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之风土

《 水浒传》里的暗黑风情

秋水、杨早好：

正是春光明媚时，咱们读《水浒传》已经是第四封信了。之前“可着头做帽子”，分别聊了水浒世界的“江湖”“忠义”和“男女”，这期的主题就是“风土”了。

我查了查《辞海》，“风土”指的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土地、山川、气候、物产等）和风俗、习惯。可见，“风土”不仅包含了自然生态，更是人与自然共构的生命样态、人文风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用时间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风土”则强调人的存有与空间的关系。

在风土中发现“人”，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水浒世界的“风土”，就是此岸此地的世情人心和市井生活。唐诗宋词重抒情，不食人间烟火，自元曲到明清小说，市井百态才开始在文学的地盘上摇曳生姿，《水浒传》算是这个书写传统的开局者了。《三国演义》写帝王将相三分天下，《西游记》讲鬼怪神魔上天入地，《水浒传》虽然讲英雄好汉啸聚山林，充溢着非日常的冲动，但水浒故事大多发生在市井阡陌，不乏细碎生活的鳞片，所以鲁迅才说“（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达正是在渭州的潘家酒楼上（宋代东京真有一个潘家酒楼）跟史进、李忠喝酒，遇到被郑屠户欺负的卖唱女金翠莲，他路见不平单挑郑屠户的方式，也很有生活气息——先是“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号称“镇关西”的屠户这样被消遣，真让人莞尔。后来，鲁达成了鲁智深，被李忠、周通邀请到桃花山上，他嫌弃人家做人不慷慨，不告而别，临走还“取出包裹打开，没要紧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里”。

带着金银器跑路的好汉，确实不那么潇洒，不是武侠小说里从不为生计着想的大侠。水浒的人物终究是从现实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水浒传》里有很多地理错误。史进从华阴县的少华山去延安府，走了三角形的两边来到渭州，鲁智深从五台山去东京大相国寺，也绕到了青州地界。这种不合乎常理的错误，神行太保戴宗也犯过，他从江州（江西九江）到东京，又拐到了梁山脚下朱贵的酒店打尖。更不可思议的是，史进、鲁智深失陷华州（陕西渭南），宋江带着七千人马从梁山跨越六七百公里去救，居然一路畅通无阻，写得粗疏又夸张。这主要是因为在江南活动的说书人和施耐庵，对北方的地理不甚了了。

历史上的宋江大致是在太行山一带活动，足迹遍及河北、京津、山东、苏北一带，擅长“跑路”，并没有梁山泊这种固定地盘。据考证，宋江从山贼变成水寇，应该是在元杂剧里完成的，而且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把南宋初年的洞庭湖起义跟宋江捏合到了一起。梁山泊在北宋还是长江以北最大的湖泊：“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山排巨浪，水接遥天。”后来梁山泊水面急剧收缩，到了元代在地图上已不可见，至于梁山，相比太行山的雄伟，也只是一个土丘而已。但在南宋临安的勾栏瓦肆里，三十六人的宋江一行逐渐膨胀为一百零八将几万人的庞大队伍，北方梁山好汉们的故事烟波浩渺、风生水起。

水浒的核心故事大多发生在吾乡鲁地。在一百零八将里，山东人占了三分之一：宋江、吴用、朱仝、雷横、阮氏兄弟都是郓城人士；宋江的铁哥们花荣、孔明、孔亮等人是青州人；李应和扈三娘是东平人；宋江的贴身小棉袄（有时也漏风）李逵来自沂水；武松是清河人，清河当时属于山东，武十回发生在阳谷，山东快书中最有名的段落就是：“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咱山东好汉武二郎。”至今武松都是鲁地最知名的好汉。山东好汉成为一个固定词组，还是从《水浒传》开始的。

鲁人喜欢说：鲁地出圣人，也出好汉。圣人主张修身齐家，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找国君赏识自己“货与帝王家”，山东好汉也渴盼有人能“识”自己。吴用找到石碣村的阮氏兄弟，几坛酒下去，阮小五满腹怀才不遇：“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阮小七也说：“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宋江和武松的相识也极有鲁地色彩。彼时，宋江杀了阎婆惜在柴进府上避祸，酒醉在廊上踩到火锨，炭火溅到正烤火的汉子身上，对方大怒：“你是什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待听说是宋江，兀自不信——

