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勘读记

从前坊间所称“三国志”，不是二十四史的《三国志》，通常指小说《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明嘉靖本书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十余种万历、天启间刊本，多称“三国志传”（或干脆作“三国志”）。清初毛宗岗评点本与嘉靖本书名相同，亦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卷首有一篇作为导读的《读三国志法》，即由《三国演义》叙事之义分疏历朝正闰，忽又说到文章手法，如“星移斗转，雨覆风翻”“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类，开列二十多条。毛氏的读法是文史舛互，以“正统”史观混一历史与文学叙事，乃将小说当作史著来读，视如具有合法性的历史运程。

《三国演义》诚然是《三国志》的重述和改写，但作为文学叙事它另有意图。对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如何演义的命题，亦自包含一套复杂的技术过程。

大约2010 年前后，我开始研究由历史文本衍生的三国文学叙事，尤其是文本间的叙述关系，以及想象与情感之发生，先后出版《三国如何演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和《建安二十六年》（文津出版社2022 年版）两部专著。两书合计三十六个专题，从各自不同的书写旨趣和对应关系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读法。如果仅就《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而言，我们可以感觉到它与国人的心灵建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再看《三国志》，你会发现，陈寿撰史是寻求某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是将王朝兴替作为合法性的历史演化轨迹，原本亦是带有构想性的大叙事意图。简单说，《三国志》把握着概念性的圣王之道，在“汉—魏—晋”的迭代演进中，曹魏承前启后，自然成了“总御皇机”之枢纽；《三国演义》则明显不同于那种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而是强化政治伦理以分辨正邪，以汉室承祧关系和抗争性人格意识确立家国大义。史著和小说在各自的叙事目标之下，对于诸多事件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是我所关注的要点。

本文以“三国”为文本现象，亦即综核《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所引史料）与《三国演义》以及其他各种三国叙事，互文比勘，以见史家与小说家之不同旨趣和叙事策略。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关于《三国演义》，清人章学诚谓之“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箚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这是对照《三国志》（包括裴注）而言，所谓“实事”，依据就是史著。当然，三国史不仅系于《三国志》，部分人物事况亦见《后汉书》和《晋书》（《三国志》无志表，相关内容《宋书》有所著录）。章氏这个说法被人广泛引用，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小说无非按照史书纪事敷演，或编排某些情节细节而已。查考二者叙事起讫，倒也大致吻合，都是从黄巾起事说到司马炎灭吴，大致是后汉中平元年（184）至晋太康元年（280），凡九十七载。

既然事实俱在，框架已定，小说家似乎没有多少创造余地。其实不然。《三国志》是纪传体史著，以国别和人物为纲目，时间涣漫于各自事略；《三国演义》则近似编年史写法，以时间—事件为叙事脉络，人物贯穿其中。从《三国志》各志纪传中捋出时序线索、调度场面、刻画人物，已非易事，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偏要颠覆史书叙事旨意。历来研究三国的学者无不注意到这个文史悖离现象：《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主旨却是“尊刘抑曹”。关于曹、刘之优劣，是历史观和价值论之争，学者们最喜欢讨论这类问题。他们并不在意小说如何逆转叙意，失败的蜀汉如何演绎大义凛然的优胜记略，以及这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等等。怪就怪在叙事过程的大率相似——小说并未篡改三国历史的基本走向，最终还是替代曹魏的司马氏一统天下。然而，全书给人印象至深的却是刘、关、张的英雄人格，是复兴汉室的政治正义，是诸葛亮的智慧方略，总之是蜀汉的辉煌。

在《三国演义》语境中，刘备作为汉室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理应是得天下的主儿。其左右有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大师，有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而且，从先主到后主，一向内政稳定，几乎没有内讧（唯诸葛亮死后魏延倒戈，旋即被灭），不像魏、吴两国屡见废立之局，宗室和权臣的内斗相当惨烈。后主虽昏聩平庸，但诸葛亮之后蒋琬、费袆都是规矩人，何况有大将军姜维忠心辅主。蜀汉故事里当然少不了夸张和渲染之笔，小说家并不拘泥于史家见识，诸如刘备的宗室身份是否真有号召力，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否真的那么出色，这都不重要，叙述就是加杠杆，优胜的艺术效果首先在于优势堆栈。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小说将叙述过程纳入“汉贼不两立”的对抗语境。《三国志》是按“实事”记述，从汉末诸镇纷争到魏蜀吴三足鼎立，除董卓、李傕、郭氾那几个恶人，基本不作正邪之辨，如评骘袁绍、吕布数辈只是称其才略不足、器局窳陋而已。但小说里就有正邪之分，确立了政治伦理导向，刘备和蜀汉命运便产生了情感内容，这是要诀之一。

