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革命”的历史与神话

关键词：汉字革命 汉字书写学 钟雨柔

钟雨柔的汉译新著《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后简称《汉字革命》）译自2019 年出版的Chinese Grammatology ：Script Revolut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1916—1958。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回到不迷信西药的基本原则，中文语境里德里达的重要性似乎更应淡化处理，故中文书名放弃直译，回归‘汉字革命’，以凸显这场运动对于中国语文现代性的意义”。如若接受斯坦纳对翻译的阐释“理解即翻译”，那么循着这一书名的翻译实践，辨析英文与中文书名的缝隙及不可通约处，或是探知关于此书理解的法门。汉译书名“汉字革命”，未译出的是德里达Of Grammatology 这一贯穿章节的理论对话背景，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的则是script 兼有声符、意符的双重性。而与此同时，“汉字革命”除却广义地指涉清季文字改革之后以来的一系列语音中心转向的语言运动方案，也恰与钱玄同1922 年发表于《国语月刊》的文章《汉字革命！》同题——尽管钱玄同远非《汉字革命》论述的重点，但这一激进者的话语借用与口号式标题，亦使得著作者编织语音中心主义脉络下的“汉字革命”神话，更为得心应手。

在钟雨柔的定义中，“汉字革命”首先指这场革命本身，即其发生、变异和中止（肇端即基于语音中心主义信仰的汉字罗马化运动；嬗变即纯粹语音中心主义的三次妥协或变体：瞿秋白1930 年代的拉丁化与“第三次文学革命”，“五四”时期的白话话语，勾连战争、扫盲运动与大众教育的三角形态；而中止则指1958 年社会主义文字改革宣布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其次是文字与文学的双生革命；再次是汉字作为非字母书写系统代表如何重塑作为科学的书写学（grammatology）并指涉短20 世纪的革命政治。而钟雨柔有关“汉字革命”的叙事，亦是循着“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也即语音中心主义虽有对汉字的非表音性的否定，但又更可能赋权劳苦大众而具现代性导向及技术和政治层面的革命意义）展开。笔者不拟对《汉字革命》做顺序的逐章节概括与分析，而希望探寻以下几个问题：叩问与描摹《汉字革命》在历史与神话e 之间的位置：在钟雨柔的“汉字革命”叙事中，被淡化了的“汉字书写学”起到何种作用，又与历史中的材料及论述发生了怎样的耦合与激荡？文字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相互缠绕甚或双生何以能够发现文本的新意，又有何种限度及“不见”？《汉字革命》如何打开附着于具体对象也即历史中的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无名者——身上层累的褶皱，“书写”又如何可能通向广阔的人文主义，冲破巴别塔的重屏？

“汉字书写学”的灯塔与光照

在全球视野中思考中国汉字革命的历史，确会发现这一问题自有其重要性且有待清理。钟著导论中正文首句“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即显豁地申明了文字书写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亲缘性；而限定于汉文化圈的东亚，也有柄谷行人关于言文一致与建立现代国家的讨论导夫先路：柄谷行人引述前岛密《汉字御废止之义》进言中文字必须服务于声音的思考，指出言文一致运动根本在于文字改革和汉字的否定。并且坦陈自己在考察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问题时受到了德里达语言思想的启发。钟雨柔正是循着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及其机制内部解构性批判的理路，烛照中国现代汉字革命这一问题，洞察中文书写系统的一系列改革，并将其置入革命的短20世纪这一时间单元，目光所及亦兼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书写实践。在这一点上可见对汪晖思考的延续，由此也可以解释1916及1958起止时间节点的选择——1916 作为“席卷世界的文字革命的第一个全球时刻”，统摄了赵元任发表《中国语言的问题》这一首次正面论证非汉字、采用拉罗字母之可行与必要性的文章，以及“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其背后正是德里达所梳理出的卢梭的、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兴起；而1958 作为“第二个国际时刻”，固然是中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政策文件颁布的时间节点，但也恰汇入了世界反殖运动的潮流。1916与1958被赋予三重符号含义：语音中心主义与书写学批判、殖民扩张与反殖民进步政治、语言学崛起与书写作为科学的回归。

