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古今边缘的历史“拾荒者”

在《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的总序中，陈平原提到了关于人文学的想象：“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另外，学问中还要有‘文’——起码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学问’与‘文章’之间的巨大鸿沟。”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黄子平契合了这一想象背后的人文学者的形象，在诗意般的文学评论话语中娓娓道来，追踪着历史的痕迹，诉说着日常的细节，探究着情感的记忆。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框架的提出，到后来的对于“碎片”的关注，黄子平在其阅读与写作中展示碎片，展示迷津和渡口，展示尝试与失败，展示湮没在交叉小径上重重叠叠的脚印，以求呈现曾有的多种历史可能性。在对被遮蔽的历史的揭示过程中，黄子平认同的是“作为方法的文学”，认为在面对任何文本的时候，要把握文本的语言、修辞、意象以及对虚构的感受和分析。在对这“表面”形式的分析过程中，进入历史的深处。同时，黄子平还借鉴了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中对于人和时代关系的看法，即尼采的“不合时宜的人”的概念，指出同时代人与时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同时代人既属于这个时代，又要不断地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既依附于时代又同时代保持距离。

在对于“同时代人”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在黄子平的文学批评研究理路中一个贯穿始终的身份——历史的“拾荒者”。黄子平曾评价自己的位置是“老桥上的一块桥板”，这“桥板”和历史的“拾荒者”异曲同工，某种意义上都是他所说的“中间物”——地理“中间物”和历史“中间物”。在历史的时间之流和空间之感中，黄子平从高屋建瓴的宏观观察到深入文本的微观细读，“始终如一的历史意识”未曾改变，“这种历史意识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将他的研究与批评对象放到了一个既有纵向又有横向的历史坐标系中去衡量，二是将自己的批评活动与作用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和过程中。”黄子平以其独特的历史意识和对文本的感受，以历史“拾荒者”的身份，参与到文学的“意思”的生成过程当中，既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形成一种古今参照的共舞场景，又把文本从历史语境之中解放出来，呈现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结构。

徘徊古今的幽灵，回到历史的深处

从当下回看历史，从过去观照现实，“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现代性与古代性最深层的姻缘关系在一个瞬间被照亮了。

陈骏涛把黄子平归入新美学—历史批评的派别之中，认为黄子平是从美感形式与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机整体层面把握文本，并从结构主义和系统方法论两条进路概括了黄子平早期的批评实践。吴晓东则以游动和越界来概括黄子平文学批评的内在特征，认为其表现为以破译文本秘密为中心的一种带有鲜明解构性的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及以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为底蕴的形式批评，并以文本修辞学总结了黄子平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早期结构—系统的实践概括，还是后来解构—语言的细读分析，黄子平始终以一种置身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批评姿态、以“重读”的阅读方式进入文本、社会与历史。在把历史和社会文本化的过程中，抓住了徘徊在“古今”之间的幽灵。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黄子平未刻意进行历史的阶段分期，而是站在一种超越历史分期的立场上去探讨文本之间的脉络关系，在一种“互文性”的观照中，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之中，以重读的形式进入古今的对话，回到历史的深处。

“重读”是深入文本的内在理路，发现历史叙述内部本身的张力和缝隙的阅读方法。“重读”始终是以“当下”作为对话对象的，每一次历史错动、剧烈变动的时候，可以通过激活历史上的一批作品来回应当下的焦虑。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中如是指出：“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在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因此解读的出发点与归宿必然是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这里所说的‘历史’并不一定指涉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也可以而且往往包括被历史限定了的现在，作意解读与其说是在时间轴上建立可叙述的连续性，不如说是在空间意义上拓展、调整和联结诸种阐释的可能。”

