智慧，不到老年，似乎很难领略其中的道理吧！我的祖父在政治面貌上是一名共产党员，究其本质实为传统乡儒。他的这种人生底色、精神追求，深深感染了我。我初中时代知道废名，也是他最早告诉我的，那时他发现我爱读文学作品，于是随口说了句“我们黄梅也有个作家叫废名的”。于他而言，是无心之举，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是记下这个名字了。

2000 年入读废名母校，也是废名任教过的黄梅一中，这时我才开始真正关注起废名来。当时黄梅一中有一个废名文学社，成立了有四五年，当时加入废名文学社的同学有好几个，但我颇清高，见此数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便誓不加入。高中三年，我不曾参加废名文学社的活动。当时的黄梅一中，虽然师生们或多或少知道废名这个人物，但我总觉出一股异样的氛围，大家似乎并不推崇废名，不少师生认为他只是一个小有名气、不大入流的作家，所以很多人宁可说他是北大教授，也不说他是著名作家。黄梅一中的认识尚且如此，对黄石远一类人的评价也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2001 年，废名诞辰一百周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而言，这是个重要的日子，然而全国丝毫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我此时仍然没有见到一本废名的书，只是在一些选本里，发现过零星的散文、诗歌或小说，那时常见的是《竹林的故事》《十一月十九日夜》《五祖寺》等名篇，但我从介绍中，以及与他等量齐观的同时代著名作家的评价中，断定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称得上是历史人物。废名诞辰一百周年的当天，也就是11 月9 日，我特意在领导办公区来回走动，想看看有没有活动。那天中午，当我走过校团委会议室，赫然见到“纪念废名诞辰一周百年座谈会”字样，并第一次见到悬挂着的废名照片，现在回忆起来，是废名晚年的那张照片。可惜，这种会议是封闭式的，校内没几个人知道，只是校方的一个小型会议，其影响可想而知。

这时的我已经是理科班的一名学生了，但我那时已经熟读何其芳、郁达夫的著作，并开始涉猎废名的作品。2001 年元旦，我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从今天起，我要成为一名作家。”从那时起，我的文学梦在生长，而我的现实却是被家人逼迫读了理科，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我的现实与我的理想开始撕裂。在当时所有人的意识里，读理科好找工作，可以挣大钱，读了文科考不上好大学，毕业就下岗，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死活不让我读文科。尤其像我这种正规考取黄梅一中，且排名靠前的，正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说就你这入校成绩上个武汉大学不是问题，一旦读了文科，只能上普通本科。就这样，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他们的所谓成功，要牺牲我的个人前途。这种矛盾贯穿于整个2001 年。

我喜欢废名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时常可以听闻同学的嘲讽声，顺带也嘲讽了废名。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我获得了启发，我当时就认为这一年是我的沉沦之年。郁达夫又在另外一篇作品里说：“沉索性沉到底吧！我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这句话让我知道，要见“佛性”得自己拼个鱼死网破。废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我为了转到文科班，去找班主任，班主任叫我去找年级主任。我怕年级主任不搭理我，就告诉他班主任是我姑父，他这才听了我一番陈述。接下来，我又对家里说了非文科不读，甚至说出休学到五祖寺读书的话来。经过一番折腾，学校终于答应我转到文科班，此前有几名要求转班的理科生，也因为我的成功，他们也就抓住这个缺口转入文科。2001 年12 月30 日晨7 时，在同学们诧异的目光中，我将自己的课桌搬到了高二（13）班，开始了我的文科生涯。

对于我从理科转入文科，对于我的研究废名，尤其在入读文科以后，依然继续沉沦，直至以荒废高考为代价来搜集有关废名的资料，祖父从未厉声斥责，总是一副和善、慈祥的样子。然而，我又何尝不知在其他亲人的眼里，我已不可能有出息了（黄梅话叫“废了”）。祖父对我的宽容，也让我感到压力，因为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他。真正让我感受到祖父对我的鼓励，是2003 年高中毕业，他带我去见黄石远先生，他觉得黄先生能帮我找到废名的亲友，或许对我有帮助。结果，黄先生把废名在黄梅的学生翟一民老先生介绍给了我。

（二）废名的学生翟一民老先生

2001 年，不仅黄梅一中举办了废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而且北京大学提议黄梅当地也要召开，于是废名在黄梅的学生们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召开纪念废名的座谈会，但北京大学没有派人参加。当时北京大学的王风老师正在主编《冯文炳全集》（后改名《废名全集》，最后以《废名集》之名出版），他还提议黄梅当地抓紧编出《怀废名》，这其中的组织者正是废名的学生翟一民先生。用废名儿子冯思纯先生的话说，翟老是废名在黄梅的得意门生，由他担任组稿人是合适的。所以黄石远先生叫我来找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关于我与翟老的交往过程，曾遵陈建军老师之嘱，写过一篇《翟一民先生印象记》，这里不妨念一段：