以“汉字书写学”这一向德里达致敬的重要概念为灯塔，光束所及之处自然倚重论述中可以阐发出（反）语音中心主义思考的对象，并着力于勘探语音中心主义的限度及可能。i 由此，钟雨柔“发现”了赵元任、瞿秋白、唐兰的学理论述与文化实践，也照亮了许地山《玉官》这类颇为冷寂而难解的作品文本；瞿秋白20 世纪30 年代的拉丁化与“第三次文学革命”、“五四”时期的白话话语、新大众教育运动更被视作纯粹语音中心主义的三次妥协或变体。而通过将文学革命及其创造物“白话”置回汉字革命多种方案的语境中，钟雨柔重又打捞起“语体文”这一关键概念，在历史的褶皱与灰暗处辨析“五四”白话话语的名（“白话”）与实（语体文），这一分梳思路又见商伟有关“结构性的文言分离”讨论更为细化的影子。钟雨柔借助在技术、科学性层面更为精准指称“口语化的书面语”的“语体文”，由此结构起第三章、第四章有关“一战”华工文章写作与叶圣陶文学生产的讨论，亦打开了相应文本的富有新意的讨论空间。

在与前辈学人思路的紧密对话及精审推进之下，钟著第五章“走向汉字书写学”亦展现了相当显明的理论抱负。钟雨柔试图通过梳理唐兰强调内在于汉字声旁的表音属性，申明其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拼音功能的论述，从而阐发唐兰“汉字拼音化”方案、“三书说”中可能蕴含的理论能量与批判潜力，并将文字学中的“形声”笼括于“民族形式”相关的论述中来把握，再与反殖反帝的第二个国际时刻相对接。钟雨柔尤其援引唐兰在1957 年文改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中的“文字乃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在语音和语言之外，剥离出文字和书写中的盈余，借助柄谷行人意义上的“颠倒”说明书写变成了历史本身。由此，以唐兰的文字学论述为先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意义上的书写学。依笔者看来，在钟雨柔的论述中，德里达解构拼音书写的形而上学传统亦即本民族中心主义的书写学，与唐兰基于古文字学传统学术创制的“三书说”及相关论述，不如说是发生了基于问题意识的奇妙耦合。

而“历史的累积”或曰“文字和书写中珍贵的盈余”，或也存在暧昧不明或语焉不详之处，值得进一步申说。类似的对应物，在商伟处表述为“丰沛的意义感”，连带出的则是以文字书写为中心的文明史、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基本构件和一般法则。如此表述，正凸显了“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视野，然而若能再就书写、“文”与文字做更学理深厚的阐发，或更能探入此论题的幽微之处。实际上，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对“历史的累积”亦有论述：“形声文字，不是一个时期造的，它是由于历史的累积而成的。”随后又举例“寶”字《说文解字》中从宀、玉、貝，缶聲，是象意字。诸如此类，亦表明甚或强调了形声字的象意面向，大致也可归入所谓“历史的累积”中。如若暂时搁置德里达的灯塔，而去追溯表意的汉字改革方案，则不难发现历史中褶皱的复杂性：唐兰隐而不彰的“象意”面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国粹派代表者章太炎否定表音文字胜于象形表意文字的论断，有内在的亲缘性。并未使用语文学的方法处理唐兰的文字学论述，大概与作者的知识背景、训练侧重方面有关，但钟雨柔的处理是选择从德里达回到卢梭对“形声字”的界定，并指出德里达发现了卢梭理论中“象形的残留”的裂隙却将其放过，也正可见作者的志趣所在，作者始终是期许从内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能量，“寄居、占领旧结构”并“建构和实践智识行动主义（intellectual activism）”。

文本的新意

近些年研究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专著并不鲜见。如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从思想史进路出发，侧重讨论国语运动在20 世纪中国转向中的参与及影响，具体围绕国语与其他“现代化”工程的关系、国语与方言的位置、中国现代语言学与非学术因素的互动三大论域处理相关问题。海外则有石静远（Jing Tsu）《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与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 A History）等可作参照。石静远通过非虚构的形式叙述语言革命的内容，以汉语的“现代化”为切口牵拉起打字机、电报等技术物，兼及讨论从官话字母到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拼音方案背后的制度、人事及意识形态；墨磊宁则专注以“中文打字机”讲述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历史，分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进路讲述汉字与打字机“相容”之径。而与相似话题论著相对照，更可见出钟雨柔《汉字革命》着力点的不同及各章的新异处。John Christopher Hamm 与Zev Handel 在针对英文原著的书评中高度评价钟雨柔的论著为“融汇语言学、文学研究、文化史与批评理论等领域的开创性尝试之作”，正是恰如其分的概括。相较其他研究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专著，钟著在批评理论的烛照之下，也呈现出文学研究的弹性，在对于许地山《玉官》以及叶绍钧《倪焕之》《文心》的解读上显得相当典型。

