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关切“历史中的人”

前些年，王汎森在北大做过一场演讲，反思20 世纪史学中的“人的消失”问题。他认为20 世纪史学的一个倾向，是对非个人、非人格力量的不断发现，如结构、语言、团体、社会等，这也包括60 年代以后出现的“人的死亡”“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等观点。结果，就像一场特殊的足球赛那样，只看到球在跑来跑去，却看不到踢球的人。

这场演讲流布很广，引发了不少共鸣，“人的消失”似乎在人文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相较而言，文学研究本不该有这样的担心。文学本来就是“人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聚焦的对象正是以“人的文学”为历史起点，在这个学科的精神传统中，也从未缺乏对现代中国人精神处境的关切。像赵园、钱理群等前辈学者，都非常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投入，渴望在认识对象的同时，也“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即便20 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化的研究趋向，以及跨越学科边界、强调文史互动的潮流，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文学本体论、主体论的观念，但“人”从未真的消失在宏阔的理论构架或“硬核”的原初史料之中。而且，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教育史、出版史等视野的引入，相当程度上也会让现代中国人经验之复杂性和丰富性得到多维度的呈现。然而，为什么我们仍会觉得王汎森提出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者也需要面对？此次笔谈希望大家谈“真问题”与“大问题”，上面这个问题是“大”还是“小”，我没有把握，但隐隐觉得，它至少算得上一个“真问题”。

前段时间在一篇回溯钱理群老师四十年文学研究的文章中，我提到在20 世纪90 年代钱老师对战争情境中“人”的关切，并非笼统、抽象的，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规定和精神内涵，在各种类型的“人”中，他更关注的是那些精神复杂、强力之人，尤其以敏感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为代表，这样的“人”往往处于生存和精神的困境之中，承受历史选择的两难张力。不需要多说，这种对“人”的关切与钱老师一代人非常切身的、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相关。既要“设身处地”又要“正视后果”，是钱老师曾提出的历史写作的原则。从某个角度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人”的把握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对“短的20 世纪”之正反两方面“后果”的反思相关，那些被强力勾画出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往往生成于和20 世纪革命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紧张对话之中。对历史“后果”的反思，还有一种延伸或变体，即：对现代中国一些主导性“大叙事”的不断质疑、拆解，通过对历史“毛细血管”与丰富细节的呈现，来发现“人”之日常性和多种可能性，这与史学界新文化史、微观史研究的思路也不无内在的呼应。

上述两个向度不尽一致，但相互叠加，也逐渐会沉积为一些结构化的认识，“人”的形象往往是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照中被勾画的，如改造与坚守、集体与个人、超越性与日常性，乃至飞扬与安稳、大历史与小历史……这些结构化的认识甚至可以看作某种“装置”，一旦生成就忘记了起源，以不需检讨的直观方式，潜在制约了我们的理解。当然，在近二十年来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更迭中，特别是随着对“革命中国”认识的深化，那种基于新启蒙观念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人”之理解，也已被大大地相对化或再问题化了，而超克“个体”原则阶级主体、人民主体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更为充分的阐发。可正如钟摆始终会从一极摆荡向另一极，那种结构化也是类型化的“人”之理解，是否真的会被松动、被打破，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从未真的消失，但确实会有被细节淹没、被纳入给定的认知格式中而抽象化的可能。能否突破不同时代给定的观念结构，突破那些看似自明的历史直观，在交错了危机与生机的历史脉络中去把握人、理解人，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个提醒看似平常，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无论相对明朗的启蒙主义叙述，还是中国革命提供的历史叙述以及经由新的理论“武装”后的当代形态，在具有充分的历史展开力和说明力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内在的规定性、限定性，或许不能完全承纳现代中国极其丰富的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其中看似“冗余”“剩余”实则对于文学的开展、社会的构成非常重要的部分。即如“五四”时代“人的发现”命题，好像已经是一个常识，无须更多讨论。但“人的发现”其实包含了不同的层次，不仅指向普遍的现代个体对传统束缚的挣脱、主体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张扬，同时也包含了如何在被发现的“人”之间形成联动进而构成社会，如何培养人的团体生活能力，如何将看似脱序的现代“个体”重新嵌入文化的、社会的、地方的脉络中以获取现实感等诸多方面，这是“五四”时代已经开始并不断延伸的现代中国的核心性议程。这些年我自己一直致力于20 世纪40 年代战时文学的考察，特别能感受这一时期“战争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交叉’在一起”所形成的内外关系的丰富性以及对上述核心性议程的打开。因为战时的流动、迁徙以及社会空间、文化结构的重置，不仅“内地的发现”“大众的发现”成为战时文学的新面向，在丰富的内外关系之中“人的成长”或“人的再发现”，也是相当重要的面向。不仅在延安，经过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的洗礼，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在深入生活、深入乡村的实践中，完成了观念和感知的重造；即便在没有被革命政治强力打造的社会空间中，在流动与驻留的交替，在深入广大内地、边地的过程中，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了更多与他人、与不同群落、与不同社会状况接触互动的可能，并由此得以突破原有的、过于自我信赖的新文艺观念或启蒙观念，完成人的“重造”。比如，为响应延安“整风”的号召，由陈家康、乔冠华等“才子集体”在重庆发起的“生活态度论”，一时间影响非常广泛。其中一个核心的线索，就是针对“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思想、革命的思想一直处在“漂浮”之中，没有和广大的实践和实际的生活相结合的问题。换句话说，建立健全的理论系统容易，而将理论落实于身心感受之中，形成一种健全的生活态度则十分困难。而抗战带来生活范围的扩大，也让与广大人民的结合、健全生活态度的形成有了更大的可能。在这样的期待中，“生活”就成了包含“实践”却比“实践”更复杂、更多层的一个领域，除了工作、行动之外，也囊括日常的身心调整、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等。虽然陈家康等人“自作聪明”，误解了延安“整风”的意图，“到处都有生活”的论调一定程度也消解了阶级斗争和走向人民的重要性，但“生活态度论”并非对立于“整风”的内在诉求。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感情上起了的变化”就不简单依靠立场、观念的转变，同时也是因为在集体的讨论、学习和相互质询中，知识分子的自省传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调动和重新激发，“改造”的过程更多具有“修养”和“成长”的意涵，其中自然包括个人和集体、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这不仅涉及一般所谓“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习气、作风的破除，同时也涉及在新的政治和团体环境中自我的打开、人性的重造等更深层的文化课题。

