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点燃我的生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赵园无疑是极具个性的一位。她不只深耕于“三十年”的文学文本研究，同时还涉足当代文学领域，并于20 世纪90 年代转向“明清之际”。可以说，她的研究路径看似跳跃，却又有迹可循。当然，值得留意的不只是她独特的学术轨迹，更有其生动的学术个性。借用论者的说法，在“第三代学人”中，她既“作为‘一代人’”，又“成为‘一个人’”。限于学力，笔者试图聚焦赵园在现代文学领域的三部著作，以探寻她独特的学术风格与研究方法。而在三本著作之外，笔者同样留心赵园对自己学术范式的阐释，这类阐释与其学术成果一样颇具可读性和深刻性。在种种文字的缝隙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这位个性鲜明的学者别样的生命底色。

《艰难的选择》： 寻求感觉与理论的平衡

早在第一部著作《艰难的选择》中，赵园就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气质。尽管这部书不同于此后更加旁逸斜出的写作，从目录上看它规整、严肃、颇具系统性，但其内在仍是赵园肆意飞舞的文思与溢出常规的学术表达。在《更为艰难的选择——读赵园〈艰难的选择〉》中，王晓明将赵园归纳为一个不擅长逻辑思维的“诗人”形象，擅长抒情，却不适合说理。初读《艰难的选择》，很容易发现赵园与常规的学术范式之间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正如王晓明所言，《艰难的选择》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赵园试图建立一个学术论著的框架以完成其学者身份，但其“诗人”的笔触常常不受拘束地喷涌而出。必须承认，《艰难的选择》确实存在结构形式与内在气质的某种错位，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学术成果的完成度，其字里行间的灵气总是能精准地抓住看似暧昧的知识分子心态。事实上，这种对形象与心境的捕捉需要穿过一重重细微而游离的语言结构，而将这种能力仅仅归因为“感觉”和天赋或许是有所偏颇的。很难说这是一种理论式的读法或写法，但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同样无法完成这样的学术写作。赵园笔下的矛盾与张力，与其说是理论能力的缺乏或学者身份的失位，不如说是文字感受与逻辑思辨尚未于研究者的主体生命中获得平衡。

很少有学者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如此恳切地坦言自己的懊丧与缺陷。在《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中，赵园不断提到：“三年间断断续续的跋涉，在我，是太‘艰难’了。一年之后，我却又被负疚感所困扰。因为由校样中读出的，是种浅陋，粗疏，观念的陈旧，论证方法的重复，以至行文的累赘滞重。”这在赵园很难说是一种所谓“自谦”的说辞。赵园很少于正文中过度牵引自身，也很少于后记等描述性副文本中讳言自己的情绪与生命状态。事实上，以知识分子为主题就已然意味着难以逃开对自我形象的剖白：“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分子。检查‘镜子’者亦照入镜中，我们看到了双重的印象。”高明的检查“镜子”者往往需要万分小心地处理自身与镜子之间的距离，以及虚构与实体、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能于其专著中轻松地辨识出独属赵园的学术痕迹，但她在观照他者时并不会让自己的气味遮蔽其研究对象的形状，她甚至努力呈现研究者无法不去使用的主体滤镜，以求给读者一个更为明晰、透彻的研究关系图式。

赵园同样坦言自己溢出纯粹专业范围的学术兴趣：“我的意图，在于由文学史，由形象，探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由中国知识分子探寻现代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但这与其说是对专业范围的偏离，不如说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拓展的尝试。在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丰盈的文学性：她试图以审美形式为中介，然后到达意义的终点。她试图最大程度上避免对文学史材料的浪费，即不再将隐晦的文学表达视作可有可无的多余物，而是从中透视极易被忽略的心理真实与文化气质。