在《历史碎片以及中国诗的现代行程》中，黄子平以历时性的线性时间梳理了新诗的发展过程，但重点不在于讨论写入文学史的新诗的形式，而是着重讨论了“打油诗”这一被排斥、被压抑的诗歌形式，展示了“重读”过程中对于历史的重新编码，以正史中不知怎么办才好、找不到安放的空间的打油诗证明了历史中蠢蠢欲动的异质性。《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则生动地体现了社会、历史的文本化，把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转换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关注破译文本过程本身，揭示过往被压抑的——历史的暗处——那部分“真实”。通过回到文本历史语境之中，由对“仁义”的解码看到当时造神背后的权力话语，看到当代神话构建背后的权力机制的运作。当捞渣的坟墓完成了迁移，时间的历时性企图在碑的形象中凝固为永恒，“然而铭记便是一种书写”，“它不仅被语言的洪流所播散，而且被时间的雨水所侵蚀。定局或定本不可能存在，重读将一再进行”。黄子平在语言的洪流裹挟中，在古今杂乱无章的语言游戏的纠缠中，找寻着历史叙述的真相。《同是天涯沦落人》则从《绿化树》回过头追溯到《春风沉醉的晚上》《青衫泪》《琵琶行》一直到《离骚》，讨论“风尘女子”是怎样成为知识人的“自我镜像”。在“互文参照”的建立中，把“知识人与女子”的母题历史链条贯穿起来，更鲜明地看到了徘徊在古今之间的幽灵，突破了断代的藩篱，以一种共时性的比较文学视野呈现了历时性的线性变化，把一种单线的平面结构化成了一种多元的立体结构。

黄子平的这种回到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批评观，使得他强调批评的创造性，能在顽强的“深入文本的内在理路”时，发现历史叙述内部本身的张力和缝隙。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法”的启发下，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阅读，跟随着鲁迅的援引“野史”来质疑“正史”的步调，在“字里行间”中游走于古今的长廊，在文本的话语中发现历史的缝隙，在历史的缝隙中捡拾历史的碎片，在历史的碎片中看见历史的真相。游走在文字之间，把当下的“意义”带入阅读过程，从而参与文本“意思”的生成过程，在徘徊古今的幽灵的带领下，让历史以一种“重构”的真实进入现实。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像回声般互相震颤着”，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生成与演进，既能够带来历史的反思，也可以指向当下的生命体验。

选取日常的细节，探寻深刻的片面

在《害怕写作》《喜欢阅读》等文集中，黄子平善于选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细节，比如不同历史时间的衣饰、不同地域的食物、不同场景的日常语言等。但他对于“日常”的讲述和细节的把握本质上未曾脱离其宏观历史视野，而是以其敏感的纵深的历史感，把具体的文学现象放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双向的立体思维把解构的碎片结构成多层次的整体，呈现出“既是破碎解构的，又是线性整全的”结构特征。也就是说黄子平致力于这种微观研究的时候，并非孤立地面对文本，把文本看作一个封闭的存在，而是把不同条件和因素在某种共通的审美体验之中合而为一，在不知不觉中沟通文学、历史、生活与生命，达至一种“深刻的片面”。

“视野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与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不同，与现代的教育的规训不同，他们的经历有着类似的‘身份’——当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和土地息息相关，和底层社会息息相关。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沿着轴线，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当然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到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的‘写作’的真正的含义。”黄子平也提到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既然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情感偏向和价值立场，亮明自己的“偏见”就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他想尝试打破一本正经的学术论文和随意闲谈的“知性散文”之间的界限。在《文本及其不满》的辑一散文之什中，黄子平以“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这样一个学术化的题目为我们呈现了日常化的七十年代。黄子平认为，阅读和批评是对自我的一次清理和重建，而方法跟个人的经历、体验、看问题的角度或者某种敏感都有关系，它不像工具箱里的工具，可以从里面掏出来，把它传递给别人。而是应该把个人经验和真实经历以一种真诚的姿态融入文学批评的书写当中。无论是在《更衣对照亦惘然》这类对文本的细读还是在《跑吧，兔子》这类序中，黄子平会把自己的兴趣、生活和情感寄寓其间，在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上，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从而达至“真味”乃至“至味”。

日常首先表现在对于生活中细节的关注。《更衣对照亦惘然》中在上海市井的日常生活场景的诸多意象背后，敏锐地感受着熟悉的事物，借助“他者”的眼光，经由陌生化的震撼，达到“靠得住的爱”。 而《故乡的食物》中，无论是汪曾祺笔下的“鱼生”还是梁实秋的“豆汁儿”，抑或是周作人故乡的“苋菜梗”，都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凡的小菜或小吃。但就是在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食物中寄寓着乡愁，“思乡兼且思古，文人的个体生命记忆就纳入一种先在的‘社会记忆’之中，并由此得到文化积淀的支撑”。无论是周末的地瓜粥还是榕树下的排骨汤，每一道菜就像是一首诗，既“给了世界一百个热爱生活的理由”，也让人体会到味觉背后的文化意蕴和精神象征。

