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隐曲与顿挫

绪论：直面“进化”的遗存

从19 世纪以来，它就如同一头大象标本那样陈列在那里，本应显而易见，却因熟视无睹反被忽略。

——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2011）

王中江曾在著作中这样形容“进化主义”的贡献：“进化主义像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慈善家一样，资助着一切‘事业’。它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它本身也在经历着理论上的变迁，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假使把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归结为与西方庞大的思想聚合体的广泛“遇合”，那么“进化主义”无疑是这次“遇合”过程中最具革命性与颠覆性的一条脉络。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自西徂东的“进化主义”真的为中国输入了一个无所不能、一劳永逸的“思想图式”吗？它作为一种“观点”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渗透到国民的“生活”之中？在“引渡”和“落地”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境和阻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教授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2011 年出版的著作《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 Evolutionary Thinking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下文简称《发展的童话》），是一次突破单一观察视角和平滑叙述模式的有效尝试，著作通过科学文本、学校教材、报刊封面、童话故事、电影脚本等多元维度的勘探发掘了进化论思想折叠在历史褶皱中的隐曲与顿挫。

说到研究的正式缘起，琼斯在访谈中提到若干年前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偶然读到了20 世纪30 年代黄翼从心理学角度谈论儿童绘画的书，“儿童画作里面不经意带出的具体历史性内容，与作者黄翼所运用的普遍发展主义话语框架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他的关注，并启发了《发展的童话》第三章的问题意识萌生。考察学者的研究序列，也可以从其此前的著作《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Yellow Music ：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下文简称《留声中国》）中梳理出一些研究思路的端绪，琼斯从国语教育家兼儿童音乐家黎锦晖创作的歌曲中捕捉到的进化论式的语言和叙事结构，预示了后续研究中现代叙事话语谱系学考察的全面展开，而其从声音维度获取的对历史时空氛围的独特体验，也为更加宏阔、复杂的景观书写提供了必要的注脚。除此之外，20 世纪90 年代之后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给琼斯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发展的童话》一书中对“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一词的反复强调，映射出的正是西方学者在世界格局变动之下对“中国故事”“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投注的特别关心。

标题是一部著作主题的浓缩呈现，也是读者了解内容最为直接的出发点。

这部著作的标题提供了四个关键词——“发展”“童话”“进化论思想”和“现代中国文化”，琼斯究竟通过何种逻辑将它们结构在了一起？四者又共同呈现出怎样的研究意图呢？作者在《导言》部分给出了解释和说明。如上文所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构成研究开展的重要背景，琼斯敏锐地指出近年来中国正在推进的种种转型理应追溯到19 世纪后期“进化论”思想的东渡与传播，这就将问题对应的时间范畴前移到了“现代中国”。不过琼斯无意于重复此前思想史或科技史研究的老路数，对从达尔文到严复的思想演变做详尽的时间表式的钩沉，他真正关心的是“进化”（evolution）作为一个生物学的术语如何通过科学文本、学校教材、报刊封面、童话故事、电影脚本等媒介载体被编写、消费和再生产，进而转化为国民意识中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强烈愿望，也就是指涉语义和应用情境都更为广泛的思维和文化——“发展”（development）。至于“发展”（developmental）所修饰的中心语“童话”（fairytales），它作为关键词之一被突显出来则是基于“儿童”在“人与兽”“进化与返祖”“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中所处的临界点位置。在琼斯看来，如果把“发展”看作“启蒙者”（the enlightened）教育“待启蒙者”（as-yet undeveloped）的使命，那么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儿童文学”（children’s literature）。