再举丁玲为例。在小说《在医院中》，丁玲塑造了陆萍这一具有原型意义的形象，她的一系列努力和挫折，代表了由五四新文化所哺育、所发现的“个人”，在新的政治和集体环境中，要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要如何在“千锤百炼”中成长。如果回看丁玲本人，她也在战时流动的社会空间和团体环境中，经历了类似的成长和转变。近年来，1938 年她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这段经历及其影响，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作家而言，如何将由较多独异个体构成的人群，组织成一个有纪律的“团体”，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团长，她不仅要应对各种繁杂的事务、与各类军政长官和地方人士应酬交接，还要处理团体内部的情绪起伏和人事纠纷。依照团员的说法，丁玲是将过去写小说的天才，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一个团里来了。写一篇小说，需要将不同的人物结构在一个作品里，同样，要领导一个团，“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也把不同的个体结构到“铁轮一般”急急旋进的服务团中。b 领导“西战团”的这段经历，大大锻炼了丁玲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在后来的回忆中，她提到最初要到军队中担任政治工作时，毛泽东建议她可以从这里起步，“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在后来的团体工作、土改工作中，她也是如此实践的，“就是按照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去了解人开始的。这时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很朴素，却包含了特别的现实理解。无论是一个“服务团”，还是土改工作中面对的群众，都不是抽象的、整体性的存在，而是由充满差异、需要耐心对待的个体构成，对于团体内部构成、总体氛围和动态趋势的“透视力”，也应以对“一个一个人”的体贴“观察力”为前提。虽然后来的丁玲要面对更大的考验，但她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为何总能突破常态的、给定的社会和政治理解，写出人物独特的光彩，更为内在、更为迫切地提出人的改造与社会变革的新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团体生活、工作实践中养成的“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的能力。尤其是，她总能在由革命政治开始打造的新的乡村结构、政治空气中，在有能力的优势群体之外，注意到那些相对弱势、缺乏自我转化能力的人群的处境、心态。将不同阶层、处境的人群引领到共同的方向上来，在理解其情感状况、生活脉络的同时，激发他们身上蕴蓄的潜能，这不也正是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洞察力、观察力”？在分析《夜》中的人物何华明时，丁玲的这一特别能力，曾让另一位作家骆宾基大大赞叹，认为“这里有着真真天才的光”。

从丁玲可以看出，从对具体社会中人的理解出发，一个小说家的天才和一个团体的领导力、一种社会内外关系的感知力，是可以相互推进、内在同构的。由此可以延伸的是，“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作为认识社会、理解历史的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人文领域的研究。近二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大文学史化”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不管支持还是忧虑，我们其实都身在局中。可以注意的是，向外部历史不断敞开的同时，更多引入思想、历史、社会、文化视野，并不只是不同知识或学科板块的拼接，其目的也是整合出一种“内向”的“透视力”，去辨析现代中国社会的内在肌理，去触摸现代中国人鲜活的精神结构和生命经验。具体研究可能选取的路径不一，如情感史研究、地方路径研究、社会史视野等，相互交叠之处，已经涌流出一个方向。像“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发起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于在40—70 年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而受到学界的关注。读书会发起人贺照田在最近的文章中，就谈到“社会史视野”有可能被误解为一般史学界通行的社会史理解。为了澄清误解，他强调引入“社会”是为了突破“政治—文学”的习见框架，而读书会研究的基点意识，其实是“以历史中‘人’为媒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回到王汎森提出的问题，“人的消失”不只是某一学科内部的问题，在更大的视野中，“人”或“人文”视野的萎缩乃至消失，对于整体社会运行造成的潜在影响，显然更为紧要，更触目惊心。在现代中国，我们从不缺乏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或重造方案，相关的实践经验也异常丰富，但我们似乎又缺乏一种深厚的人文理解可与之匹配，缺乏一种有关“自我—他人—社会”的“活”的知识作为持久的滋养。这造成基于良好意图、成效显著的方案，可能同时带来对社会和人的持续伤害。抑或，即便可以一时扭转局势，塑造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政治习惯”，这些结构和习惯在养成之后却不易长久维持活力，在历史发生结构性转换之后，不能对新的社会组织、人己关系的生成，构成一种有效的内在支援。在这个意义上，骆宾基所谓“天才的光”也可以理解为“人文的光”。在历史急急“旋进”后所留下的经验层叠中，在经由历史反思不断构造形成的观念“板结”中，让更多这样的“光”透射出来，或许正是朝向现代中国敞开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使命所在，也是可能性所在。

作者：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和诗》《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

编辑：张玲玲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