那汉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

一年前武松因在家乡犯了人命案，柴进接纳管待他，因为“他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柴进就渐渐怠慢了。武松要的面子，他们给不了，但宋江懂。宋江立马跟他称兄道弟相见恨晚——当夜便跟武松把酒言欢，酒罢跟他一处安歇。如此过了数日，宋江又拿出银两给武松做衣裳，每日带着他一起喝酒闲话，以贤弟相称。武松要回家乡寻哥哥，宋江又不免十八里相送依依不舍，武松主动提出结拜，宋江又拿出银两相送。

收买武松不需要银子，给他面子让他感觉自己被看重就够了。武二哥需要的就是宋江这样知人识趣的大哥，你看得起我，我一定知恩图报，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来施恩对他好酒好肉好礼相待，武松也为他醉打蒋门神。谁对我好，谁就代表正义，对武二哥而言，是非对错就如此简单。

对阮氏兄弟、武松这些山东好汉们来说，被大哥“识”隐含着权力和人格的不平等。先秦时期豫让说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还有人格对等的成分。对书中的山东好汉们来说，最高的“识”者当然是权力，进入体制就是个人价值最大化。宋江当过郓城县的小押司，是县政府里管文书的一个小小胥吏，开口必称“小吏”，梁山聚义带着兄弟们招安，属于曲线救国实现体制内跃升。山东好汉武松也是第一个说出招安的人，跟老乡宋押司一样，他深谙江湖道义和官场规则，对体制似乎发自内心地向往。他来到十字坡对张青、孙二娘自报家门：“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彼时的武松景阳冈打虎、杀潘金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哪个不比都头响亮威风？但他不说自己是“打虎武松”而是“都头武松”，可见在他的潜意识里，都头比打虎的名头更荣耀更拉风。

不过，大哥、二哥和小弟的故事注定没好结局，最后梁山排完座次，乐和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武松却喊将出来：“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从盼望招安到反对招安，武松转变心态，源自体制和大哥幻想的双重破灭——原来大哥最看重的并不是兄弟，而是前途，兄弟的心怎不冷如刀。

《水浒传》成书前的史料，乃至一些早期话本里，宋江是在太行山一带游击的山大王、悍匪。但《水浒传》中我们熟悉的宋江，是“江湖及时雨”也是“孝义黑三郎”，忠孝节义俱全，道德品行突出。宋江跟汉代的游侠郭解有“家族相似性”，郭解虽然是河南济源人，但跟山东血脉相连，风气相通——都有侠义之名，好客疏财；都声誉很高，在乡里谦恭有礼，即使对其无礼者，也都能宽厚纳之；长相都貌不惊人，甚至偏丑；都以德服人，大哥范儿十足，江湖上一听到他们的名字，无不“纳头便拜”。 能让司马迁为郭解作传，能让施耐庵为宋江敷粉，看来大家都喜欢“卡里斯玛型”的政治人物。

“德”正是孔孟儒学所标举的做老大最重要的品格，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要能以德服人，才干根本不是问题，内圣外王嘛（这当然是儒家对政治的天真设想，结果就成了“外儒内法”的遮羞布）。我怀疑作者把宋江从太行山拉到山东梁山泊，是想跟孔孟拉近关系，所以宋江智谋不如吴用，武艺不如武松，长相不如林冲，独以“孝义”和“及时雨”就能立足江湖，为好汉们众望所归——他杀了阎婆惜一路流亡遇险，也迟迟不肯上山落草；带枷被刺配江州，言必称“国家法度”，不敢擅自打开；后来因为浔阳楼上题反诗，被迫上了梁山又挂牵老父，为孝亲不顾生死。晁盖曾极力相邀，宋江这样回答：