要诀之二：持续再现蜀汉之军事优胜，以展现英雄主义魅力。小说并不完全回避蜀汉军事挫折乃至衰败的若干缘由（如荆州之失，关羽被害，刘备伐吴而兵败猇亭，等等），但挫折之后总会引入新的胜绩，从而不断注入新的叙事动力，如诸葛亮火烧新野，关羽水淹七军，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之类，让读者陶醉于各个节点的辉煌。这其中包含一种延宕策略，让审美愉悦停留在那些节点上，记住蜀汉的辉煌与美好。

然而，还有第三条，最后当一切坠入深渊，或许这是最关键的要诀：营造功败垂成的悲剧效应。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其实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却以苦其心志的征伐写出一幕幕悲慨动情的活剧。悲情本身即是道义优胜的表达方式，叙述以情感控驭读者心智，遮蔽了优汰劣胜的叙事悖谬。

话说回来，战争有时是为了确立某个政治命题，未必概以胜负而论。

《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三国戏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明之际，之前有《三国志平话》，金院本和元杂剧亦有三国戏，均为早期三国文学叙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所举“说三分”，就是宋代说话科目之一。又有苏轼《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其称：“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知自宋元说话起，三国叙事已嵌入政治伦理和情感内容。今存《三国志平话》系元代至治刊本，大抵为宋元说话人所用之话本，其文字粗率，头绪杂乱。《三国志·平话》本身未是称意的读物，但它为小说家开通了想象的路径，奠立了重述三国的基调。

元杂剧存目有六百多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三国戏不止什一；而元剧三国戏中，刘备和蜀汉剧目占了大头。据胡世厚主编的《三国戏曲集成·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元剧三国戏今存剧本二十一种，除郑光祖《王粲登楼》、无名氏《周公瑾得志娶小乔》两种属才子戏，其余皆是尊刘抑曹、崇汉贬吴的蜀汉叙事，如关汉卿《单刀会》《西蜀梦》、高文秀《襄阳会》、郑光祖《三战吕布》、朱凯《黄鹤楼》、无名氏《千里独行》等。宋元之际的三国叙事已不同于《三国志》的“实事”记述，各路角色已有正邪忠奸之分，分明呈现出好恶立场。

为什么偏对蜀汉寄予同情和关怀？汉末诸镇纷争，分合之际强者为王；江山兴替本是史家叙事常规之义，刘姓天下既已翻篇，曹魏“代汉”还是“篡汉”，不是问题，曹丕登基时，陈寿让一班汉臣做成了尧舜禅位、肃承天命的堂皇文章（见《魏志·文帝纪》）。可为什么到了宋人元人这儿调子就变了？不为什么，现实的痛感就是历史。

宋元时期的三国叙事是一种悲情化的美学冲动。祭出“匡扶汉室”是以唤起统辖性的国家意识，代入被凌辱者的抵抗情感。自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宋与辽国又有澶渊之役/ 城下之盟，更使收复失地无望。国人面对中土沉沦的现实悲况，救亡的危机感已拂之不去，此际急需英雄主义想象，需要从历史记忆中拾回继统祀汉的合法性标识。

三国叙事的变调，始于宋元，始于《三国志·平话》和元剧。之前，唐代诗家抒写三国的篇什不少，大多只是思古凭吊的感怀（其中最多是吟咏曹操的铜雀台）。杜甫蜀汉之作有十余首，其蜀地悲情叙事自有漂泊无定的嗟叹，其大书诸葛遗恨，亦感慨“曹公屈壮志”。我写过一篇《杜诗蜀汉叙事》（刊于《书城》2023 年1 月号），说到老杜不像宋以后的文人多半怀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情怀，并不带有某种预设立场。

