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与“寓今于古”

关键词：民国 北京 日常生活 现代化 回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城市史研究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历史学、文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热门领域。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因其并世无两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其城市历史自然备受瞩目。其中，处于转型巨变阶段的民国时期吸引了众多学者为之侧目，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得益于相关原始资料的相继公开、整理与出版，民国北京史愈益成为继上海史之后城市史研究的新焦点，涌现出了一批异彩纷呈的学术成果。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黄兴涛、郭双林等主编的《民国北京研究精粹》等论文集，以及史谦德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李少兵、齐小林、蔡蕾薇的《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何江丽的《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张秀丽的《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等专著，已从多维视角为我们初步揭示出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多元样态，具有难能可贵的开创之功。但迄今为止，唯一对民国北京的历史面貌进行综合观照的仅有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下文简称《民国北京城》）一书，该书为作者的英文著作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的中译本，于2014 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首次出版，2018 年同社再版。

该书虽名曰是一项“综合研究”，但相较于书名的宏阔及作者在绪论部分的自陈：“本书……是综合考量了在北京这个古老帝都的转型和它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第21—22 页），其内容实际上并未全景式勾勒出民国北京城的所有历史图景，诸如政局嬗替、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等面向均在书中难觅踪影。这种对广度的割舍应是为了服务于论述的深度，作者的问题意识明确而集中，其核心旨趣在于厘清民国北京城现代变迁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而尝试以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纠偏“二战”后在西方学界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全书结构整饬，经由“规划北京”“经历北京”“书写北京”三个方面的架构，分别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秩序转型、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经验及新老知识分子眼中不同的城市想象，最终提炼出“回收”（recycle）这一概念作为对其中（包括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结构性特征的概括，从而将读者的认知从惯常的线性进化史观中解放了出来。

平心而论，作者关切的命题——“民国北京城的现代变迁”本身相当朴素且并不鲜见，几乎是所有聚焦该时段的相关研究皆有的潜在追求，而该书问世后之所以能在西方学界引起非凡反响 ，窃以为或许得益于其洞隐烛微的立论视角与别具一格的史观史识，具体来说即“基于日常生活的向下视角”和“动态、非断裂的内驱型现代观”。本文将结合相应的学术史脉络与书中的具体论述，对二者依次展开述评；另外，针对全书的核心概念“回收”，笔者将尝试审视其阐释效度，并兼论其对认知当下北京城市现代化格局的启发意义。

基于日常生活的“向下”视角

传统史学常被人戏称为是一部帝王家谱，此言或许有几分偏颇，但仍中肯道出了传统史学的一大表征，即关涉的对象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至少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则长期被隐形与遮蔽，即便偶被记录，也多是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 。这种取向固然有史料多寡方面的客观考量，但更说明了长期以来史家治学的价值立场。具体到城市史研究中，常规的学术进路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纵向以城市文明演进为研究对象，整体探讨其起源、发展等不同时段的历史特征；其二是横向揭示某一时段内城市的空间结构、治理体系、经济运行、建筑景观、文化生态等不同方位的内涵。回顾既往的研究成果可知，前者通常止步于制度沿革爬梳，而后者则多流于对社会事象的铺陈描述；大约至20 世纪中叶，“见史不见人”的治史理路开始受到挑战与反思，在年鉴学派“整体历史观”的影响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尤其是70 年代以降，“自下而上”的历史眼光已被不少欧美学者尝试运用于具体研究之中，国内学界也紧随其后开始相关理论的译介与个案探索。可以说，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包括城市史在内的众多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旨趣之一。

