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

这几年学界有学术热点问题评选，我看后往往莞尔一笑，因为“热点”很容易冷却的。我研究的语言问题不温不火，不可能属于热点问题。但我自认为，语言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问题，既不会过热，也不会太冷。“真”，不只是说这个问题存在着，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自身本性密切相关。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书面汉语的变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是一体的；从诗学规范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不同的诗学规范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现代书面汉语这一基础上；从未来的挑战看，近几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仿文学产品给自然人的文学带来极大的挑战，而如何评价人工智能的仿文学产品，仍然要将语言问题作为关键问题处理。

2008 年，我申报了课题“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申报书写道：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文言白话的更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都比较关注这段时期中文学语言的演变问题。当代学者中有郑敏、王一川、张卫中、王光明、郜元宝、高玉等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郑敏对汉语诗性的强调，王一川对西方语言理论的解读，张卫中对二十世纪文学语言变化的研究，王光明对现代新诗与现代汉语关系的研究，郜元宝从西方语言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研究，高玉对从语言变革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研究，这些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本课题计划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本课题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在于本课题以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文学汉语为本位，既不是以普遍的汉语为本位，也不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由此探讨如下问题：一、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汉语的生长状态；二、汉语的优与劣，即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矛盾冲突。三、汉语的体与用，即民族共同语的普遍适用性与文学汉语陌生化的矛盾。四、文学汉语的常与变，即文言、白话和欧化的冲突。五、文学汉语的器与道，即对现代个体生命的承担与对大众共同体意志（包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的负荷之间的冲突。

我提出“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观点，是基于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发展的真实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萌芽于中国人要表达域外新事物、新观念以及域外新体验的诉求。清政府派出的外交官员如郭嵩焘、何如璋、黄遵宪、张桂如等，成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又能将所看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中国人。他们往往将域外表达新事物和新观念的新名词，用音译名词的方式嵌入文言表述中，这种文言表述主要是日记和旧体诗。随着报纸和杂志的兴起，随着西学书籍和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兴起，新的语言元素不断突破着文言语句、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藩篱和边界。晚清，不只是白话文运动推动了语言和文学的双重变化，还有林纾与人合译的翻译小说、王国维等人翻译的学术著作、梁启超的报刊文章等，虽然都采用文言，但是这种文言的内部已经被新的语言元素渗透，一方面冲破着文言语句的造型，另一方面影响着文体的变化。更不用说晚清的“新小说”了，它的叙事人称、叙事方式以及科技元素等，都给小说带来了新气象。整体而言，晚清时期，书面语言变化与文学变化几乎是在自然状态中同时进行，当然这期间情形也很复杂，在此不能多述。“五四”时期，首倡文学改良的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一直思考着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他提出“活文字”的观念，就是将文学改良的基础落实在语言上。民国教育部指导下的国语运动与《新青年》阵营的文学革命双方合流，造就了文学革命波澜壮阔的景象。笔者简要梳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状况，主要是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现代转型与书面汉语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孕育于发生点，又互相推动、共同发展。文学汉语的变化以及文学的现代转型，都要落实在文学汉语的实践中。所以笔者的探索以文学汉语实践为抓手，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成果《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2 年出版。

笔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时会遇到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友人提问：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在哪儿？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化。科学与民主、人的解放、男女平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的国家体制的建立，凡此等等，无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题。但表达了这些主题，是否就规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性呢？似乎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些主题，不借助文学，借助其他艺术形式，照样能表现得很充分。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实际上指的是美学特点，笔者喜欢用“诗学”这个概念来表达这种特点。建构现代诗学，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独特的路径和框架。但是笔者认为，诗学的大厦必须建立在文学语言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而言，朱光潜、郭绍虞、克罗齐、雅各布森等中外学者都将文学与语言视为一体两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诗文的诗学规范就牢牢建立在汉字汉语这一基石上。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而言，文言、白话与方言在语体上的冲突与融合，汉字汉语与域外语言元素的冲突与吸收，体现国家意志的语言规范与文学表达的个人化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位作家的文学表达中。笔者以为，要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诗学体系，必须从文学书面语言出发。笔者对“现代汉语诗学”这一概念有过一些初步思考，研究现代汉语诗学，需要考虑如下问题：第一，现代汉语诗学以现代所有文学类型为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基于现代诗歌。第二，现代汉语诗学与古代汉语诗学的区别何在？两者的基础都是汉语汉字，虽然前者基于现代的汉语，后者基于古代的汉语。第三，现代汉语诗学如何有分寸地处理域外语言元素与现代汉语的融合与冲突问题。第四，现代汉语诗学要揭示基于汉语表达的艺术规律。这些任务看似容易，并不简单。

很显然，上述引文主要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笔者现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个案研究。比如：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新世界诗”的汉语造型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

林纾、王寿昌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

严复译作《天演论》：西方学理与汉语表达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报刊文与“新民体”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述学文体的现代性考察

伍光建译作《侠隐记》：“特创的白话”

吴稚晖《风水先生》：现代白话小说的前现代准备

周氏兄弟译作《域外小说集》：语言内伤与通向现代白话写作的可能

许指严《电世界》：科技、乌托邦与反殖民

章太炎《国故论衡》：基于文字的文学观

徐枕亚《玉梨魂》：骈文体小说与现代情感

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与新文学语言实践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实验

郁达夫《沉沦》：“中国哪有这一种体裁？”

郭沫若《女神》：“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

赵元任译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国言语的试验

鲁迅《呐喊》：现代文学汉语的开创

笔者的方法是以“语言-文体-意识”这三个支点为构架展开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当然具体到某一篇的时候，这三个支点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这十八个作品选自晚清到20 世纪20 年代初期，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初期对现代汉语诗学的初步构建。这批文章已经结集为《晚清五四文学作品十八讲》，今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近几年，随着ChatGPT 的横空出世，人工智能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文学也是遭遇强烈冲击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的仿文学产品的创作权问题，即平常人们说的版权问题。这个问题倒不只是文学要面对的，还有音乐、绘画等同样要面对。实际上，对于人工智能的仿文学产品，我们仍然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产品从人类文学作品的诗学角度来看，到底美不美？笔者曾经对微软小冰的《阳光失了玻璃窗》和ChatGPT 的仿诗做过初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人类诗歌的语言总是在突破已有的诗歌语言造型，这就是所谓的陌生化和创造性。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和创造性的实现，是植根于人类语言的切身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基础之上的。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的语言，因其丧失了切身性和社会历史性，因此无法催生出语言的超越性。ChatGPT 的仿诗虽然自然规范，但同样缺乏创造性。（拙文《从小冰到ChatGPT ：对人工智能与汉语诗学的一个考察》，《南方文坛》2023 年第3 期）

从文学语言陌生化和创造性的角度去考察人工智能的仿诗，就能比较准确地捕捉到这些仿文学作品的先天缺陷。当然，人工智能还在不断升级，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算法”和“算力”能飚升到何种地步，现在还无法断定，因此未来人工智能的仿文学产品能走到何种程度，只能拭目以待。但是不管人工智能的仿文学产品如何发展，语言问题仍然是它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评价它的最重要入口。

作者：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系主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会长，《现代中文学刊》常务副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编辑：张玲玲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