为了防止读者将论著视为专一作家的研究，琼斯有意在标题的命名过程中避免了鲁迅名字的出现，但这绝不意味着鲁迅在研究界的地位下降或者重要性丧失。事实上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的人文学者在分析现代中国的文本之时，依然难以轻易地绕开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在《发展的童话》中，无论是对《孤独者》小说文本的直接切入，还是围绕“救救孩子”的诉求生发的讨论，又或者以“狂人”为参照对“叶大嫂”展开的形象分析，以及针对“铁屋子”和“狭的笼”进行的意象解读，每一章的内容都与鲁迅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学科的“破壁”和媒介的“跨界”颠覆了此前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经典学术范式，鲁迅始终以其话语实践的先锋性为当代的人文学研究提供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此同时，他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也依然构成笼罩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典性挑战。如果说关于“进化”的文化层累构成陈列在博物馆展厅中体积惊人却时常被游客熟视无睹的“大象标本”，那么深邃而犀利的鲁迅便是琼斯挥舞向这个“庞然巨物”最为称手的“解剖刀”。

从“铁屋子”到“狭的笼”：困境的发现与表述

上文主要概述了琼斯这本著作的写作背景、研究目的和逻辑线索，接下来将具体分析每一章节针对主题做出的回应。《发展的童话》延续了《留声中国》在书写上的不拘一格，琼斯并没有刻意追求论著框架的严整，而是采用一种“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的方式驱动焦点的灵活变换和视域的自然展开，但恰恰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次次看似偶然的相遇碰撞出了诸多灵感的火花，因此阅读琼斯的文字总有一种观看“魔术表演”般的惊喜之感，而这正契合了《导言》（Introduction）部分通过剪辑与放映鲁迅杂文中的“变戏法”情节所营造出来的瑰奇、神秘而又不失新鲜的氛围。

第一章《叙事的铁屋子：鲁迅与晚清进化模式的冒险小说》（The Iron House of Narrative ：Lu  Xunand the Late Qing Fiction of Evolutionary Adventure，下文简称《叙事的铁屋子》）溢出了著作标题圈定的“现代中国”，通过勾连和对照维多利亚晚期的乌托邦和科幻文学创作，揭示出身处晚清民初殖民或半殖民情境的本土知识分子在吸收和挪用进化论思想和术语过程中的焦虑与尴尬。吴趼人以《红楼梦》为母本创作的小说《新石头记》是贯穿始终的文本，琼斯通过追溯其“进化叙事”的两大源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0—188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译本名为《百年一觉》〕和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海底两万里》，发现了再造的“文明世界”与现实的“野蛮世界”之间暗藏的“时间鸿沟”。在《新石头记》的考察过程中，琼斯又穿插了对《呐喊》自序中经典隐喻“铁屋子”的反思，透过鲁迅悲观的能动性追问、迂回的修辞演绎和暗黑的意象塑造，确证了被托管以发展事业的“先觉者”与蒙昧无知的“沉睡者”之间难以打破的“隔绝”困境。

同样处理的是进化叙事的移植和本土化问题，第一章《叙事的铁屋》侧重的是形式与结构的层面，第二章《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与叙事形式》（Inherit the Wolf ： Lu Xun，Natural History andNarrative Form，下文简称《狼的传人》）则指向了“进化”这一概念本身内蕴的自然历史与社会伦理议题。通过对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申飞与魏连殳宿命式悲剧的解析，琼斯犀利地洞察了“进化”这一叙事逻辑冰冷残酷的一面，即社会继承机制对“拒绝”遗传铁律这一尝试的长期压迫，这种“无法拒绝”本质上昭示着一种对主体能动性的无情嘲弄。然而琼斯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以“遗传”为引子接连又带出了关于“儿童教育”和“国家发展”等问题的讨论。以《儿童教育》和《小朋友》这两本儿童读物为主要样本，琼斯勘察并审视了帝国主义知识体系的建构程序和表意机制，发掘出叙事话语背后“硬遗传”（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与“软遗传”（拉马克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的矛盾与纠缠。

