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之文，行家之学

周笃文先生是新时期中华诗词复兴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其《影珠书屋吟稿》诗词兼擅，风格伉爽雅健，传播吟坛，蜚声海内外，是当代诗词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在诗词界已有共识。周先生又是当代的词学名家，早年撰写《宋词》，影响甚广；近年主编出版《全宋词评注》，并撰著大量的词学论文。对于这些，词学界的学者也是比较熟悉的。但相对于诗词界，学术界对周先生在学术方面的具体成就与造诣，我认为还是缺少了解的。这次人民出版社出版《周笃文诗词论丛》（以下简称《论丛》），由周先生自己精选其半个世纪以来陆续发表的作品一百余篇，包括论文、学术随笔、序跋等多种形式，涉及文物、文献、文学等多个领域，而以对古今诗词创作艺术的探讨为重心，可谓夥矣沉沉，有助于学界更好地了解其治学风格及全面成就。笔者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细读一遍，感到获益良多。不仅对周先生的学术有更深的了解，而且也引发了对学术本身的一些思考。试以“博雅之文，行家之学”两点为中心述之，笔之于文，以求教于周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

中国古代史传评价文学家，常有“博学善属文”二字。可见文之与学，实为车之两轮。读周先生这部论文集，很自然就想起了古人的这个评价。他的这一百多篇文章，虽然我们说是以对诗词艺术的探讨为重心，但实际上涉及的文史典籍相当广，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做基础。这与今天一些学者常常局限在一个狭窄的方向上，缺乏广阔的学术基础的作法不一样，也与运用某种简单的理论，构成一个看似宏大整齐，实际缺少真正的学术创见的作法不同。

欲了解这部论文集中体现出的作者广博的文史学功底，要先对周先生的学术渊源与师承有所了解。这一点，他本人在《自序》中有很清楚的交代。概括地说，周先生出身于晚清以来学术氛围浓厚的读书旧家，在学问、诗词方面，可以说有湘学的渊源；入大学后，正遇北京师范大学大家云集之盛时，受教于诸多名师，在语言文学、词章考据方面都有良好的培养。中年以后，得遇当时寓居京中的诸多旧学耆宿如张伯驹、夏承焘诸先生，以词学为专攻的治学方向更加明确。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诗词创作在学界与社会上重新开始活跃以后，周先生继张、夏诸老之遗志，尽力于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并且与当代诗词界的创作者与批评者有大量的交流与碰撞，在这期间形成周氏的当代诗词理论。我认为，周先生的博学善属文的治学风格的形成，是与上述的学术经历分不开的。这部文集所收的多篇回忆与评论当代学术名家的文章，如《词坛泰斗，学海名师——夏承焘先生诞辰100 周年纪念》《侍读札记》《师门琐记——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15 周年》《艺林呵护人——张伯驹先生琐忆》《一个时代的谢幕》等，是我们了解周先生学术师承的重要资料。学问二字，如常言所道，有学有问。学者果然有受到条件、性格等限制，困于书斋，独学无友，凭自己的努力与才具成就其学问的；但如能与前贤时修广泛交流探讨，游泳于当代学术的海洋，岂非人生一乐乎！并且能使学问的境界更加广阔，且更能本色当行，避免走弯路。读周老的书，以及平时与周老交谈，对于后一点，印象很深刻。尊所闻，行所知。周先生在尊闻与行知两方面的出色表现，是值得后辈学人借鉴的，唯此才成就其博学善属文的风格。

周先生的博涉多通，最直接地反映在《论丛》的“考订类”中。其早年所问学者，类多博学明辨的大师，尤其北师大原为章、黄学派的重要传承之地，所以他自述早年治学，“性之所喜，尤在训诂文字考据之学”。从现在所看到的文章来看，他最善于利用训诂文字考据的方法来解决诗词解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见，发人所未发。如《知人论世》中，作者以孟子的知人论世为原则，认为《新编唐诗三百首》将郑愚的《醉题广州使院》收入其中，是因误以此诗为一般的讽喻之作，具备人民性。作者认为是因为编者没有弄懂诗中“石榴黄”实为“石硫黄”，并考证郑氏此诗中“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不是指一般的太守，而是指曾经自任广州节度使的起义军领袖黄巢。因此这一首是斥责黄巢而歌颂平定起义者即朝廷指派的地方官的善政。虽然文中对郑诗的价值评价具有时代性，“人民性”也是特定时期的批评范畴，但通过文字训诂考据所得到的对于文本内容的确切解释，却是知识上的定论。可见真学问是超越于时风、时论之上的。《暖笙》一文，通过古代乐器中笙簧在吹奏中要避寒吹暖这样一个普通人不太知道的乐器常识，对李璟《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一句做了极为精彩的解读。其基本观点如下：笙片怕潮，天寒吹久易湿则声不应律。故陆龟蒙诗句有“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小楼吹彻玉笙寒”正是用陆氏句意。其中蕴含着词中思妇对远征良人的温暖慰藉的渴望。并且“吹彻”之“彻”，并非形容词，而是乐曲单位的名词，与元稹《连昌宫词》“逡巡大遍凉州彻”、与武陵《王将军宅夜听歌》“一曲听初彻”是同样的用法。文中还对文献中有关“暖笙”的记载做了介绍。上述两例，都可作为诗词文本解读之经典。