如《三国演义》开首桃园结义之事，即来自《三国志·平话》卷上，元剧也有这个剧目。此事不见于《蜀志》各传。关张本传称二人早年“俱事先主”，应是讨伐黄巾之时，但《先主传》刘备据下邳时首次出现关羽名字，已是十年之后，而张飞迟于当阳撤退才被提及。《三国志·平话》虚构桃园结义，乃以匡扶汉室为政治伦理准则，其谓“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在小说里就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这种结契将公义与私谊捏合到一起，既是同心同德的凝聚，又是一种君臣相得的差序结构，完美凸显出蜀汉人物忠勇节义的美德。另如元剧关汉卿《单刀会》表现关羽之雄迈丰采，无名氏之《千里独行》叙说关羽护嫂寻兄的艰难过程，亦皆撇开史家叙事轨辙而自行结撰，这些关目都被小说取用。

不过，出于勾栏瓦舍的想象，亦有胡乱发挥的毛病。《三国志·平话》卷下末尾，竟将十六国前赵刘渊作为蜀主刘禅的外甥，叙说蜀亡后其侄刘曜灭西晋为蜀汉报仇雪恨云云，如此将赵汉立国作为汉业之赓续，令人匪夷所思。情感与想象有时也会被滥用，不免荒腔走板。

嘉靖本与毛本

今存《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壬午（1522）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回，计二百四十回。从结构特点看，这是话本小说向章回小说演化的中间形态。嘉靖本之后，万历至天启间各种刊本甚多，我自己不做版本研究，不曾比对那些刊本的差异，但据郑振铎《宋元明小说的演进》（收入《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介绍，“其面目大多无甚异同”。《三国演义》传世版本虽多，但相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其版本沿革还是比较简单清晰。

嘉靖本之后，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假托古本评改的《三国志演义》成为坊间最通行的本子，称之“第一才子书”。但郑振铎认为：“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宋元明小说的演进》）郑先生的意思是，毛氏的修订没有改变罗贯中的叙意。

毛本的改动，当然不止是将原本二百四十回改为一百二十回（据孙楷第书目，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明刊本），但看文字增删改易倒也不少，主要是润饰之笔，相比之下，嘉靖本行文确是显得粗糙。旧本每述一事便有诗词赞语，不脱村学究气，毛本亦尽悉删去，或替换成他认为更好的篇什。另外，毛氏尚有一些稍显重要的改动，诸如以下数例：

嘉靖本“七星坛诸葛祭风”一回，周瑜起念“不若且与曹操连和，先擒刘备、诸葛亮，以绝后患也”，这是要表现周瑜的嫉恨心理，却与主旨不合，毛本第四十九回改作周瑜“晓夜不安”而已。

又，“废献帝曹丕篡汉”一回，曹皇后帮着娘家人说话，献帝抱怨曹魏篡汉，她称汉家天下也是劫掠秦朝而来，但毛本第八十回反转为怒斥曹丕与臣下“共造逆谋”。

又，“孔明火烧木栅寨”一回，诸葛亮欲将魏延与司马懿一同烧死在上方谷，毛氏觉得这主意太损，第一百三回中仅以魏延作诱兵之计。

毛本自行增添的也有，最明显一处在第二十二回。袁绍讨伐曹操，陈琳领命草檄，洋洋洒洒地作了一篇声罪致讨的妙文（《为袁绍檄豫州》，见《文选》卷四十四），让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嘉靖本不书陈琳，也未收录檄文，毛本都给加上了。当然毛氏的增删不止上述这些，四十年前我写《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1982 年第4 期，后收入《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时，对两个本子的差异做过一些分辨，这里不赘述。

毛本文字较佳，现在《三国演义》通行本皆由毛本所出。我自己做研究，采用根据清初大魁堂本整理的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就是毛氏的传本。

石头剪刀布，汉宫说三分

《三国演义》有两个叙事起点：一是桃园豪杰三结义，一是汉宫三股势力缠斗之局。

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的宫廷争斗直接动摇了汉廷根基。最初是立嗣之争，立皇子辩还是皇子协？灵帝不欲立何皇后所生皇子辩，想传位于王美人所生皇子协，但病危之际已是奈何不得——何后及其异母兄大将军何进迅速控制了局面。小说第二回宫斗情形大率取自《后汉书·何进传》，何传有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