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文体形式研究

中国文学历来有重思想轻形式的传统，这一传统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特征，影响非常深远，或者说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很难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难以例外。环顾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虽然学科越来越拥挤，成果也很丰富，但是专注于文学形式研究的学者很少，研究成果也比较匮乏。我以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深入研究现代文学文体形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与现代文学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它对中国传统文学持“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现代西方文学为蓝本。这一方式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中国文学新生的重要途径，但这也意味着它的文体形式需要有较为漫长的成熟过程——从多个形式层面上看，它在中国文体传统中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最核心，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西方文学形式如何融入中国语境中，因为新文学所借鉴的文学形式主要来自西方文化背景，这种形式的预设读者是西方读者，所以，新文学的文体形式必然需要经过“中国化”的洗礼，如此才能进入中国大众文化，并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二是如何转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新文学不可能真正远离中国传统文学，它所需要的是对传统文学进行科学扬弃和现代转化。最终，新文学也必然会汇入中国文学传统的河流，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新文学诞生已有百余年。在现代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战乱频仍，环境严酷，新文学的前进道路很不平坦。简单地说，20 世纪20 年代是新文学各种文体的起步阶段，30 年代它们逐渐走向成熟，但很快全面抗战爆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十几年的战乱极大地影响了新文学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不少优秀作家、理论家进行过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但新文学的很多形式问题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新文学的文体形式始终处在探索和成长之中，没有达到完善和圆熟的状态。

受现实制约，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新文学文体形式的讨论始终无法真正深入展开。典型如30 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讨论和40 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关涉的都是新文学文体形式的根本特征和创作方向，但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讨论都缺乏系统性的总结，也没有深刻影响到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而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时间短暂，也是在百废待兴中缓慢行进，未能充分聚焦于文体形式研究。可以说，直至今天，人们对新文学文体问题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入。文体特征、建构和演变轨迹，相关作家和理论家的探索实践，以及存在的经验教训等，大多处在悬置和不明确状态。

比如戏剧（话剧）。虽然曹禺创作出多部经典，很快将这一来自西方的文体形式推向艺术高峰，但是，曹禺只是一个天才的特例，现代戏剧创作的总体成就并不突出，像《雷雨》《日出》这样高度的优秀作品很少。这可以理解，因为话剧是一种外来的文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存在很大差别。正常情况下，戏剧艺术在中国文学中的成熟需要更长时间。由于种种原因，戏剧艺术形式本身的难度并未能为戏剧创作和研究者们所充分认识，特别是在如何将这一外来文体融入中国文化土壤的问题上，缺乏深入的探索和认真的研究。这应该是戏剧艺术在百年中国一直发展得不够顺利，近年更是趋于消亡的重要原因。

再如散文。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很发达的文体，但是，新文学的散文概念主要来自西方文学，其内涵、范畴、规范等与中国传统散文都存在较大区别。虽然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作家创作了很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有意识地对中西散文传统做了融汇和探索，但这一工作显然未能完成，系统性的散文文体理论始终没有建构起来。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虽然从小就阅读散文、写作散文，但是对散文文体中的很多问题都不清楚，如什么是散文，散文的类别、范畴，以及究竟什么是优秀散文的品格，等等。

除了关联现代文学的本质，文体形式研究也关联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征的认识。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时间距离越来越远，很多学者都在呼唤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化”。对此，我也很赞同。学术化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路径。但是，我同时也认为不可忽略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现场的关联意识。虽然现代文学的时段已经固定为三十几年，在学科方向上也会做“现代”和“当代”的区分，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与文学现场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关联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最直观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段有复杂的纠结，很多作家和创作自然横跨两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都属于同一种新兴的文学——新文学，它们的所有问题和症结都基本一样并一脉相承。现代作家的创作经验、文体上的理论和探索，都是当代作家的重要创作资源，对当代作家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现代文学永远不可能像古典文学一样成为纯学术，现代文学学者也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需要有现实关怀。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事实上，现代文学文体形式问题既直接影响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成就，也与当前文学的发展前景密切相关。如何评价中国新文学的成就，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两点是无法否认的：其一，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它的影响力远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学相比；其二，在当前世界文学之林中，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显著特色和个性。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也不只是与文体问题相关，但文体形式上的不足无疑是重要方面。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文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的边界、作家的边界、文学的意义等很多常识性知识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文学的文体形式也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发展。要让文学创作不滞后于时代发展，对其文体形式的研究就不可缺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文体形式研究虽然属于文学史研究，却也密切关联着现实。

典型如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客观抒情小说”传统，或者叫“诗化小说”传统。这一创作是现代作家尝试取法中国传统文学因素的重要实践。就像废名所说：“分明地接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也如研究者的概括：“沈从文在我国古典艺术中广采博取，他把古典诗歌的叙述故事，同湘西秀丽多姿的自然山水、古朴传奇的民情风俗熔于一炉，创造了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上述作家既深入借鉴西方小说方法，又努力探索将中国诗歌的意境美融入小说中，是对小说艺术的丰富，也是中西文学传统的融合。但是，这一创作传统的辉煌时期只是出现在20 世纪30 年代、40 年代就逐渐式微，80 年代虽然有汪曾祺、林斤澜等试图重振雄风，却无法挽回其彻底没落的命运。