第三章《作为历史：民国时期的儿童》（The Child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是这部著作中最先起笔的部分，主要关心的话题是儿童话语和儿童产业（children’s trade）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琼斯首先从黄翼收集的线条、比例和视角“扭曲”（distorted）的儿童画敏感地捕捉到了殖民与父权对社会体制造成的压迫，以此质疑了收集者提供的严整发展框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接下来琼斯从鲁迅“救救孩子”的诉告出发梳理了现代知识分子以“儿童”为民族救赎所展开的设想，一方面肯定周作人在“发现儿童”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揭示出了他在认知发展、童年本位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方面存在的游移。随后琼斯考察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所在国家产业布局中身居要位的出版公司制造卖点、抢占市场、规训读者的方式与途径，追溯了“儿童”作为区别于成人的特殊群体获得独立，继而又重新被整合和收编进家国叙事话语的过程，进而揭示出“儿童”在战时语境下沦为成人愿望扭曲镜像的历史困境。

第四章《历史的“小玩意”》（Playing Things ofHistory）延续了第三章后半部分对发展叙事中“儿童”与“商品”关系的讨论，琼斯从一张民国时期将豫南女童与橱窗玩偶等价拼接的杂志图片说起，发掘出“玩具”被商人、知识分子与政客们共同寄托的抵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愿望，指认了“玩具”象征的“中国性”在当时全球贸易系统中的边缘地位。1933 年上映的电影《小玩意》是本章着重关注的对象，结合“国货运动”等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琼斯深入分析了玩具商贩叶大嫂在战火纷飞中家破人亡、精神失常的悲惨命运，由此揭示出以“弱者”为牺牲兑现“未来”的进化思想和发展逻辑提出的质疑甚至批判，在章节末尾琼斯也提出了自己沉痛的追问，被历史玩弄了一番的主人公叶大嫂及其家人是否也不过是历史的“小玩意”。

第五章《狭的笼：鲁迅、爱罗先珂与现代中国童话》（A Narrow Cage ：Lu Xun， Eroshenko， and the Modern Chinese Fairy Tale）重点讨论了鲁迅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罗先珂（Eroshenko）如何通过“童话”这一作为“小说童年”和“叙事起源”的特殊文体表达自己的进化反思与发展诉求，琼斯选取了纠结着发展、主体与客体的童话《狭的笼》展开了论述。本章回到历史现场分析了爱罗先珂的“孩童”气质与“五四”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诉求的契合，以周作人与赵景深关于“童话”性质的讨论为背景分析了《狭的笼》作为一部现代主义童话的独特性所在，从语言、结构、思想等角度出发探究了作者爱罗先珂和译者鲁迅“互相书写”的文学因缘，结合具体的文本提示出“狭的笼”所象征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性及其所暗示的历史停滞或者循环的僵局，而这正与第一章中提及的“铁屋子”隐喻形成了呼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章对周作人“童话”论述的悖论的揭示，与第三章对“发现儿童”的讨论亦互为补充。

从“铁屋子”到“狭的笼”，五个章节看似彼此独立、各有主题，实则相互映射、榫卯咬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撕下了“进化”的“万灵药”包装，揭示出这一观念的舶来品从引渡、落地再到消费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曲折，以及这种曲折投射在现代文学文本之上的具体表征。假如以体量为衡量标准，那么这部仅由五个章节组成的著作理应被归为一部精巧的“小书”，但若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问题的深刻性来看，《发展的童话》则无疑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发展”的地质考古：透过“文本的琥珀”

在研究著作中，琼斯曾不止一次用“文本的琥珀”（textual amber）来指称自己的研究对象，“琥珀”作为一个地质学的术语指的是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凝结而成的莹润通透的“松脂化石”，它常保留着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古老的动植物，对于那些包裹其中的生物而言，时间将只在物理的意义上发生流逝，它们的发展则因为地质的作用而被迫中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本的琥珀”这一比喻揭示出了《发展的童话》这部著作的底色，琼斯希望通过“考古”的方式读取出附着或内嵌于微黄标本之中的生物密码，揭开被顺滑叙事所忽略或化约的丰富脉络与微细关节，还原“进化”历史进程中的迂回往复与参差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