《民国北京城》正是在城市研究中贯彻这一“向下”视角的典范之作，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言：“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一座城市，只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拥有呼吸和生存的空间，它才会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第11 页）也就是说，与此前大多数探讨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著作不同的是，该书并不止于钩稽市政措施的现代化嬗变，而是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感受置于全书的核心，以人的主体性来彰显民国北京城介乎旧与新、东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底色，从而使得城市历史得以“动”起来、“活”起来。全书共划分为“规划北京”“经历北京”“书写北京”三部分，大致分别对应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每部分标题暗含的主语可推断，后两者“以民见史”的书写特征较为显著，而“规划北京”乍看虽无明显的民本意味，但实际作者侧重的仍是民众对城市规划的反馈，而非规划本身。如在“宣武门城墙案”和“有轨电车工程案”中，政府为改善交通，决定在宣武门城墙两边加开出入关口，并铺设有轨电车线路，但作者从北京市档案局的资料中发现，这些举措在当时均曾遭到当地以固有方式谋生的居民的强烈抵制，说明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现代化改造并非一帆风顺；且在官民博弈中，民众通常是失败的一方，胜负关键在于掌控的信息渠道的多寡。（第59 页）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取向不仅出于作者“同情之理解”民众的个人情怀，更是不断精进史识的必然要求。后现代史学昭示我们，要审慎地“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 ；也即，任何历史记载都不应天然被视为绝对客观真实的存在，而是经由不同主体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因此，若仅停留在梳理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条文层面，我们将只能知晓北京城市设计者的“说辞”，而无法触及制度在历史中的“实践”效果。既有的不少研究已提示我们，官方“说辞”与民众“实践”之间通常存在龃龉，因此唯有将研究视角从民国北京市政沿革本身转向民众对城市转型的理解与接受，才能真正洞明其间迂回往复的历史过程，即如学者邓小南所言：“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 基于这一逻辑，作者关注民国北京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尤显意义深远。以“胡同的命名”为例，民国政府为了树立新的城市形象及便利交通、邮政系统运行，重命名了不少原本由民众自行裁定的街道名称（有些不登大雅之堂或重名情况严重）；若遵循传统的治史思路，这种政府举措很可能即被默认为历史事实，但作者敏锐地发现，原本的街道名字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仍活跃在人们的日常交谈及民歌、民谣、戏曲之中（第68 页），并未与政府意志同调演进。正是经由细致地考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行动与表达，作者真正为我们呈现出了民国北京鲜活的城市生命肌理。

诚然，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几乎已成为当代史学界的普遍追求，但如何在研究中具体践行则尤能见出不同学者的功力。此前已有部分先觉者表示，日常生活研究要警惕走向琐碎与庸常，即过分关注细枝末节，而致使“研究题目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关怀，缺乏全面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 对此，《民国北京城》有着高度的自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班德（Thomas Bender）在“序言”中称赞道：“董玥的研究超越了大部分人对日常生活的记叙，因为她懂得，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不能离开对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第3 页）例如在论述帝制时期隔绝于民的琼楼玉宇至民国转变为下层民众可自由出入的现代公园时，作者关注到这一举措实际是将民众置于政府的监视之下，通过规训居民在公共空间的举止以提高民众作为现代公民的素质水平；在描绘抗日战争后新知识分子放下先前对北京本土文化所抱持的学者式疏离与批评而转向认同市民生活时，作者指出这是一种与政府“合谋”制造现代国家象征的方式……可见，诸如《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北平风俗类征》般事无巨细地记录北京城日常生活风貌的“民俗志”式写作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该书并不满足于整理呈现资料本身，作者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与书写始终与国家视角相勾连，致力于挖掘其间千丝万缕的权力博弈，从而以“以小见大”的眼光，将小问题与大历史接轨，探寻细节背后隐现的“国家的在场” 以及传统/ 现代观等深层逻辑。