《玉官》实际上是一篇情节颇为戏剧化的小说。尽管如郑振铎所言，在拉丁化推动“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历史时刻，风格转变了的许地山这一时期所触及的题材的确尖锐而现实，但钟雨柔所指出的《玉官》结尾潦草失衡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充满巧合与戏剧性的叙事，与主人公的行动转变动机，似乎都只能在宗教在场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因而天外的开示成为一重叙事动力。在此，钟雨柔将小说《玉官》中的字母体闽南语《圣经》理解为一个重要的叙事装置，并且敏锐地捕捉到方言口语真实再现与白话书面语的不兼容，从对话和声音角度对小说的叙事视角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点出意欲赋权底层妇女的作品中主人公声音被剥夺这一反讽之处。通过引入文字革命与拉丁化议题的语境，《玉官》文本的阐释空间被进一步打开，这无疑是作者文本解读的慧眼；然而，文本与语境的榫接或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第二章中，钟雨柔追溯方言拼音化的先例至传教士的字母体方言《圣经》、现代汉语方言学与苏联拉丁化运动三个理论资源，并将中国拉丁化运动置于第三个先例也即苏联拉丁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介绍了郭质生与瞿秋白的合作，梳理出瞿秋白对中国拉丁化想象越来越向苏联拉丁化运动靠拢的过程，并以许地山为瞿秋白好友这一身份展开文本的讨论。然而，虽然许地山创作此作品乃在所谓“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历史时刻，但《玉官》中女主人公玉官成为“《圣经》女人”而获得识字机会，恰恰正是因为字母体方言《圣经》——这属于拉丁化先例之一，也即传教士的字母体方言《圣经》这一资源脉络之下，而非以苏联为师的中国拉丁化运动本身。《玉官》的确是暗含理念的精妙文本，但此处仍存有文学与文字运动之裂隙，或也侧面反映了瞿秋白的拉丁化方案文学实践的缺失。若以此视角来看，则不如说正是钟雨柔发现了《玉官》，并将其镶嵌在拉丁化与文艺大众化、赋权底层的位置上。

对《倪焕之》及《文心》的解读则被放置在1936年以降新大众教育名义上支持拉丁化，实际上允许使用汉字和语体文的背景之下，并与陶行知在1932年提出的“新时代的儿童是小工人”、培养小工人这一命题联系。如此，借助新时代的儿童也即小工人“发现”这一透镜，也即通过儿童形象变化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生产转向，则成为钟雨柔的题中应有之义。钟雨柔借助“书写”这一概念的外扩，以“语体文的书写”为核心贯穿对整部小说的解读，也试图以此弥合《倪焕之》前后两部分的叙事割裂。对《文心》的处理亦同理。《文心》作为教育小说采用一种教科书式的语体对话，刻画年轻学生则导向创造小工人的叙事，其创作本身即有叶绍钧着意营造的理念，也不无机械之处。钟雨柔则将“教育”落实到语体文写作、汉字革命的实践，再将其收编到民族救亡、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宏大议题。如此，一经钟雨柔以“书写”为视角的转换，陈旧的文本确能焕发出新意，附着其上的文本解读也灵巧、精妙甚至惊险。若说第三章“底层工人能书写吗？”及第四章“语体文、新大众教育与小工人”的主线，是探讨不同的语体文方案（如晏阳初的欧战华工识字班及其产物，傅省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与陶行知支持新文字的“新大众教育”，及在此延续线上的陈鹤琴、叶绍钧一系列文化实践），如何呼应和召唤新群体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兴起，并编织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话语，那么可以说钟雨柔在个案的选择上是颇见巧思及用心的。但其选择的文本体量是否能撑起文学革命与汉字革命的合流，或许未尝不是可以继续追问的话题。如若沿着文学革命与汉字革命的合流这一脉络继续思考下去，确实会发现文本量略显单薄。在钟雨柔的处理中，1958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政策报告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使得“汉字革命”走到了它的终结版。一旦撤掉汉字革命的背景，便有更广阔时段及区域的文学版图待纳入，亦能激活更多文本及其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