由于作者具有雅人深致，又曾亲炙像张伯驹这样的老辈文物大家，所以其考据文章有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文物与学界社会关注的文化事实具有浓厚的考索兴趣。在这方面，周先生的敏感性与讨论的兴趣，是较一般谨守专业界域的学者要高得多的。如《敦煌卷中发现的王羲之二帖古临本》一文，作者在向文物大家徐邦达先生请教后，确定即《十七帖》中《瞻近》《临保》二帖。作者基于其博学善鉴的学识，敏感地发现这是关于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的唐人临本墨迹，于是展开对其与传世《十七帖》的精彩比较。对于学界纷纷关注的马勒《大地》曲中李白《青春》的问题，作者以其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与诗词创作方面的经验，提出应该是跟中国文人学过汉诗的戈谢托名李白之作。这个观点虽然不能成定论，但作者展开这个跨越中外多种文献的考证，则是令人感到兴味盎然的。不仅如此，作者还由戈谢而注意到其中文老师、晚清由中国入法的山西文人丁敦龄。并且在对丁敦龄进行一番考证之后，认为他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希望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周先生的治学，继承湘学重视经世致用、重视当代的传统。他对当代诗词创作问题的探讨，就是贯穿这一治学风格的。体现在考据方面，他对出现在当代文化中的一些事件与事实怀有高度的敏感，常常以文史家的博学主动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些传统事实寻找历史信息。这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治学有一种很积极的现实关怀。现代学院中的学者，专业意识过于强烈，多专注于专业课题，而对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中存在的文化问题缺乏关注。从周先生的治学中，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反思的。

《论丛》中的考据类文章，虽然数量上不是很多，但涉及的文史范畴是相当广的。其中如《屈原的首丘情结及屈氏封地考略》《屈原与临湘补证》《李白与高力士》《毛东堂行实考略》等考证文学史大家、名家事迹之作，多发前人之未发，或是对前人的说法提出质疑，纠正以讹传讹之说。众所周知，考据学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文史问题，但必须以丰富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否则左支右绌，不易圆满，甚至会出现有违常识的问题。如上述考证屈原的陵阳之行、临湘为屈氏封地，以及认为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只是一种传说，为毛东堂翻案，其实都涉及大量的历史背景与文学史问题。

《论丛》博雅之文的特点，并不限于考据类文章。周氏之文，常常是考据与论艺密不可分。他对历代文学家创作艺术的研究，也都是注重考证基本事实的。只是作者往往行文简洁，更从不做繁琐考据。如其《论蒋鹿潭词》第二节，数百字叙述蒋氏的版本，可谓简而赅。但此数百字其实是经过长期的积累与调查的。今天学者遇到一些文史事实，有电子数据可以供检索，而周氏这一代学者则完全是靠平时阅读的积累。要真正成就博雅之学，还是必须凭借后一种治学方法。同样是这篇《论蒋鹿潭词》，其第三节辨析鹿潭早年词作的时地，最能体现周氏博雅多识、随处识断的行文特点。

