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先生教给我们的事

2023 年7 月3 日，江苏凤凰出版社在苏州的江苏书展上举办了《周勋初文集》的新书分享会，邀请到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程章灿、童岭三位教授，畅谈了周先生的治学经验、教学情况和生活日常。今天为大家分享对谈的主要内容：

樊昕（后简称“樊”）：三位老师好，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周先生曾向博士生介绍治学经验，读书治学要用六分精力与时间去泛读，用四分去精读。那么请各位老师谈谈周先生的这个治学特点和治学经验。

徐兴无（后简称“徐”）：周先生是我与程章灿老师的老师，我觉得周先生是当代他的同辈学人里第一流的文史大家，他的学问可以概括为“既精且博”，这也是他有的时候很自许的。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写了一篇文章，给某个海外的学者看，对方给他的评价就是“既精且博”。“既精既博”是东汉大儒马融的自许。周先生的“ 精”，在于他对他的研究非常有问题意识，他找的都是我们平时不注意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研究的问题角度非常新颖。这就是他精致的地方。他是上海人，做事情精益求精。周先生的“博”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领域非常大。从先秦一直到清代的经学、文史之学，以及晚清的学术变迁、民国和现代的学术史研究，他都涉猎。他实际上是一个通贯的学者，用古代的话讲就是“通儒”。其次，他的方法也很广，既有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比如说大型的文献整理，他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册府元龟》校订本以及《唐语林校证》等，用的就是文献学的方法；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成就也很高，比如周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直是海内外很多高校的教科书。周先生在很多领域都进行过示范性的研究，比如《文心雕龙》、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笔记小说等，他的示范性研究，在方法方面的开辟，都为学界所重。

程章灿（后简称“程”）：刚才兴无教授已经就周先生的学术特点讲了几点很好的意见。我跟兴无教授一样，也是周先生的学生。我从1983 年进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到今年，作为周先生的学生，已经有40 年了。

其实早在周先生70 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周勋初文集》。周先生80 岁的时候，他的文集又进一步增加，丰富了内容。这一次出版的《周勋初文集》就比70 岁时候、80 岁时候出的都更加宏大、更加全面。更加宏大是说周先生的学术范围，正像这个分享会题目上说的“贯通历代、弥纶群言”。所谓“历代”就是讲周先生的学问是从先秦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当代中国学术史。所谓“弥纶群言”是说周先生的学问是博通文史，跨越多学科。刚才樊总提到，周先生认为读书要“四六开”，所谓“四六开”，就是说要用六分的精力泛读，用四分的精力精读。周先生这个说法对我们读书如何分配精力、如何做到泛读与精读相结合有极大的启示。我们读书时，特别是初涉文史之学的年轻朋友读书时，往往不知道怎么把握泛读与精读的关系，周先生说“四六开”，用六分的精力去泛读，在泛读的过程中，你要广泛地去掌握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文学、史学、目录学、文献学等，都要有所涉猎。在这种涉猎的基础上，打好你学问的根底，并找到你感兴趣的方向，然后用你四成的精力去精读。要精读的点，就是你感兴趣而且将来可以深入挖掘的点，要争取在这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我觉得周先生“四六开”的读书法提得非常好，他自己一生能做出这么多成果来，是与他的博览与精读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的。

童岭（后简称“童”）：谢谢程老师。那我就接着两位老师也聊一聊刚刚樊昕兄提到的问题，周先生著作中关于精读和泛读的问题。因为徐老师和程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我算周先生的再传弟子。