我因爱好废名的缘故，写了一点浅薄的文字，六月里，在祖父的介绍下，去拜访黄石远先生。然而，黄先生并不怎么了解废名，他却向我指引了一个人，说他是废名研究在黄梅的中心人物，这个人便是翟一民先生。那是第一次拜访他，我很拘谨的样子，只是听，不敢多说话。我尊他为“乡之先达”、长者，我岂能不认真地听？更何况他那热忱认真的样子，也不能教我感到厌烦。他边说，还时常叫我坐，我只能唯唯，终究没有坐下来。就是那一次谈话，我才知道学术界兴起了“废名热”，我们家乡也要出版关于废名的书了。北京大学王风先生正在编《废名（全）集》，黄梅文史委员会在编《废名先生》，都是为了纪念废名诞辰100 周年。他还告诉我，武汉大学的陈建军先生对废名也很有研究。而我，早就觉得自己的文章捏在手里汗颜了，他却说这是他在黄梅一中发现的最早的废名研究的文章，并且说我作为一个垦荒者不容易，要我继续努力，好好地学。

这里提到的一点浅薄的文字，是指我在读文科班期间，写的一篇赏读废名的新诗，以及废名诗歌、小说的仿作。这些作品在毕业时已经收入废名文学社自印的《废名文苑精粹》里，作为我的专辑呈现，只是当时还没有印出来，我是带着打印稿给翟老看的。这就是我最初的废名研究文字，或许没有什么新意，但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写出的文字。2002 年我买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小说》、沈阳出版社出版的《禅悟五人集：废名集》，这才第一次见到废名的著作。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熟读安徽文艺版的《废名小说》，写下了一篇读后感，又拿给翟一民先生审阅，《翟一民先生印象记》里这样写道：

暑假的两个月，我除读了朱光潜的美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有古典田园诗歌，再就是通读了废名的小说。那些读书经历的产物便是一篇心得《一个风格卓异的小说家》，约有四五千字的样子，在一个深夜里，独自摸索写完的。第二天就打印了出来，顺便给相关人士看了。翟一民先生自然在这“相关人士”之列，只是我已经担心他早把我忘了，有点犹豫，就先去找文史委员会的负责人石雪峰先生。结果我见到了《废名先生》一书，里面有翟先生的一篇文字，大略看了看，唏嘘不已——文章作得这么好！

走进城关原农业局的旧门，往左走，上二楼，靠右就是翟先生的住处了。我不敢无礼，在敞开的门口连喊几声“翟先生在家吗”。先生抬了抬头，又抬了抬头，似乎听到了，原来翟先生有点耳背。不一会儿听到翟先生的笑声，起身叫我进来，还拉我坐下。那一次谈话，很舒适，我是大声说话，先生是边说边扼要写在纸上给我看，再就是大家一起会意地笑了。一切拘谨和严肃的气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还说，他很理解我的心情，已经和冯奇男先生一起向冯思纯先生专门提到我，说我是年轻的好学者，应该帮帮的。我听后，惊诧不已，原来他最能体谅人，并不是简单的不顾别人感受的“直来直去”的人。先生还说，你在武汉，应该拜访武汉大学的陈建军先生，虚心向他学习，并说此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这时，我真真觉得翟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热忱的仁者。

去武汉上学后，曾在一段时期我郁闷过，彷徨过，在精神上没有着落，就在那时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文辞含蓄委婉，担心他老人家不会回信。其实我也没有打算他回信，真的，我把写信的事都忘了。突然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了！一惊，熟悉的信封，陌生的笔迹，落款是“翟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拿出来就读。我仿佛看到一个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的长者在对我说话，我的大脑嗡翁地响，信是看了又看。原来他一直在等待思纯先生的回复，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其实我哪里要什么答复！ 他给我的信大意是，他总算做了一个搭桥人，勉励我继续前进！

当年翟老花了很大气力来做《怀废名》一书的组稿工作，联系了多年的老同学，为研究废名在黄梅积累了不少素材。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文字的不少作者，在创作完后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去世了。就连翟老，都未见到这本书的出版。幸运的是，当时黄梅政协文史委正在编选《废名先生》一书，把一些文章先用在了里面（后来《怀废名》一书始终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