二

周笃文先生继承夏承焘等一老辈词学家的传统，研究与创作兼长。其在词学研究方面的一系列论著，堪称行家之学。1980 年出版的《宋词》，是一部在新时期词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此书在词的起源方面，从燕乐的起源来论词的起源，认为词起源于隋代。这与吴梅、夏承焘、任二北、吴熊和诸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书中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征引凌廷堪《燕乐考原》之说，以《望江南》《采莲》《水调》等都属于燕乐范围，传统的清商三调也已经燕乐化了。又其论温庭筠词，征引刘毓盘《词史》之说，强调温词在造成词的特殊格律及新创词调方面的贡献。又如对于填词家四声之说，历来也有不同看法。本书中对此的论述十分精到，不但举出李清照《词论》“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还提出“注意字调乃是我国歌唱艺术的共同特点”这个重要的看法。这方面作者引了三个重要的前人之说，一是《词律发凡》中所说歌《千秋岁》的例子；二是张伯驹《京剧音韵》中“因为入声短促，不能行腔转调，平声则用于收韵收腔。故全仗上、去声起带动、转折、顿挫的作用”的说法；三是引用夏承焘关于去声拗怒的说法。可以说，对于古人填词严四声做了十分有力的论证。而周氏治学之处处重视原始证据、重视前人已经得到的有价值的成果的严谨作风，也由此可见。在这种看似常识介绍的部分，其实是最见一个学者的治学功力的。当然，《宋词》一书最具价值、最能见周氏行家之学的，还是其对两宋词史、词派、词家、词艺的一系列论述，即书中《两宋词概述》《北宋词坛》《南宋词坛》诸章中的具体内容。其中如论柳永对词的贡献，论周邦彦格律谨严的特点并梳理格律词派，论辛词的多种风格，并论苏、辛之不同，都有很精到的看法。其中对格律派的梳理，我认为尤具创见。书中既分析了在北宋词坛上周邦彦格律词风形成的原因，认为“宋词在经过柳永与苏轼两次‘解放’以后，途径已经大开，现在是需要进一步整理与规范的时候，于是出现了集大成的周邦彦”。并且认为周氏作为音乐专家，其注重格律，是因不满于苏氏之“豪不就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切中北宋词坛的发展事实的。在论到南宋词派时，作者提出“从周邦彦到姜夔构成一个严密的格律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具体论述周邦彦格律词的影响时，举出与其同时的万俟咏、晁端礼、田为、晁冲之等人，认为他们娴于音律，注重形式，但内容上多颂圣谀词，成就无法与周邦彦相比。至南宋，姜白石以下，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诸家大多学周，但能各具面目，卓然成家。至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之学周，则亦步亦趋，甚至因为过重音律而使语言不通，走进了死胡同。个人认为，这一对南北宋格律词派的梳理，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词史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三十多年来，词学极其繁荣，有很大的发展。但今天再看《宋词》，我认为仍应该列为青年学人研习唐宋词学的必备参考书。一本篇幅并不大，而且本来就定位为知识介绍性质的著作，经过三十多年仍有其学术价值，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作者所治的是行家之学。因为行家之学是功底与悟解兼长的。一个具体的学术成果，其观点与方法也许会因为被后人吸收、否定或超越而失其价值，但其中体现着功底、悟解、鉴赏力的部分，却是会作为一种更恒久的学术价值而存在下去。

《 论丛》中关于宋词的多篇论文，可以看成是对作者自己对《宋词》中提出的学术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宋词流派说略》一篇，对前人关于宋词流派的诸种说法做了很全面的评价。由于作者自己在宋词流派的划分方面有过长期的思考，所以总结前人与自己的分派经验时，提出一个总的看法：“个人以为词派的划分，既不能太笼统，又不可太琐碎。太粗，则一片混沌，看不出其中应有的区别；太细，则变成作家风格论了，泯没了他们的共性特点。在考察词派的时候，我以为应当紧紧把握两点：一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一是这种特点的前源与后浪，即这种特点的继承所自，以及它对后世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何。如果我们把这两点搞清楚了，那么划分词的流派也就可以‘虽不中，亦不远矣’。”诚如此言！不仅词派划分如此，其他文体中的流派划分，也属于同样的问题。正是由于作者具有这样高屋建瓴的分派理论，所以在对宋词进行分派时，提出或许可以称为“两流六派”的宋词分派法。两流即婉约与豪放，其中婉约分这样四个流派：以柳永、张先为代表的疏俊派，以秦观、周邦彦为代表的典丽派，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空派，以王沂孙为代表的隐秀派。豪放分为两派，即以苏轼为代表的清雄词派，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迈词派。这个分派说，是在吸收、斟酌传统诸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概括宋词全部的一种分派理论，应该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善的一种宋词分派论。我想进一步提出，这种分派，其实主要是以词作风格与创作实际为代表，并非简单地按词人分派。上述诸家，都是指他们的主要风格，并非指其全部风格。如苏、辛以豪放为主，实亦不乏婉约之作。其他诸家也多如此。这种分派理论，再加上作者在《宋词》中对格律派的梳理，构成周笃文先生的宋词分派体系。同时，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周先生在词史研究的方法与观点上，对前面一些词学大师是有所继承也有所融合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