刚刚徐老师讲到，周先生是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而且是非常完美地把旧时代治学的优点和新时代治学的优点统合起来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周先生著作的第一个特点是文字很优美，文字很优美背后反映的就是精读和泛读这一读书方式。周先生给大学生开讲座的时候特别讲了一点，就是先秦的学问是根基。我还带了一本老版的《〈韩非子〉札记》，是周先生2001 年12 月9 日送给我的。周先生关于精读和泛读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传统时代其实是历史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但发展不平衡。历史的高度发达表现在政治史的高度发达，但分科史却并不怎么发达，分科史当然包括我们的文学史，这些并不怎么发达。周先生举过例子，他说唐代的政治人物，像颜真卿、郭子仪，他们在史书里何年何月做了什么官、何年何月攻了什么城池，都记得非常详细，反而像李白、杜甫这类后世的大文学家，在两《唐书》里就只有几百字。这其实是一种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决定的就是我们读书的精和博，其实也是刚刚程老师讲的分“四六开”。

周先生30 多岁的时候精读过《史记·封禅书》，他说《史记·封禅书》其实就是一部学术史。阅读《史记·封禅书》后，他写了《九歌新考》。今天我们这个地点是苏州，我们三位老师，还有樊昕兄，都是中文系出身的。中文系最核心的课程就是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部是谁写的呢？有两说：一是苏州的黄人，二是林传甲，黄人的书印量非常少，所以我们还是推崇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这就是周先生讲的分科史。周先生在著作中提到过，林传甲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分经史子集的，跟今天的文学史很不一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老一辈对精读和泛读关系的认识。就是你不能只从今天的分科史的角度出发，还是要从传统出发。这是周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周先生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曾到浦口做过讲座，他也讲了类似的话，说你们到图书馆，不能一天到晚翻现在的文学研究的杂志。翻完后你的手眼就都“翻低”了，那你的案头应该放什么书呢？他说，一个是《日知录》，一个是《廿二史札记》，一个是《十驾斋养新录》。这其实也就回应了刚刚樊总提的问题，就是精读和泛读，周先生认为这两个其实不是矛盾的，看起来是泛读，其实背后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精读和体悟。

樊：好，谢谢三位老师。第二个问题：莫砺锋教授曾说，周先生对教学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丝毫不逊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那么就请谈谈周先生的教学特色，尤其是徐院长跟童岭教授作为弟子和再传弟子，从中最大的获益是什么？

徐：周先生的教学，我觉得也是两面的，就和他的治学一样。我的硕士论文是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指导的，他做我的导师有整整6 年，我毕业以后也还一直指导我。

我觉得他教学上的两面，第一面是“大而化之”。什么叫大而化之？大而化之在平时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原来是孟子讲的，大了才能化人。周先生首先是自己学问做得好，他自己治学的态度、对学术的热情能够感化我们弟子。另外，他也不规定我们具体做什么事情，他是要让我们看，看大家的，看他自己的，这叫大而化之。他从来不让我们具体跟他做一个什么项目，帮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上博士时，他也就是定期跟我们聊聊天，谈谈最近大家的心得。他也经常向我们介绍一些学术大家是怎样治学的，以及他们的趣闻轶事，我觉得这就是大而化之。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大而化之，但大而化之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对自己学生的性情有把握。周先生是做魏晋南北朝的，他对魏晋玄学的才性学说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性情，指导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其实这就是因材施教。他跟我说过，一个人如果比较早地了解自己的才性，那么他的成功率就比较高。我觉得这是他大而化之的一面。

第二面是“精耕细作”。他的精耕细作并不体现在嚼饭喂人或手把手教你做事，而是当你写出文章、写出书给他看的时候，他的批评、他的眼光是非常细致的。我到现在都保留着周先生批改过的论文。现在大家都是电子文本了，我们以前都是手写的论文，周先生批改得密密麻麻，这就说明他对你文章的每个字词、标点符号等都细致审读过，有问题的都一一指出来了。我每次拿到手之后都非常感动。这就是他精耕细作的地方，就是做给你看。