我以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充分认识这一小说传统的方向性意义，也缺乏对其深入的研究。虽然这一创作远非完美，但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新文学建立独立美学品格的重要努力，具有融汇中西文学传统的方向性意义。另外，它也充分警示中国传统文学现代转化的复杂和艰难。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作家当年创作上的成功，除了源于作家们良好的文学创作能力，还源于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学积淀和传统文化素养。而这一传统在80 年代后难以为继，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创作者缺乏必要的传统文学（文化）素养，难以将传统因素融入现代内涵中。

再如新诗的格律问题。这一问题关涉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并涉及中西文化、语言差异和文学认知等领域。在新诗发展史上，有闻一多、何其芳等重要诗人对诗歌格律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创作实践。但是，如何在“自由”和“格律”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如何真正建立起中国新诗的独特形式美学，一直没有初步的答案，甚至在20 世纪中期何其芳之后，就再也没有显著的推进和思考。事实上，新诗形式美学（格律是其重要一部分）的未确立，在根本上限制了当前诗歌的创作成就，也是新诗已经退出绝大多数大众视野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诗歌国度，有非常悠久且璀璨的诗歌传统，在今天，人们乐于阅读和吟诵的依然是古典诗歌，不能不说是中国新诗的大悲剧。而当前诗歌评价标准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则充分反映出文体规范缺席的严重性。

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没有人意识到，其研究成就之所以不够突出，思想缺乏足够的推进，应该与一个重要因素有关，那就是研究的难度。由于现代文学文体关联到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更需要以多方面知识为基础。比如诗歌格律、小说叙事学等问题就密切联系着语言学、音韵学知识，需要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和外国语言能力，还需要有深厚的比较文学功底。这很容易让研究者望而生畏，也难以产生突破性的成果。但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丰富性和潜在价值都在充分期待优秀学者的参与。而且，在多年对外开放和高等教育规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者，已经较好地具备了文体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特别是在外语应用上。如果能够有意识地补齐短板，强化自己，他们完全可以取得较大突破。而且，当前高度发展的科技环境也给这一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比如资料搜集和跨学科方法的应用就较之前便利了很多。

除此以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就我不成熟的思考，以下三方面的要求不可缺少：

其一，历史语境与现代视野的结合。如前所述，现代文学的文体研究既是对文学历史的考察，也直接关联现实文学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现代文学文体研究要充分注重历史感，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只有在历史中认识研究对象，才是客观、科学的，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作家创作意义的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在历史发展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具备学术化品格的一个重要要求。另一方面，现代文体研究还要有充分的现代眼光，也就是要有现代视野和未来意识，不但需要在当前立场上来看待和认识，还要放眼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中，特别需要密切联系文学的当前处境来进行考察。如前所述，高科技对当前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本质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如文学的生产方式、审美特性等。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既可以映射出以往文学的某些不足，也能够促进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所以，进行文体形式研究，研究者在具有较好的文学史意识和史料基础之外，还需要强化文学素养和现代思想素养。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始终不应该离开对文学性的关注。

其二，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结合。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都习惯运用现代西方理论，这非常有必要。因为现代文学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产生的，对它的评判，现代西方理论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新文学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因为现代文学不能完全沿着西方文学的方向发展，只有立足于本土传统，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发展道路。所以，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学资源，以现代的视野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借鉴传统与运用现代之间并不矛盾。现代是前提，传统是基础。任何传统都是发展的，都需要现代的创造性更新。以传统为根基，进行创造性的拓展，是传统延续生命力的重要乃至唯一方式。

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严重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运用，这也有望成为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因此，在相同的形式下，中国的诗融合了启示性和简洁性。而透过它所描述的画，企图揭示某种看不见的、更深一层的东西。中国的诗，不是讨论，而是暗示；是含蓄，而不是明言。只有东方人才能够体会出诗中的真意。”文体形式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个性，将这种个性与文体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将有力推动新文学的发展。研究者需要掌握一定的中国传统文论基础，并将它们应用到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中，将促进传统文学的现代甦生。

其三，对现代文学经典和传统进行新的审视。文学经典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研究文学文体，最好的研究对象就是经典。通过对经典的解剖，能够最充分地得到相关经验、教训和启迪。而且，现代文学还处在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对经典作品需要不断地重新梳理、认识和重估。文学文体研究与文学经典化过程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促进关系。

在这当中，需要特别强调批判性的视角。当然，这里的批判是抽象意义上的，内涵是进行深入而客观的评判。长期以来，我们对现代文学经典，特别是对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一直习惯于仰视性的经验总结，缺乏批判和反思精神。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文学只有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作家们都是处在新文学的开创期，他们的开创性意义当然重要，在文体形式上存在一些不完美也同样正常。所以，我们绝不否认经典作家的地位，也充分认可作家们的文学成就和对文体形式的贡献，但也鼓励研究者们对其进行深入检讨和认真反思——特别是在文体形式层面。毕竟，经典化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只有不断地批判和反思才能促进新文学走向成熟。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提倡现代文学文体形式研究，绝不是说思想研究不重要。思想研究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之前文体形式研究太过薄弱，也为人所忽略，所以予以特别强化，希望引起同仁们，特别是引起年轻学人们的重视。从另一层面说，文体形式研究与文学思想研究并不冲突，是完全可以互相促进的——毕竟，文学作品的思想要依靠文体形式得以呈现，而文体形式的深邃处也关联着文化和思想。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在思想和形式两方面都很深入。

作者： 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著有《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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