在《艰难的选择》中，赵园试图通过极体贴的阅读方式捕捉一代文学作品普遍的精神标记，她意图达到一种境界，即：“你永远可以凭那种调子，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把‘五四’小说辨识出来。”要完成这种“辨识”并说服读者认同这样的“辨识”方式，一方面需要有极强的概括力，以识别出某种调子或某种形象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需要有极强的洞察力，说明这种形象和调子以何种形式得以于文字中显影。一般而言，浅俗的心理特征研究往往止于前一个步骤，由此滑向主题词式的检索与排列，常失之片面、简单，而赵园在提炼完特征名词之后则执着于对其形式、语境做进一步阐释。以《“五四”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一章中对知识分子“苦闷感”的分析为例，赵园识别出了弥漫于文本间的苦闷感，大多研究者或许止步于此，而她则进一步阐发道：“无论‘性的苦闷’还是‘生的苦闷’，在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中，是人物喊出来的。占据画面中心的，往往不是具体的生活场景，而是那个大声嗟叹、呼喊，以至痛哭流涕的‘我’。”这正解释了所谓“五四”知识分子的苦闷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文学文本当中的。也正因为此，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实现对某一类别文学作品的“辨识”才最终得以可能。

要概括文学情境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就需要一种以共性或统一性为中心的阐释方式。正如上文所说，这类阐释极易流于泛化、简单化。而赵园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如此具有说服力，除了对形象、调子出现形式的精准把握，还依赖于她对自己所使用的提炼方式的充分自觉：

无疑的，我们所能为“知识分子特性”找到的每一概括，都有其背面，有背面以外的其他“面”。正是“统一性”本身往往是虚构的。概括是必要的研究手段，概括也难免包含着简化。问题在于我们往往为自己的概括力、判断力提出过分狭小过分轻松的任务，以至降低了概括的意义。

这种坦诚并未解构其学术研究的有效性，相反，正是对学术范式的高度自觉使之不陷于绝对化的阐释当中。虚构的“统一性”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或者说，其有效性的边界在哪里？而“概括”又在何种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而非遮蔽文本内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些思考内在于赵园的研究范式当中，同时以另类的方式凿开文学史叙述的理论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不以“理论”冠名并不意味着失去理论的思辨性。尽管赵园多次坦言自己缺乏理论能力与思想的尖锐性，但其学术范式从不缺乏理论的洞见，事实上她也并未全然接受这类批评意见：

更常遇到的，是将与理论有关的能力与“感觉”对立，后者即使不被认为专属女性，也像是以女性更有优长。说某人“感觉很好”，亦褒亦贬，或许意在委婉地提示你其他方面的缺陷，且是限于性别、难以弥补的缺陷。“感觉”作为能力，的确属于不可传授的一种，却不全然来自禀赋；也如其他种能力，可经由（自我）训练而获取。

在赵园看来，理论的使用不该浮于术语、文体乃至框架，而是一种视野和能力；它并非“感觉”的对立面，而是与“感觉”并列的能力之一种。理论的内核在于“严密地思考——包括思考问题的诸种可能、诸多面向，以及一种特定的思路的限度；还包括思考你所选取的理论框架的阐释力、它的适用范围、它的限度。保持对于所使用的框架的反思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理论工具永远只有有限的有效性。没有‘终极’的解释。而诸种理论的融会、‘化用’，就我的经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从这个角度来看，《艰难的选择》远不止纯粹的个体抒情，它看似面向虚无缥缈的研究对象，却努力于抽象中把住一种实感。由此，作为学术论著的《艰难的选择》并未滑向似是而非的结论，亦非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散文写作，它提供了复杂但清晰的知识分子心灵图示，于群体中识别个体，又于众多个体中把握群体，它们在共时与历时的轴线上汇聚为一点。

《论小说十家》：“印象式”的述学文体

将赵园的学术范式与其理论深度分隔开来，或许还源于她所创造的一种“感觉式”“印象式”的述学文体。在渐趋规整的学术生态中，赵园充溢着灵气的学术语言无疑是异质的。这既是特殊历史代际的产物——百废待兴的学术空间客观上提供了自由生长的土壤，也是她自身对个人学术路径的摸索与实践。逃离了规整的学术框架，《论小说十家》无疑是更贴合赵园自身性格的一次学术尝试。这部看似充满“主观性”的论著，事实上潜藏着诸多可供探讨的学术命题。