童：樊昕兄点了徐老师和我，那我就也讲一下。无论是周先生还是程千帆先生他们这一辈人，其实他们对于教书育人，某种意义上比对自己的科研看得更重——这个莫砺锋老师也提过。周先生70 多岁时，给博士生开过课。我非常有幸，其实那是他最后一次给博士生开课，讲李白研究，在老中文系的六楼。当时，我记得不光有研究生、本科生，还有南京地区的其他一些青年教师，都过来旁听。他上课不是简简单单地谈李白，而是围绕李白或者说学术研究来谈。晚清民国以来的一些学术掌故，他也讲了很多，信息量非常大。我还记得，一直坐在我旁边的是南京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青年老师，他从头到尾一直听完，他和我很感慨地说：到底是大学者，太厉害了！然后他还问：我看你常常上去帮他擦黑板，你是他的学生吧？我说：我是在读研究生。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笔记一直没记下来，周先生每次上课都提到一个学者的名字，姓fang 名tang。我说：那不是学者的名字，那是“荒唐”。周先生是上海人，“荒唐”周先生就说“方唐”。

周先生有一本书是《师门问学录》，这本书非常可以体现他是怎么教书育人的。这些事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余历雄记下来的。我觉得今天有志于古典研究的朋友，可以读下这本书。周先生对教学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舍得花时间。我记得2001 年，我作为一个小本科生，有一个问题看不懂，我就写了封信托俞士玲老师帮我转送周先生。周先生看完之后，就给俞士玲老师传话说，让这个小朋友到我家来见我。作为本科生的我第一次见周先生的日子，我还记得，是2001 年11 月18 日。周先生的教学，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这也是我们南京大学两古学科为什么可以薪火相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不论是弟子还是再传弟子，都应该把这个好的传统传承发扬下去。

程：虽然樊总没有问到我，我还是自告奋勇地来补充两句。我非常赞同刚才兴无老师和童岭老师说的周先生教学的这个特质。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补充两点：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读博士。我们那时候读博士，不仅被叫作“穷博士”，还被叫作“傻博士”。有一次，南京大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在南园的橱窗里搞了一个展览，请老先生们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题写一些寄语。我记得非常清楚，周先生题写的一句话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这句话就是一根定海神针。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周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我觉得有个特点，他批改我的作业、我们那届研究生同学的作业，是用铅笔批改的。为什么用铅笔改呢？就是刚才兴无老师说的，首先对学生有个鼓励，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的意思是说，我批改的、我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接受，但是我给你们提出这么个建议，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周先生非常尊重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这是周先生批改学生作业的一大特点。这是我补充的第二件事。

樊：好，谢谢。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谈一谈周勋初先生对南大文学院，尤其是两古专业的贡献。周先生曾经也是古籍所的所长，程章灿老师是现任所长。请谈一谈周先生对东南学术传承和在推广优秀文化传统上做出的突出的贡献。请程所长先说吧。

程：好的，谢谢樊总。我们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简称古籍所）创所的所长是程千帆先生，周先生是第二任所长。周先生领导研究所的时间比程先生更长。我觉得周先生对于古典文献研究所发展的贡献，大概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认为是人才培养。周先生极为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除了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还涉及对古典文献研究所或者说古典文献专业以及年轻人未来发展的规划。我是1989 年博士毕业就到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的。一到研究所，周先生找我们开会，就很明确地提出，研究所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古籍所有三位老先生：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三位老先生负责给我们做发展规划，负责指导我们。年轻人凡是有不懂的，跟三位老先生请教。古籍所那个时候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中古文献研究，尤其是唐代文献研究。关于唐代文献的研究，古籍所分了三组。一组专做唐代或者中古的佛、道教文献研究，以赵益、曹虹来主。那时候赵益还是年轻人，曹虹也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博士。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中古的石刻文献，由我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承担。第三个就是关于唐代的笔记小说和史部文献研究，包括姚松、严杰、武秀成等。程先生、周先生、卞先生这三位老先生负责指导我们。因为有了明确的方向，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所在方向的研究专家，都有非常专深的研究。