“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

就这样，宋江的形象经过多次过滤和拔高，从一个山贼变成了富有人格魅力的山东大哥。

金圣叹之所以最讨厌宋江，是他发现了其中的悖谬——如果宋江意在江湖，那么这样的道德形象必然是虚伪的。书中说宋江当小吏，“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以断绝关系的方式保全父亲，这到底是孝还是不孝？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宋江爱好结交江湖人士，又无意生理，连妻子都不曾娶，只有一个阎婆惜又快速冷淡。侯会在《银字〈水浒传〉》里说，宋江收的多于自己付出的。他资助各路好汉的银两，加上江州李逵打伤卖唱女子赔的二十两，总共也就百八十两（武松、李逵各十两，薛永二十两），收到的则有晁盖的金条、柴进的相赠、孔太公送的五十两，以及清风山、梁山、揭阳镇各赠送的银两，再加上他一路收拢的好汉资源……“江湖及时雨”做的正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儒家一向有义利之争，直到明代朱熹和陈亮还在争论不休，但历史和人性早已把被分离的义利巧妙地缝合在一起。于是，一面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面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面是“不受嗟来之食”，一面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一面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一面是“斩草除根”……一面是“四书五经”的明世界，是文化大传统；一面是《增广贤文》的暗世界，是民间小传统。忠孝节义是庙堂和江湖的道德切口，民间世界则欲望赤裸直白得多，所以《水浒传》里的人性才处处充满矛盾和张力，在现代读者毒辣眼光的扫描下，好汉们少有不穿帮的。金圣叹发现宋江的虚伪，宋江未尝意识不到自己隐秘的欲望——他让父亲事先告了他忤逆并将他出籍，还在家中佛堂下面挖了一个黑沉沉的地窖。地窖“隐喻着宋江内心深底的潜意识层，代表着一个江湖强人之梦，蕴藏了一个未来的梁山泊”。

如果说宋江的双面人生呈现了道德和欲望的悖反，武松则带出了一个凶险四伏又活色生香的“武十回”。跟宋江一样，武松也是一个体面人，兄弟情深，抗拒嫂嫂诱惑，并能为哥哥复仇，忠实地践行了“人活一张脸”的面子工程。连复仇都很有仪式感，轰动了整个阳谷县，都知他是“义气的烈汉”。但到了孟州地界，人生地不熟，就会放飞自己，先是风言风语调戏孙二娘，又将她当胸搂住，“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挟，压在她身上”。他秉承的儒家道德本来就是农业和宗法社会的伦理准则，只针对熟人，对陌生人则没有责任和义务。

《水浒传》作者写不来正常的恋爱或夫妻恩爱，但特别擅长写偷情。在水浒世界里，英雄好汉是情欲的绝缘体，他们靠喝酒和打架转移凶猛的力比多。好汉世界里性匮乏，市井生活中却情欲升腾，男女之间往往火花四溅，“一箭就上跺”，上演了一出出香艳戏码。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相遇，加上一个王婆，便格外有市井风味。潘金莲的杆子打到了西门庆，隔壁王婆看在眼里，便存心要赚西门庆的银子。当西门庆问隔壁（武大家）卖什么，王婆道：“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这句话至今都难解谜底。“河漏子”是一种面条，按常理是不应该蒸的，而大辣酥是一种黄酒，不可能又热荡又温和。钱锺书先生认为这是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放在一起，营造的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矛盾效果，是王婆用来挑逗西门庆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种不可能的食物，是王婆形容隔壁潘金莲“吃不消、碰不得”。不管怎样，这句话大概充满性暗示，所以西门庆才说她“说风话”。作为一个民间创意大师、草根脱口秀演员，王婆的“黑话”“风话”是张口即来，这也是水浒世界暗自摇曳的市井风情。为了让偷情更有技术含量，王婆还给西门庆上了一课，引出了著名的“潘驴邓小闲”，原来硬件不合格是不配“泡妞”的。即使有，也要小心使用，还需要经验积累，制造机会，察言观色，循序渐进，这就是颇有民间智慧的“捱光计”。从“一分光”做衣服，到“十分光”捏脚，整整十条，不知道王婆积累了多少临床经验才有这样的偷情宝典。西门庆听了大为服气：“虽然上不得凌烟阁，端的好计！”格局打开，其实改朝换代和“捱光计”共享一套逻辑，都是少一分光也不行。

作为一个市井人物，王婆身上既有江湖气，也有小人物的暗黑，为了几十两银子的小费就给隔壁的潘金莲布下天罗地网，毫无底线。等西门庆和潘金莲做得好事，她又两边拿捏，一手套西门庆的好处费，一手牵住潘金莲让她每日都来。二人奸情暴露，她一力主张“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毒死武大，又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善后。可怕的是，她居然知道吃砒霜后中毒的症状，什么七窍流血，口唇上有牙齿咬过的痕迹，要用煮过的抹布擦干血迹……这个王婆内心一定有个黑黢黢的江湖，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