然而，该书关注日常生活的视角也并非尽善尽美，作者虽已有意识地试图从民众的认知与体验角度窥见北京城的风云巨变，但最终的结果或许与预期目标仍有不小的距离。首先来看全书援引的史料的类型与性质。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学发展的基础，史学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对史料进行甄别与归类。遍观《民国北京城》全书，作者频繁引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北京市档案馆、工商联等政府机构（或组织）提供的档案记录；一类是诸如陈善卿《天桥史话》、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翁立《北京的胡同》等知识分子编撰的地方读物，而作为民众自我表达的民间文学材料在书中凤毛麟角，仅见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这难得的一种。当然，若从异文化研究的立场视之，能够呈现出这些经久尘封的档案文献或许已能为西方学界带来极大的新鲜感，且这一“片面”的选择很可能受限于作者跨国研究这一客观因素（民间文学资料通常需要研究者亲自实地调查采访），但这仍不可避免地造成该书所谓的“民众日常生活”实际乃是“识字阶级”眼中的民众生活。如在书中提及的“宣武门城墙案”和“有轨电车工程案”中，作者那些关于“民众强烈抵制政府”的观点其实全部来自北京市档案馆、工商局的档案记载；然而，来自外部的说辞（尤其是强势的官方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真实的内心感受？甚或说，这种“代言”是否存在曲解或抹黑民众的可能？更何况，“民众”本身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很模糊的集体概念，其中包含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及知识信仰体系的异质性群体，即便对待同一事物，不同群体也可能生成大相径庭的话语，此中的实情远非档案上的三言两语所能涵括。而据笔者浅薄的了解，民国时期的北京实际留存下了不少民间文学财富，仅作者在第三部分“书写北京”中提及的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中便搜集、刊发了不少流传于北京地区的传说故事、谚语、民歌等；而时任意大利驻华公使的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还专门搜集出版过一本《北京的歌谣》（Peking Rhymes） ……这些都是直面民众真切思想的有效渠道。若作者能对相关材料加以分析，相信应当会对民国北京的众生相有更生动丰满的认识。与此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书写传统和口头传统天然具有某些价值差异，那么《民国北京城》显然过于倚重书面文献，窃以为，若辅以部分实地调查或口述史案例，当下民众的生存逻辑或许也能为民国北京城的社会生活秩序提供某种参考。

其次，或许因作者怀有强烈的“以小见大”的抱负，全书在论述时多少有些执着于微观与宏观两个端点的勾连，反而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端点之间的复杂样态。值得质询的是，民众的日常生活难道总是直面国家权力吗？在民众与政府（国家）之间，是否还存在与其他群体的交互作用？董玥认为：“城市居民也没有建立任何新形式的社会组织来争取更多的权益，所有这些斗争都只是在国家与孤立的个人或小社区之间展开的。”（第70 页）也就是说，在该书的论述框架中，只存在“官方—民间”一维的二元关系；但无论是同样着眼民国北京城生活事象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 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还是同作为民国城市史研究扛鼎之作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这些研究均启示我们，民众与国家实际上很难实现直接互动，信息通常需借由某些社会组织或地方精英上传下达，例如在20 世纪20 年代北京人力车夫反抗政府的暴动中，行会、工会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成都街头，地方精英总是摇摆在民众和国家之间，在充当“传声筒”的同时不断经营自己的利益。由此观之，《民国北京城》所言民众总是直接与国家权力交涉的论断似乎有简单化处理之嫌，如何恰如其分地定位普通民众的现实境况还有待后学继续探索。

动态、非断裂的内驱型“现代观”

我们既知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民国北京城》独到的研究进路，但诚如上文所述，进路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指向作者关于“现代观”的建构，而这也正是该书最大的亮点所在。作为一部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生产的中国城市史论著，该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内在于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谱系中，作者意欲对话并突破的是“二战”后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化理论。

20 世纪中叶以降，美国趁世界大战之际迅速崛起，战败的欧洲也逐渐从创伤中恢复重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情绪，不少西方学者由此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了一套现代化理论，试图借此拉拢更多新独立的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简而述之，这一理论将达尔文“单线进化”的生物发展模式挪用至人类社会领域，视“传统”与“现代”为相互对立、线性发展的两极，并赋予二者鲜明的价值判断：前者象征着落后、愚昧，总与非西方国家相连；后者则代表先进与开化，以西方文明为典型。换言之，“现代化”过程实际被同义置换为了“西化”道路。在秉此思路开展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深远，甚至已然形成一种话语权威的当属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莱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应对西方冲击的过程。此中默认一个假设：中国文化一旦形成传统，便具有积重难返的怠惰性，即便有发展也仅是局部调整，除非接受外来挑战，否则中国难逃传统的窠臼。70 年代后，美国国内反战、反种族歧视、女权主义等运动此起彼伏，在对西方文明精神的质疑声中现代化理论也随之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从中国城市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而不再把这一过程简单归因为西方的作用。然而，破旧容易立新难，即便有诸如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标榜“中国中心观”来纠偏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或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概念以修正线性进化史观等反思尝试，在《民国北京城》之前，西方学界实际仍未形成一种相对圆融的新说用以统摄近代中国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