对日常的关注也表现为对文本的表面即外在形式的关注。在对黄子平的评价中，普遍认为黄子平对形式的极度重视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黄子平在对体裁、语言等文学形式的论述中的精彩表达和独特见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进入文本的路径。在一场访谈中，黄子平直接指出他特别喜欢“作为方法的文学”，即面对任何文本，要是放弃了对它的语言、修辞、意象和虚构的感受和分析，就感到非常可惜。表面即深度，读出任何文本的语言、修辞、意象和虚构，就是把它读成了某种“文学”。《起床啦！起床起床！》这样一个标题就带我们进入了一种日常语言的情境之中，进入了方言之中，由地方性的日常语汇、语音和语法进入话语的权力当中。但是在对形式关注的同时，也是对文本内容的关注、对主题的探寻，去发现“深刻的片面”，打破定型的观念。“起床”的背后，是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五七一工程纪要》生动地呈现了那个年代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公开的情书的一语双关……

通过日常的细节，借由语言的表达，黄子平构建起了一个想象但不乏真实的文学世界，触摸着历史，倾听着时间。《更衣对照亦惘然》中对张爱玲作品中衣饰的关注，就是通过文本的一个细节意象在探究衣饰的文化意义，而语言在这其中扮演了媒介的角色。通过对形式的分析，对日常普通的存在物的把握，黄子平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意义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衣饰的描述中以“他者”的目光规定衣饰符号价值，引入“他者”的叙事视角。他者眼光的进入，结合着巴赫金的“边界理论”，让我们以一种他者的目光审视当时的中国，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观察视点回看当时的中国。日常既表现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日常也指向了文本的外在表现——语言、修辞、意象和虚构的感受。从日常走入文本，从个人的审美感受的片面性呈现出某种思想的深刻性，黄子平以其清浅、明晰的语言清楚地表述他的见解，在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细节，从细节中读出思想，读出政治，读出生命。在日常的细节中探寻着深刻的片面。

由此也可见出在进行形式和内容分析的时候，黄子平处理文本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采用的不是以理论框架去填充文本内容，而是让理论自然地适应文本，是以文本为核心去运用相关理论。在《批评的位置》中明确了“文本之外无物”的立场，化身地理“中间物”，于“边缘”之处“反推未来”。

保持边缘的位置，立足双重的视角

从萨义德关于“格格不入”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黄子平发现了身处“边缘”的价值，认识到边缘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固定位置，而是时时处在转化和移位之中。

“边缘”作为一种阅读和批评策略成为黄子平进入文本的路径。“这种读法不太相信‘正文’的信誓旦旦，比较注重读前言后语，读‘字里行间’，读脚注，读标点符号和语气词，总之，我把它叫作是一种文本的‘游击运动’。边缘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边缘是一种好奇，只想知道如此读之能否有所发现。当下的文学嚷嚷着自身的‘边缘化’，其实在我看来，还‘中心’得很呐，正需边缘读之，来读出当代文学在‘后文学时代’的非边缘。”洪子诚曾对黄子平的“边缘”进行过深刻的阐发：“从阅读、写作的范围内，‘边缘’在他那里，就是抵抗一般化、规格化的阐释和表述。就是逃离包围着我们，有时且密不透风的陈词滥调。就是必要时冒犯、拆解政治、社会生活的‘标准语’和支撑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读缝隙’，‘读字里行间’。就是寻找某种‘症候’性的语词、隐喻、叙述方式，开启有可能到达文本的‘魂’的通道。就是在看起来平整、光滑的表层发现裂缝，发现‘焊接’痕迹，发现有意无意遮蔽的矛盾。当然，也就是发现被遗漏、省略的‘空白’。”黄子平在“边缘”的位置上，将自己以“灰阑”而定位，从“不满”出发进入文本之中，发现“弱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