赵园的学术实践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遇。《论小说十家》显然没有重写文学史的宏图伟业，所谓“小说十家”的选择，既不是随机拼贴，也并非具有鲜明主题性的挑拣。在赵园这里，研究对象的确定归结为其对研究者的“吸引”程度：“我说的是‘吸引’，而非思想史、学术史地位。‘吸引’更基于对其人性情、人格等的感受。其实现当代文学也如是，写的只是作家论，而非关于某位作家的大著作。强烈地吸引过我的人物，唯有鲁迅；所以不写，却又正因‘强烈’（收入本书附录的与鲁迅有关的一篇，只是读研期间的作业）。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中的‘十家’。”由此可见，“小说十家”不只是赵园学术兴趣之所在，更是她与研究对象之间距离的自觉。她意识到，尽管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双向的选择——研究者选择其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同样选择它的研究者，但这种选择仍要基于研究者自觉且理性的主体判断——不可“远观”，不具备任何感性上的“吸引”则很难真正解开文本内部的谜题；也不可过分共情，完全被对象所包裹则容易失去研究本需要的判断力和客观性。

从《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中，我们或许得以看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最大程度的共鸣，这种共鸣深刻地渗入赵园的阐释与表达当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赵园的笔触尤其适合这类研究对象，灵动、随性、不易捕捉，同时也很难被政治性、事件性的框架所铆定。可以说，萧红及其作品仍旧是被对象化的，但在赵园的笔下，我们很难看到作家作品被肢解开来，相反，赵园为我们呈现的萧红仍是完整的，她所做的工作正是从一团抽象的烟雾中把住可被语言最大限度呈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我们不妨从中摘选几处，体味看似随性的语言如何同时容纳学者与作家的个性并显露其真知灼见：

萧红作品的语言结构不是在模仿生活，而是在模仿情绪，它们是依据作者本人极为深潜极为内在的情绪流来组织的，也因而往往有像是“随意”的省略，有其明显的有意的不规范性。

萧红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集中寄寓在她作品的时空结构里。时序的概念对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那些作品的各构成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更确切地说，是“镕冶”）在一起的。萧红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中那种看似凝固的方面，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

或许可以说，对于这类个性极为鲜明、文字极为细腻的作家作品，非有赵园敏锐的抓取能力及其生动的学术表达，不能如此恰如其分地呈现作品的精彩。她的分析始于语言，又穿透游动的语言的表层为作家作品内在的气质赋形。而无论从解读还是表达的角度，赵园都开启了语言和文体层面一种新的极限与可能。

赵园学术文体的创造常常取法于其研究对象。在《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中，她指出萧红“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而赵园自己同样使用一种“经不起转述”的学术文体。“对于学术，文体并非‘决定性’的，但不可模仿的却又往往是文体。”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体并不仅仅停留于纯粹的审美层面，更来源于一种对历史文本的认知方式。她将自己备受关注的“阅读感受”上的能力归结为对文字、文学语言的感受：“语感，或许是文献在岁月中最先磨损的东西。我相信历史的感性面貌存留了一些在文字间——不止指文字所指涉的，而且指文字本身的组织。”她一方面将敏锐的思想触角伸入纸面，不断地打开潜藏在文字组织下的阐释空间。而她所使用的阐释笔法，同样试图在字里行间包藏“历史的感性面貌”：“文字印象本应属于阅读中最基本的印象；而传达那些印象的努力，将朦胧地感觉到的诉诸文字的努力，又推动了向‘作品世界’的深入。”很少有学者能够甘心沉潜于如此微观的语言褶皱之中，更少有人能通过捉摸不透的“语感”打开文本内部的阐释空间，而赵园不止于此，她甚至能够将其捕捉到的文学形象以同样细腻、灵动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语言呈现出来。

事实上，对于所谓“印象式批评”，赵园并非简单的承袭者的角色。其学术文体虽形似刘西渭式的“印象式批评”，本质却并不脱离学术论文的意旨。如果说前者多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倾向，那么赵园的写作核心仍然落在对研究对象的阐释中：“华丽的措辞，不足以为论文增重。说得漂亮远比说得透彻容易，而且易于得彩，却经不住时间，也经不住学术眼光的审视。明晰、准确，是论说文体的基本要求。当然在此基础上，不妨追求洗练、典雅。”由此，她主张“慎用‘才华’，避免‘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